1079年苏轼被五花大绑押入御史台，以为这次必死无疑|仁宗|御史台|王安石|苏轼|苏辙|苏过

1079年苏轼被五花大绑押入御史台，以为这次必死无疑，没想到站出来救他的竟是政治上交锋多年的宿敌王安石

1057年，四川眉山走出来的那个年轻人，谁也没料到会在此后四十年里，把整个北宋官场的贬谪路线走了个遍。

被贬、起用、再被贬，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穷，却偏偏一次比一次写得好。

这不是苦尽甘来的路，是一个人在不断碰壁之后，硬是磨出了另一种活法。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跟着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眉山，进京参加科举考试，那年他才21岁。

同年，兄弟二人双双进士及第。宋仁宗赵祯拿到苏轼的卷子，当场就说了一句日后被反复引用的话：给子孙物色到了两位太平宰相。仁宗是个看得准人才的皇帝，这话不是随口一说，底下人没几个敢不服气。

但进士及第的喜讯还没来得及消化，坏消息就到了。苏轼的母亲程氏在眉山病故，没能等到儿子们进士登科的那天。苏轼只能和父亲、弟弟一起回乡丁忧三年，仕途还没开始就先按了暂停键。

苏轼从小是被母亲程氏带着读史书长大的。程氏给他讲《范滂传》的时候，苏轼提出长大要做范滂那样的人。范滂是东汉名臣，33岁死于党争，临死前告别母亲那段，苏轼记了一辈子。程氏的态度很干脆，表示苏轼若能做范滂，她便做范滂之母。

这句话，在苏轼此后几十年里，是撑过所有风雨的底气之一。

丁忧期满，苏轼再次入京参加制科考试，拿下了最高等级三等的成绩。从宋朝开国到苏轼，获此等级者寥寥，这在整个宋代属于极少见的高分。

苏轼由此被外派到陕西凤翔府担任签判，相当于地方政府里的秘书长兼幕僚长。三年任期满，宋英宗即位，记得苏轼这个人，打算把他调回京师担任知制诰，也就是专门给皇帝起草文件的近臣之职。

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苏轼大概会在三四十岁的年纪进入权力核心。可这条路根本没走顺畅。

妻子王弗在苏轼三十岁那年去世了，夫妻二人感情极深，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写了苏轼整整十年的思念，这是后话。紧接着，父亲苏洵在第二年也离世，苏轼回乡丁忧，再次把仕途悬在了半空中。

三年丁忧结束，再度入京，已经是熙宁年间。苏轼不知道的是，他离开的那几年里，整个政治生态已经彻底变了样。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推行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决心是真实的，神宗皇帝支持变法的力度也是真实的。整个变法派在朝中处于强势地位，反对的声音越来越难发出去。

苏轼是站在反对一侧的。他不是单纯反对变法本身，而是认为王安石求治太急，用药过猛，对积弊多年的朝廷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他向神宗上了好几份谏言，措辞直白，观点鲜明。这些话很快传到了王安石和改革派官员们的耳朵里。

王安石这个人有个特点：坦荡，做事不绕弯。他直接表示，苏轼和自己政见不同，无法重用。这算是光明正大的态度，至少没有设圈套。

但另一些改革派的官员就没这么干净了，他们开始四处翻苏轼写过的东西，想找点把柄。苏轼作诗几千首，在这么大的数量里找几句能被做文章的话，根本不是难事。

苏轼感受到了压力，向朝廷申请外调，主动离开了权力中心。

第一站，杭州通判。官比原来小了，但杭州这地方给苏轼留下了好印象。山水有了，名士有了，他在这里没觉得太憋屈。三年任期满，苏轼自请调往密州，因为弟弟苏辙当时在济南，密州离济南更近，兄弟间能少些相思之苦。

密州的日子是苏轼第一次真切摸到穷字边儿的时候。

密州没有杭州的富庶，当时还赶上了蝗灾肆虐，百姓食不果腹。苏轼刚上任，就把手头的政务理清楚之后，直接投入到治蝗工作里去了。他写过一首诗描述蝗虫的场景，用项羽大军遮天蔽日来比喻，说明那蝗灾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密州的物资匮乏，苏轼自己的餐桌也没好到哪里去。他在密州写道，当地物价低、饮食差，常常拿"君子固穷"四个字宽慰自己。在杭州时有朋友喝酒谈诗，密州寂寞得多，苏轼只好以书为伴，拿起了《庄子》重读。

这个细节值得记住：同一本《庄子》，苏轼少年时读过，年轻时读过，但只有在密州这段寂寞岁月里，在见识过真实的民间疾苦之后，那些文字才在他眼里焕发出了完全不同的光彩。

《庄子》里有一句话："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苏轼后来把这句话活成了自己的处世底色。

密州之后，苏轼转任徐州、再转湖州。在地方任职的几年里，他治过洪水、修过水坝、挖过运河，是个干实事的官。可干实事的人，往往不是最善于保护自己的那类人。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照例向皇帝上了一份例行的谢表。这份谢表里有几句话措辞不太谨慎，被人摘了出来。再加上他历年诗作里的若干句子，整体编排成了"讥讽朝政、诽谤新法"的罪名，一份弹劾苏轼的奏折送到了御史台。

这就是"乌台诗案"的起点。

御史台因为院子里种了大批乌鸦巢树而被称为"乌台"，是专门处理弹劾案件的机构。苏轼的案子一进去，就成了那年北宋朝野上下最烫手的案子。

朝廷派人去湖州拿人。那天苏轼刚交接完手头的工作，就被押上了官差的船。他请求能和家人道个别，官差不许。家眷们匆忙赶来，也只来得及目送他离开。从湖州到汴京的这段路，苏轼大概已经把最坏的结果想过了一遍，前路凶多吉少。

进了御史台，苏轼被关押了整整130天。御史台的审讯并不温和，要从他写过的诗里一句句坐实罪名，苏轼所有的文字都成了呈堂证供。

乌台诗案期间，朝野上下有不少人为苏轼说话，其中有几个人的名字格外值得记。

弟弟苏辙第一时间上奏，请求以自己的官职换哥哥的一条命。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也出了声，说仁宗皇帝当年夸苏轼的话，不能就这么被辜负了。

还有一个人——王安石。

此时王安石已经因为变法受挫而退居金陵，不在权力核心，但他还是托人传话，意思是盛世不该杀害有才之人。

王安石和苏轼在政治上交锋了多年，苏轼反对他的新法，言辞从来不温吞，但在苏轼快掉脑袋的时候，王安石没有落井下石。这件事，后来被很多人单独拿出来讨论，觉得里面藏着两个各有棱角的人之间，某种没有说出口的惺惺相惜。

最终，苏轼被免除了死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擅离，不得签署公文。这个职位基本等于软禁，有官名、无实权，去一个偏僻地方自生自灭。

黄州，在今天湖北黄冈，当时是个水患频繁、物资匮乏的小地方。苏轼就这么被发配过去了。

苏轼到黄州的时候，随行的还有几个家眷。住的是旧废营地修缮出来的房子，日子捉襟见肘，家里人口多，生活费根本不够用。

面对这个处境，苏轼的应对方式出乎意料的实际：他去当地开垦了一块荒地，自己种菜、种粮食补贴家用。这块地在黄州东边的一个坡地上，苏轼给它取了个名字，就叫"东坡"。

"东坡居士"这个号，是从这里来的。

黄州的日子苦，但苦得有一种奇怪的质感，不是沉甸甸往下坠的那种苦，而是慢慢磨出了另一层东西。苏轼自己说，黄州有山有江，风景不错，物价也不高，早睡晚起，竟然分不清是来享福还是来受罪的。

这话当然是苦中作乐，但也是真心话的一部分。

他在黄州读书，重读《庄子》《论语》，反复咀嚼那些以前觉得懂了、后来发现没懂的东西。他在黄州喝酒，招朋唤友，在自建的"雪堂"里一醉方休。他在黄州夜游赤壁，遇到暴雨，没处躲，就那么淋着，回来写下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黄州四年，是苏轼文学创作最密集的一段时间，《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几乎都出自这里。

一个人被关进最窄的地方，反而写出了最宽阔的文字，这事在苏轼身上是真实发生过的，不是后人附会。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被量移汝州，后来朝廷再度起用，他先后回到朝廷任职，但旋即又陷入了新的党争。

宋哲宗亲政后，改革派重新得势，苏轼再次成了被打压的对象。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惠州在今天广东，当时是岭南烟瘴之地，属于流放重犯的去处，常规认知里，这种地方去了就别想回来了。苏轼到惠州的时候，已经58岁。

朝廷里打压苏轼最积极的那批人，大概以为发到惠州就够他受的了，没想到苏轼在惠州又写出了一批诗，其中有一首写荔枝写得太陶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朝廷里某些人看到这句话，觉得苏轼日子过得太舒坦了，于是一纸诏书，把他再往南贬。

这一次，是儋州。

儋州在今天海南省西部，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渡过琼州海峡，踏上了这片土地，那年他已经60岁。

这是整个北宋官员贬谪历史上，极少人能被贬到的地方。当时的儋州，没有像样的房子，没有药，没有书，语言不通，气候湿热，被认为是有去无回的蛮荒之地。苏轼的住所一开始是官屋，后来也被收回去了，他不得不自己动手，带着儿子苏过，在城南建了几间茅草房，取名"桄榔庵"。

这是苏轼一生里最艰难的处境，没有之一。年过六十，远离中原，亲友凋零，身边只剩儿子苏过陪着。

但苏轼在儋州做的事，和他之前在每一个被贬之地做的事，有一个共同点：他没有就此趴下。

儋州当时几乎没有汉文教育。苏轼到了之后，开始向当地人讲学，整理典籍，帮当地人建立起了一套能读书、能考学的基础。此前，儋州从未有人在科举中考中进士；苏轼离开儋州没几年，就出现了第一位进士，名叫姜唐佐。

这件事在海南当地流传了很久，几百年后当地人还记得苏轼做过这件事。

他在儋州还研究饮食，写了不少记录当地食物的文字，把牡蛎、生蚝、各种南方特产写得津津有味，笔调里没有任何被流放的悲凉感。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书信里，言及当地食材颇有意趣，还担心中原人知道了会争着来这里。

一个60岁被发配到天涯海角的人，还在担心美食秘境被人发现——这种心态，不是装出来的。

苏辙读到这封信，哭笑不得，又感动又心疼。

苏轼在儋州度过的三年，是他用《庄子》打通关节之后，把那套哲学真正活出来的三年。

《庄子》里最难被普通人接受的，是对"死生"的态度。庄子认为，人不过是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死亡不是终点，也不是悲剧，是一种变化。苏轼年轻时读这段，能理解文字意思，但未必真的能感受到。

经历了乌台诗案、黄州的穷困、惠州的流放、儋州的孤绝之后，苏轼再回头看这段话，写下了一句："美恶在我，何与于物。"外在事物的美与丑，其实都只在你心中，与外物无关。

这不是自我安慰式的鸡汤，而是一个人把苦难走透了之后，结结实实磨出来的东西。

密州时期的苏轼还会写"凄然北望"，黄州时期还有"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低落，但到了儋州，这种情绪基本就消失了。不是他不再感受苦，是他已经有了和苦长期共处的能力。

儋州期间，苏轼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年岁大了，岭南的气候对中原人本就不友好，苦日子又叠加上去，他的体力大不如前。

他知道自己的状态，但也没有过分担忧。他在写给友人的信里提到过自己的身体，语气坦然，有点像在跟朋友报备一件寻常的事——有些毛病，但还扛得住。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太后向氏垂帘听政，大赦天下。苏轼终于等到了遇赦的诏令，获准北归。

告别儋州那天，已经是他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三年之后。当地的百姓出来送他，这个场景在史料里有简单记载，不复杂，但足以说明苏轼在这里留下了什么。

一个被朝廷发配来的罪臣，走的时候被当地人送别——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某种说明了。

北归的路很漫长，从儋州渡海到廉州，再一路向北。苏轼已经64岁，一路走走停停，身体吃不消长途跋涉，在好几个地方停留修整。

路上他写了一些诗，其中有一首写渡过琼州海峡时的心情。多年前他渡海南下，心情五味杂陈；多年后原路返回，他写的是风平浪静、心如止水。不是因为海更平了，而是人变了。

他在途经地方停留时，当地的官员、读书人纷纷来拜访，想见一见这个活着的传奇。苏轼这时候的待人接物，没有一丝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的戾气或者冷漠，来的人他都见，聊得投机的就多待一会儿。

章惇是把苏轼贬到儋州的关键推手之一，此时章惇本人也因为政治变动而失势。两人的境遇在同一年发生了对调。苏轼对这件事的态度，是写了一封信给章惇的儿子，表示不计前嫌，还给出了一些保重身体的建议。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的春天，苏轼辗转来到了常州。他向朝廷申请，希望能在常州定居，奏折还没批下来，身体已经撑不住了。

他接受了当地官员送来的躺椅，拒绝了老朋友托人带来的"神药"。那药据说可以延寿，苏轼不信，更不愿意在这种时候靠不确定的东西折腾自己。

围在身边的人里有儿子苏过，还有几个多年的朋友。苏轼安慰儿子苏过，说自己这一生没做过亏心事，走得坦然。

他的好友维林和尚来探望，两人聊了一会儿。苏轼留下的话大意是，死生不过是件寻常事，没什么好费心的。庄子说过"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把生过好了，死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苏轼这四十年走下来，把这话从文字变成了真实的体验。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常州病逝，年六十五岁。

苏辙在苏轼病重的那段时间，不在常州，没能赶上最后见一面。这件事让苏辙后来在文章里几次提到，带着深深的遗憾。

兄弟二人一生中，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算多。少年时同在眉山；进京赶考；此后各地任职，分多聚少；苏轼每次被贬，苏辙都是第一个站出来的那个，有时是上奏求情，有时是变卖家产接济，有时是一封长信来来往往维系着连接。

苏辙比苏轼多活了十一年，一直活到了74岁，是那个时代少见的高寿。他在《栾城集》里写了很多关于苏轼的记述，字里行间是那种经历了太多之后，说不清是心疼还是佩服的复杂情绪。

苏辙为苏轼写的那篇墓志铭，最后几句，是世间最难写的那种文字——既是评价，又是道别，还得把他们两个人这一辈子说清楚。

苏轼留下的诗词文章，数量惊人，风格跨度极大，从少年时的意气风发，到黄州时的沉郁苍凉，再到晚年的澄澈平静，一个人的四十年，全在这些字里。

有一件事可以拿来对比看：苏轼的对手们，变法派的那批官员，有的在政治上的确比苏轼春风得意了更长时间，但在后世的记忆里，留下的分量远不如苏轼。

宋代的宰相换了一茬又一茬，多数人的名字，今天提起来，需要翻资料才能想起来是谁；苏轼写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天的孩子从小就背，背到不假思索。

这不是说权力不重要，而是说，有些东西放在几百年的时间跨度里，衡量出来的价值完全不同。苏轼一生没做过宰相，被仁宗皇帝那句夸赞终究只是夸赞，没变成现实；可他留下的那批文字，在日后一代又一代的人里找到了共鸣，而且还在继续。

苏轼这辈子被贬的地方，从杭州到密州，到徐州，到湖州，到黄州，到汝州，到惠州，再到儋州，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能查到名字的事：治水、修堤、办学、抗蝗、恤民。

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完美，他有过判断失误，有过力不从心，有过被当地政治环境掣肘而无法推进的无奈，这些他自己在文字里也有过坦承。

但有一点始终没变：到了哪里，他就干哪里的事。不拖着，不假装，不靠熬日子等召回，而是真的把当下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地方来对待。

苏轼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他才华绝顶，而在于他的才华是在生活里真实用上了的，不是养在象牙塔里的东西。

他懂水利，所以能在徐州治洪；他懂农事，所以在黄州能开垦出养活家人的那片土地；他懂教育，在儋州开了文风未开的先河。这些本事，是他读了那么多书、走了那么多地方、和那么多人打过交道，一点点积攒出来的。

苏轼的豁达，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那种，他的豁达是接了地气的，是摸过穷土、种过菜、淋过暴雨的人才磨得出来的那种。

有个细节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在黄州穷的时候，想出了一个控制开销的方法，把每月的生活费分成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每天只取一份，绝不提前动。这个法子，是他从前代士大夫的做法里学来的，用在了自己最窘迫的年月里，管用。

苏轼在写给苏辙的诗里，有过很多次提到团聚的期待，但实现的次数极少。最后一次长时间在一起，大约是在苏轼北归途经某地短暂停留时，兄弟二人见了一面。之后苏轼去了常州，再没能动了。

建中靖国元年那个七月，一直到苏轼走的那一刻，他的身边都是安静的。

他这一生写过的字，加起来几百万字，可到了最后，他留下的话大意是：死生是件寻常事，没什么值得费心的。四十年，从眉山少年到儋州老人，这条路走到头，他把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毫无破绽。

苏轼身后二十六年，北宋灭亡。那个他用尽半生想要效力、想要改变、在其中摸爬滚打的朝廷，在靖康之变里轰然崩塌。他的名字，却因为他写下的那些诗词，活过了那个朝廷，活过了此后一千年，并且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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