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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已经落下帷幕,关于“学霸”“考试”的讨论又热了起来。
如果将时钟拨回近千年前的宋朝,22岁的王安石也曾站上科举的巅峰——本可中状元,却因一句话触怒皇帝,被降为第四名。这场“人生最大的变故”,反而开启了他在官场上特立独行的后半生。他是怎么炼成的?又为何成了众人眼中的“拗相公”?
文景最新出版的《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就讲了王安石如何走出他的科举之路。
《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周琳 著
下文选自
《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
庆历二年(1042年),22岁的王安石第一次参加殿试,就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中进士。据说他本来可以中状元的,只是因为试卷中有一句话冒犯了仁宗,所以被降到了第四。从第一名降到第四名,对那时的王安石来说,简直是人生中最大的变故。
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王安石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喜欢读书,过目不忘,写文章更是快得像风一样。别看他写的时候好像漫不经心,但写出来的文章总是让人拍案叫绝。如此“学霸少年”到底是怎么炼成的?
首先,王安石非常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全民崇尚读书,而且读书回报很高的时代。如果他出生在唐朝或者更早,再会读书可能也没什么用。
在隋唐以前,朝廷选拔官吏采用“荐举制”。就是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向朝廷推荐他们认为有能力做官的人。推荐的标准包括: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明习法令,足以决疑;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
也就是说,有3类人可以得到推荐:一是道德高尚的人,二是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人,三是知识渊博的人。会读书只是入选条件之一。
可是在现实的操作中,这些标准也就是个摆设。推荐人通常是想推荐谁就推荐谁,而且大多不需要考试,有过硬的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就够了。所以就有了东汉那则很讽刺的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内封
到了魏晋南北朝,朝廷甚至连公平选拔的样子都懒得装了,直接实行“九品中正制”。就是将有资格做官的家族分为一品至九品,你若出身一品家族,就能获得五品以上的起家官,晋升也更快。你若出身九品,或者根本不入流的家族,那不管你多优秀,体制内的飞黄腾达基本上就和你没关系了。而王安石就出生在一个七品官员的家庭。
那么“学霸王安石”如果生在唐朝,他的机会能多一些吗?也不一定。因为唐朝虽然实行了科举制度,但是大量的官职还是通过推荐选拔,平民子弟通过考试走上仕途的少之又少。即便是“诗圣”杜甫,也是“复读”了10年,3次落榜,最后铩羽而归。
只有到了宋朝,学霸们才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宋代的科举和唐代的科举一样,都是不问家庭出身,自主报名,按照考试成绩决定是否录取。但是宋朝的科举考试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比如通过糊名(把考生的姓名、籍贯用纸糊起来,不让阅卷者看到)、誊录(将考生的试卷抄录下来,再交给阅卷者)等方法,防止考生和阅卷官作弊。进士科的考试减少死记硬背,侧重于考查考生的文笔、思维、见识、义理,颇像今天的“非标准化考试”。
这样一来,科举真的成了学霸们人生逆袭的机会。据统计,北宋南宋两朝,获得科举功名的共有115427人。而少年王安石生活的仁宗时代,一次科举考试中参加发解试(初试)的人数,甚至多达42万人。
《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
看懂了形势的宋代家长们,很快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拨“应试教育高潮”,最疯狂的正是王安石的家乡江西。
一起来看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
这个故事讲的是,北宋科举考试中有一门“童子试”,专门选拔天资过人的少年。于是江西饶州就出现了“神童速成补习班”,受到家长们热烈追捧。补习的方式是,把孩子放进一个竹篮,悬挂到树梢上,没日没夜地背书,不背完不准下来。这样骇人听闻的手段打造出来的当然不是什么“神童”, 而大概率是神经病。后来朝廷都被这种疯狂的操作吓着了,不得不中断了童子试。
《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剧照
生长在这样一个应试教育大省,王安石却不用遭这份罪。
因为他的目标才不是这种门槛低的童子试,而是科举考试中最精英的“进士科”。王安石父亲的家族至少有两名进士,其中一位就是王安石的父亲,王安石母亲的家族也至少有3位进士。虽然王安石的父亲官职不高,可是他的朋友圈一大半都是进士和文化名流,所以王安石从小接触了很多既有学问又有丰富科举经验的长辈,他拥有的教育是“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豪华配置。再加上天生的聪慧,这少年已经妥妥地赢在了起跑线上。
学习好成这样,他的内心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冲动。在一首回忆自己少年时光的诗中,他写道: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这几句写的是他16岁时的心境,那时他就已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自己成为像上古时代后稷、契那样的圣贤,教养民众,治理天下。虽然他可能并不知道,践行这个理想将有多难。
正因为如此,王安石在步入官场之后,成了一个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人。从22岁考取进士到50岁主持变法,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地方任职,工作过的地方包括扬州(近5年)、鄞县(近3年)、舒州(3年)、常州(近1年)、江宁(近1年)。
其实王安石在考取进士后,就已经获得了“京官”的编制。之后他被朝廷外放到扬州,大约是让他在基层工作上磨炼一下,只要任满3年就可以递交申请,调回京城担任一些清闲而且升迁快的官职。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在地方上一干就是12年多。每到一个地方,他最关心的就是水利、农桑、教育、救灾、济贫这些既费力又难出政绩的事情。
在他34岁的时候,朝廷要求他无论如何要回京城任职,但是他拒绝了任集贤校理,而去当群牧判官。要知道,集贤校理是专门为青年才俊设置的职位,工作清闲,地位高,还属于皇帝的秘书班子,群牧判官就是养马的,既不需要多大的才能,更不容易升官。可就算按着他的心意去养了马,王安石还是闹着要走。两年之后,朝廷放他去了常州。
《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剧照
后来的10年,王安石成了大宋官场上最不识抬举的一个人。朝廷不断地给他官做,他却不断推辞。最离谱的一次是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 朝廷任命他参与修起居注,就是记录皇帝每日的言行作息。能够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皇帝,多少人做梦都盼不到,可他连着写了十多份奏章说自己干不了这个工作。最后朝廷派人把委任状送到他家,他却躲到了厕所里。差役见这架势,把委任状放到桌子上拔腿就跑,他居然不依不饶地追出去,好说歹说还是把委任状还给了人家。正因为这些古怪又倔强的行为,人们叫他“拗相公”。
王安石不仅是一个怪官,也是一个怪人。宋代人记录了他许多的“迷惑行为”。比如他衣服经常又破又脏,出门时能好好洗个脸就不错了;又比如他吃饭的时候因为懒得夹菜,所以吃的永远只是离自己最近的那一道菜;有一次去宫中和仁宗皇帝一起赏花钓鱼,他居然把一碟子鱼饵全吃光了。以至于仁宗都怀疑,一个成年人怎么可能这么迷糊?他莫不是在哗众取宠?但是从王安石一贯的言行来看,他还真不是。他纯粹就是情商低,对一切“不重要”的事漫不经心。
王安石可以说是一个集天才和疯子于一身的 “孤勇者”。高标远视、我行我素,古怪而专注,偏执却务实。他耗尽大半生的时间,似乎只在等待一个带有“天命”意味的召唤。
与此同时,时年21岁的皇帝赵顼想要彻底改变这个国家,想要物色一个理解自己的宏大愿景,并且能够力排众议、说干就干的人,那还有谁比“拗相公”更合他的心意呢?而这一次,王安石再也没有推托。
《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剧照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月,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变法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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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明灭
历史深处的宋人
周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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