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历史·社科
著者：王德昭
定价：89.00元
出版时间：2026年6月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从书：溯源·学术经典
书号：978-7-203-14121-1
开本：16开
成品尺寸：155*230
印张：14
字数：206千字
页数：224
读者对象：历史爱好者、对考试制度感兴趣者、对清史感兴趣者
普通关键词：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学科关键词：中国史、清史、考试制度史、清代思想史
◆内容简介
本书为王德昭先生代表作，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论有清一代之科举制度，从大处着眼，由要处入手，论其由来、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对于教育与民风士习的影响，至于清季废止之经纬，及近代新教育制度之萌兴等。尤其着重于清季朝野有关科举的存废之争，从维护科举者和主张停罢科举者各自所持的理由，以见科举之所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的根源，及其最后不得不遭废止的原因。本书在综合分析制度、排比史事的同时，也呈现出一部围绕科举的清代思想史。行用五百年的考试之法虽已废除，但围绕科举产生的种种观念，其残影仍徘徊于世间，则本书于今之社会亦有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王德昭（1914—1982），浙江嘉兴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于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长，1966年起任敎于香港中文大学，历任历史系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副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学贯中西，尤专长中西交通史、西洋史及史学理论、明清及中国近代史等方面，主要专著有《明季之政治与社会》《文艺复兴》《西洋思想史》《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历史哲学与中西文化》及《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
◆编辑推荐
教养之道在学校，鼓励之方为考试，两者殆如车轮、鸟翼而交相成也。明清两代，科举必出于学校，学校与考试渐混为一，卒至于视学校为科第之预备，教授、训导不闻课学，专以送考。“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业废矣。”
◆王德昭的治史之风
人们曾经非议过史学界专注考证的风气，认为这种风气每会使史学者对史事的认识襞积破碎，因而违反史学本身所应具的经世致用的价值。不过接着而来的却是一阵无力的空潮，若干取巧的、大言的、公式主义的著作，风行了一时，接着又消沉下去。
本来，历史的发展既然是一个历程，我们对史事就也应该用一种对于历程的看法，来加以观察。我们观察一条道路的延伸，如果我们需要得到关于这条道路的全部知识，第一我们就必须要知其“然”，方向的遵循、地势的崇卑、景物的取舍、基面的构筑，乃至沿路的设施等等，都是应该知道的条件。然后我们再进而求其“所以然”，就是从各种相重的关系中，探索出所以如此的理由。不知前者而想追寻后者，其结果只能出诸凭空的虚构；仅知前者而不知探索后者，则其势将永不能透悟其中的道理，而其所得也只能限于路工的片断知识，不能往观全局。这两种看法，前者是考证的、记录的、叙述的；而后者则是哲学的、原理的，或所谓史观的。
——王德昭《明季之政治与社会》（1942）
◆图书目录
一 弁言与史料举隅二 明清制度的递嬗三 清代的科举入仕与政府四 科举制度下的教育五 科举制度下的民风与士习六 新时势、新教育与科举制度的废止后记补记
◆试读章节
一 弁言与史料举隅（节选）
本书为撰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成绩的一部分。计划之初，原只拟就清季朝野有关科举的存废之争，一加论究，从维护科举者和主张停罢科举者各自所持的理由，以见科举之所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的根源，及其最后不得不遭废止的原因。科举考试，在中国历史中可以远溯至隋唐，成为历代政府登进人才和民间社会地位升降的一条重要的途径。科举考试，在实行的制度上历代虽有因革损益，然清承明制，即以清代所实施的制度而言，行之也有五六百年，则其卒遭废止，其历史意义及其所生的政治社会的影响的重大，可以想见。但一经从事，便见科举考试既关系一代的制度，如不对制度本身及其他有关的方面有所澄清，则其存废问题的历史的意义，也难以充分阐明。于是遂从原来的一个专题的拟议，扩张而为五个专题的研究，即（一）明清制度的递嬗，（二）清代的科举入仕与政府，（三）科举制度下的教育，（四）科举制度下的民风与士习，和（五）新时势、新教育与科举制度的废止。
以上的说明之所以必要，因为本书虽尚能包摄清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的方面，然究竟仍是一专题研究之作，而不在概述清代的科举制度。后者自有商衍鎏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窃意一时尚不必另作。同时，因为本书各章皆取专题论文的形式，独立成篇，为求各篇首尾完整，在篇与篇的起讫之间便不免有少数语句的重复。各篇的附注也都各自独立，不相牵涉。
邓嗣禹先生于其《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中说，“中国载籍，言及考试者，几于无书无之”，确是事实。所以要为科举制度聚集史料，无论如何不惮涉猎，也总难免仍有遗漏。而且，即就涉猎所及，影印钞摘，结果加以引用的，又往往十才一二。不过，一项历史研究的进行，必有其基本应用的史料。以下是本书借以撰成的基本史料的举要，并作浅释。
本书因关系一代的制度，所以应用资料，以官书为多，而官书又以政书为主。清代自康熙朝始，雍正、乾隆、嘉庆历朝皆修会典，颁示现行典制，以官统事，以事隶官，称《钦定大清会典》。乾隆以前，于《会典》各条下散附有关则例，以明其因革损益的由来。乾隆时始以则例别录，所谓《会典》“具政令之大纲”，《则例》“备沿革之细目”。嘉庆朝因之，于《会典》外别编《会典事例》，并附《图说》。今所用者为光绪十二年（1886）时所敕纂，二十二年纂成进呈，二十五年刊刻颁行，共计《会典》100卷、《会典图说》270卷、《会典事例》1220卷。内吏部有关职官铨选与除授各卷、礼部有关贡举与学校各卷，以及翰林院与国子监各卷，本书征引尤多。《会典》既为现行的典制，而《事例》明现行典制的由来，所以纂修极其慎重。据光绪十二年敕纂《会典》时大学士李鸿章等奏请，“应令会典馆纂修各官，亲赴皇史晟，敬谨恭阅〔历朝宝录〕，凡于典例有关者，钞录备纂”；嘉庆朝《会典》后增修的部分，因“皆系现行常例，查核〔在京大小衙门〕案牍，最为紧要”。清政府各衙门记载诏令章奏的日期，因收发时日不同，先后互异；私家记载亦然。今一以《会典事例》为准。
政书中介乎记注与撰述之间的有《通典》和《通考》，论其体例，盖源于纪传体史书的书、志。唐杜佑撰《通典》，分八门，内第二为选举，第三为职官。其自序说，“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足见其对于一代典制中的选举的重视。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大抵仿《通典》而益加推广，分二十四门，内第九为选举，第十为学校，第十一为职官。其自序说，所谓“文”者，“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献”者，“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宋郑樵撰《通志》，分帝纪、列传、世家、载记、谱、略，有会通诸史之志，而四库目录既以之列为别史，金毓黻又称之为“总辑之史”。清乾隆时敕修续三通与皇朝三通，唯《钦定皇朝通志》200卷，只仿《通志》作二十略，省去纪、传、谱、世家与载记。《通志》二十略，据郑樵自序，欲以总“天下之大学术”“百代之宪章”，而据其纲目，其第十一为职官，十二为选举。所以《清通志》既仅修二十略，便成了一典制之书，四库也便以之与《清通典》和《清通考》同列为政书，与《通志》和《续通志》之在别史者分列。《钦定皇朝通典》100卷，仍杜佑《通典》的旧例分门，其第二为选举，第三为职官。《钦定皇朝文献通考》266卷，内容增广为二十六门，而选举、学校与职官三门不变。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