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的上海，雨水比往年都多。
申老凹站在四马路会乐里的巷口，撑着一把黑绸伞，看雨水顺着“翠芳楼”的招牌往下淌。霓虹灯管坏了一截，“芳”字的草头不亮了，只剩一个“方”字，孤零零地悬在夜里。他已经站了一刻钟，青布长衫的下摆溅上了泥点子，但他没动。他在等一个人。
一个巡捕房的人。
那年他二十四岁，来上海已经是第五个年头。当初从长治老家出来的时候，他爹卖了二亩河滩地，凑了四十二块银元，缝在他贴身的内衣里。“凹儿，咱申家三代就出你一个读书人。”他爹站在潞安府的火车站台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棉袍，胡子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火车开出去很远了，老头还站在那儿，像一个被钉在原地的木桩。
后来那个木桩没了。连同他娘、他十二岁的弟弟、老宅里的八间瓦房、三十亩塬上的麦地，全没了。
消息是他在学校宿舍里接到的。一封信，三行字，是他爹生前的一个朋友辗转托人带来的。信上说，去年腊月里，一股从晋东南流窜过来的溃兵抄了他们村子，绑了申家老小的票，要一千块大洋。等乡邻们东拼西凑把钱送去，人已经凉了。溃兵头子坐在申家的堂屋里抽大烟，翘着二郎腿说：“来晚了，对不住啊。”
申老凹把信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躺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去学校门口的剃头摊上刮了脸，到教务处办了退学手续。他把那张盖了红戳的肄业证书卷成一卷，塞进藤条箱最底层，拎着箱子走出了校门。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回去过。
法租界公董局的洋楼在霞飞路尽头，灰白色的花岗岩墙面，绿色的百叶窗，门口站着两个安南巡捕，身材矮小精悍，皮肤黝黑，帽子压得很低。申老凹不是第一次来这儿了，但每次来还是觉得不舒服。那些安南人看他的眼神让他想起老家的屠户看案板上的猪肉。
他从侧门进去，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洋酒的混合气味。拐过两道弯，是一扇包着棕色皮革的木门，门上钉着一块铜牌，刻着一串他拼不太利索的洋文字母：François Martin。
弗郎索瓦·马丁。法租界巡捕房的副总巡，管着整片法租界的治安、税收和——最重要的——烟土。这个法国人四十五岁，来中国已经二十年，能说一口带苏北口音的上海话，娶过一房中国姨太太，后来又休了。他喜欢三样东西：波斯猫、苏格兰威士忌和广东女人。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半张脸。那是一张很年轻的、广东女人的脸，颧骨略高，嘴唇丰润，眼睛很大，瞳仁像两颗黑葡萄泡在水里。她的头发没有梳成髻，而是披散在肩上，发梢微卷，带着刚睡醒的慵懒。
“申老板，”她用广东话喊他，尾音拖得很长，“马丁先生等你好久咯。”
她就是廖珍妮。
没有人知道廖珍妮是怎么跟申老凹搭上的，连申老凹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她是广东新会人，家里世代打渔，十三岁被卖到广州的艇上，后来跟着人贩子一路北上，在上海四马路落了脚。她是那种女人——你明明知道她嘴里没几句真话，可你就是愿意听。
屋子里烟雾缭绕。弗郎索瓦·马丁半躺在一张皮沙发上，手里夹着一支雪茄，面前的茶几上摊着一堆文件。他穿着一件丝质的睡袍，前襟敞着，露出胸口一丛灰黄色的毛。
“Mr. Shen。”马丁朝他举了举雪茄，示意他坐下。
申老凹在对面坐下，把雨伞搁在脚边。廖珍妮走过来给他倒了一杯酒，弯腰的时候，丝质睡衣的领口微微敞开。申老凹垂下眼睛，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酒是苏格兰的，泥煤味很冲，他不喜欢，但他不动声色地咽了下去。
“我要加一成。”马丁说。
“太多了。”
“不多，”马丁吐出一口烟，“闸北那边又查了一批货，是你们的人。要不是我压下来，你现在应该在龙华。”
申老凹沉默了几秒钟。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指节很白，但很稳。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跟着人走烟土，从十六铺码头接货，用油纸包着，塞在咸鱼肚子底下。那时候他手心全是汗，两条腿一直在抖。后来他不抖了，后来他开始数钱，后来他开始杀人——或者说，让人去杀人。
“成交。”他说。
从洋楼出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申老凹走在前面，廖珍妮跟在后面。地上的积水映着路灯，一片一片的，像碎掉的镜子。走到一个没人的巷口，他忽然停下来，转身看着她。
“他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廖珍妮拢了拢头发，“就是让我留下来。”
“他碰你了？”
廖珍妮没说话。
申老凹沉默了很久，久到巷子口的野猫都叫了两声。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放在她手心里。布包沉甸甸的，里面是二十条小黄鱼。
“以后不用去了。”
“我不去，你的事怎么办？”廖珍妮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办。”
廖珍妮低下头，把那包金条掂了掂，忽然笑了。她笑的时候眼角挤出了细纹，在路灯下看得很清楚，像一朵被风吹皱的花。她把金条塞回他手里。
“我明天再来。”她说，“他不就是想睡我吗？我让他睡。他睡了我，他就欠了我的。欠了我的，就得替你办事。这个道理，你比我懂。”
申老凹捏着那包金条，指节发白。
三天之后，他在法大马路开了第三家烟馆。新店开张那天，马丁亲自来剪了彩。廖珍妮站在马丁旁边，穿一件绛紫色的旗袍，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她脸上带着笑，眼睛里没有一丝波澜，像一潭死水。
这时候，人群中忽然骚动起来。
一队穿着短打的汉子从街对面冲过来，领头的是个满脸横肉的秃头，手里攥着一把斧头。那秃头申老凹认识——是公共租界那边一个姓冯的烟土贩子手下的人。姓冯的一直眼红申老凹在法租界的地盘，两人在生意上结过梁子，申老凹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那秃头根本没朝他冲过来。
斧头劈下去的时候，空气里划过一声极尖锐的响声，像是绸缎被撕裂了。那柄斧头不偏不倚地砍在巡捕房的大门上，木屑横飞。马丁被安南巡捕护着往后撤，但紧接着，枪声响了。混乱之中有人摔倒了，有人开始尖叫，有人把烟馆门口的花篮撞翻在地，鲜花和彩纸踩了一地，溅上了血。
廖珍妮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申老凹面前。
她没有躲，也没有跑，就那么站着，背对着他，面对着冲过来的人群。申老凹看见她的手伸进了手提包里，再拿出来的时候，掌心握着一把银色的小手枪，枪管很短，像一件玩具。
她开了两枪。
第一枪打中了秃头的肩膀，第二枪打飞了。秃头惨叫着倒在地上，斧头咣当一声落在青砖地上。这个在四马路卖了十年笑的女人，两只手端着枪，纹丝不动。
“走。”她说，没有回头。
当天夜里，申老凹带着他的两个亲随，开着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穿过了苏州河上的桥。第二天早上，有人在公共租界一条僻静的弄堂里发现了姓冯的。报纸上写的是“黑帮火并，冯某身中十余弹”，只有十个字，排在第四版的左下角。
廖珍妮站在三楼窗口，看着对面弄堂里晾晒的衣服在风里晃荡。申老凹靠在床头抽鸦片，烟灯把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他抽完最后一口，把烟枪搁在紫檀木的托盘上，朝她招了招手。廖珍妮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他伸手摸了摸她的脸，指腹粗糙，刮过她的颧骨。
“明天我去给你打一对金镯子。”他说。
“我不要镯子。”
“那你要什么？”
“我要你活着。”廖珍妮垂下眼睛，睫毛在颧骨上投下一小片阴影，“你活着，我就不用再回到船上去。”
申老凹没有说话。他把她的头按在自己胸口上，下巴抵着她的发顶。两个人都没有动，像两尊被潮水冲刷了很久的礁石，终于靠在了一起。窗外的上海滩灯火通明，远处黄浦江上的汽笛一声接一声，像某种野兽在夜里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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