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节：
01、从麻醉医生到“南日辉”
02、心瘾消除，从摸索到突破
明天是6月26日——国际禁毒日。
在这里我先声明一点：我坚决支持对吸毒艺人零容忍，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缉毒警察的不易和牺牲，也清楚地知道我们国家对于吸毒零容忍的原因——这是中华民族的伤痛。
在大众认知里，禁毒日往往和缉毒警察、戒毒所、宣传海报联系在一起，但很少有人会把禁毒日和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挂钩。
对我来说，禁毒恰恰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也是后来所有探索的源头。
因为毒品成瘾、药物成瘾，恰恰属于“广义的精神医学”范畴——而这，正是我当年从麻醉医生跨界进入的第1个领域。
虽然在3PT和CBT4.0技术迭代专栏，我介绍了我的6次创业经历，但是有关我在成瘾领域的成就，不少读者还是不清楚。
所以借着这个日子，我想把自己的成瘾诊疗经历梳理一遍——这段经历对于成瘾医学领域有着重大意义！
01、从麻醉医生到“南日晖”
一些知道我部分经历的人，看到我现在的文章或视频，会调侃一句：“原来成瘾界大佬下场了。”
这话虽然带着玩笑，但确实反映了我在成瘾医学领域曾经的份量。虽然这几年我不再做一线成瘾治疗了，但那段经历，是我后来一切探索的根基。
成瘾医学从广义上属于精神医学范畴，每个精神专科医院都设有药物依赖科，专门收治毒品、药物成瘾患者。我之所以进入这个领域，纯属是因为一次“跨学科选择”。
我是复旦大学麻醉学研究生毕业的。2004年毕业后，我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去大医院做麻醉医生，而是选择了月薪只有900块的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省二医）。
因为我查到了一种叫UROD（全麻下超快速脱瘾）的技术——一种国外传来的戒毒方法，不需要开刀，由麻醉医生主导。我觉得这条路值得走。
到省二医后，我很快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行业现象：每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前后，很多有药物依赖科的医院或戒毒所，患者数量会激增。
懂得都懂——这些患者的目的不是戒毒，而是“躲一下”。
他们其实是为了应付检查、顺便用美沙酮把吸毒量暂时降下来，把尿检指标弄好看，并不是真的想要摆脱毒品。
而且很多药物依赖科的医生信奉“一日吸毒，终身戒毒”，觉得沾上毒品就一辈子戒不掉，所以他们也不指望真能治好谁。
因此，在临床科室中，精神科医生的成就感本来就偏低，而药物依赖科医生的成就感，又是精神科里最低的。
因为药物依赖科的患者来来去去都是老面孔，而且复发率极高，医生都看不到希望。
精神科医生中稍微有点本事的都去治疗抑郁症、双相、精神分裂症了，没人愿意留在药物依赖科。
我最早接触的毒品成瘾类型是海洛因成瘾，见过海洛因脑病的患者——大脑被毒品严重侵蚀，认知功能严重受损，最后变成“行尸走肉”，那个画面，我至今忘不了。
后来我又接触到新型毒品成瘾患者（冰毒、K粉等）、行为成瘾患者（网络成瘾、赌博成瘾、恋物成瘾等）。
2006年，我看到北京陶然教授成立了国内首个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主要帮助青少年戒网瘾。我觉得这个方向很有价值，于是跟领导申请去北京进修。
当时陶然教授已经在全世界行为成瘾领域，尤其是网络成瘾方面，走在了最前列。他先后被央视、美联社、BBC等上百家境内外媒体报道，是世界上第1个提出“网络成瘾是一种精神障碍”的人。
这次进修，让我看到了成瘾治疗的另一条路——不只是躯体脱瘾，还有心理重建和家庭修复。
昨天我跟陶然教授又见面了，他早已经是联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了。
见面时我告诉他：“陶大哥，2006年结束进修那天，我在心里暗暗发过誓——北陶然，南日辉。”
这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满怀雄心壮志，想要让世界成瘾医学界都意识到我的存在，既然陶然教授在网络成瘾领域做到世界第一，那我要在药物成瘾领域做到世界第一！
陶然教授笑了——没想到那个时候我就有了这个想法，就有了这样的志向。
2006年我与陶然教授的合影
昨天我与陶然教授的合影
2006年从北京进修回来后，我开始接触处方药成瘾——止咳药水、曲马多等。随后因为我意识到曲马多滥用成瘾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我被媒体采访，进而一炮走红！
后来我到了武警广东总院，开设心理科病房，成立了国内首家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
至今很多医院的精神科或心理科都开不了病房，而我在2007年就做到了。
因为我们做出了一大突破——收治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多种成瘾并存的患者，而且患者治愈后复发率远低于当时行业平均水平。
所以我们的病人源源不断，别的心理科、药物依赖科医生不服也不行。
当时的武警广东总院廖院长在周会上说过一句话：“我们武警医院各位主任别觉得自己很牛。我们只有心理科牛——能走出广州、面向全国，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全国有名。而且在全国武警系统中，我们的心理科是唯一盈利的。”
我当时听了并不开心——我知道我的影响力确实很大，但我担心这话把其他主任都得罪了。
会后我私下跟廖院长说：“院长，您别这么夸我，回头我在医院不好做人。”廖院长听了哈哈大笑，摆摆手说：“好好好，听你的。”
当时在武警广东总院，我们心理科是最受护士欢迎的科室——原因很简单：
第1，在众多科室主任里，我对护士的态度最好；
第2，我们的病人很少有重症，工作轻松；
第3，病人家庭条件普遍不错，甚至有不少富二代。
连护士都争着抢着进我们科室，更不用说医生了。
我还在省二医时就开始接受央视采访，到武警医院后我接受的采访就更多了——上过《新闻联播》《心理访谈》《每周质量报道》等很多权威节目。
我接受央视的《新闻联播》《心理访谈》采访截图
那时，采访我的那位《新闻联播》的记者笑着跟我说：“在《新闻联播》能有1分51秒的报道时长，这待遇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了。何主任，您以后可别轻易接受采访了。”
虽然这表面上是句玩笑话，但也侧面说明我当时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有多高。
在第1次创业那会儿，我对媒体采访早就脱敏了，所以我现在不需要、也不屑于用采访来给自己贴金、打广告。
别人可以说我是麻醉出身转到精神心理领域、担心我水平不够，但绝不能说我是骗子、是忽悠。因为我的经历摆在那里，经得起任何人去查、去核实。
因为我心里有底气，所以我在09年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杨永信，甚至后来直接给国家卫健委写信！
这份底气，来自我在成瘾医学领域实打实的临床成就。
我有UROD这把“尚方宝剑”——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真正用技术解决过成瘾问题，真正让患者康复过。
我知道什么是科学的、有效的成瘾治疗，所以当看到有人用伤害患者的方式“治疗”成瘾时，我没办法沉默。
这里再插个题外话，跟大家分享一段从未公开过的往事。
我在第3次创业去深圳时，因为专科医院没能建成，我想过回到体制内，继续做成瘾治疗。
当时深圳康宁医院的刘院长知道我，也清楚我的名气，愿意让我加入，牵头建立成瘾治疗中心。
但条件有2个：一是要参加统一考试；二是安排一位归国博士做正主任，我做副主任。
他给我定的团队目标是——用几年时间，追上广州脑科医院的药物依赖科。
我听完就打退堂鼓了。
不是因为他让我当副主任——说实话，我根本不在乎这个头衔。
真正让我犹豫的，是那个目标——“追上广州脑科医院的药物依赖科”。
我在武警广东总院的时候，早就远远超越广州脑科医院的药物依赖科了！
而现在我到了深圳，第3次创业，目标居然是“追上它”？这个目标对我来说太low了，配不上我的追求。
后来他们的成瘾治疗中心确实建起来了，但我没有关注过，他们的目标太低，不值得我回头看。
02、心瘾消除，从摸索到突破
在成瘾治疗领域，大家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怎么消除心瘾。
我早在一开始就意识到，心瘾肯定可以解决，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具体方法。
2007年，我在武警广东总院时，就率先把心理咨询师整合进团队，在科室里实施MDT（多学科诊疗模式）——因为我觉得，心瘾本质上是一个心理问题，必须通过心理干预来解决。
为了找到心瘾消除的答案，我几乎把所有能接触到的心理学流派都学了个遍：精神分析、人本主义、认知行为、家庭系统排列、情绪平衡疗法、沙盘、艺术治疗、团体治疗、催眠、科学催眠、元认知心理干预……
但说实话，学了这么多心理学流派，我依然不知道心瘾到底怎么消除。我只是隐隐觉得：它应该可以被解决，只是方法还没找到。
这里插入个题外话，剧透一件事：
在武警医院时，有一位患者家属，她的孩子有成瘾问题，后来被我们治好了。
她认可我们的MDT方向，于是提出一个方案：让我们做完UROD（全麻下超快速脱瘾）后，把患者转给她——她那边硬件条件比我们更好。
但我一听就直接拒绝了。
没想到，她转头就开始挖我们的心理医生。后来那位心理医生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我当时觉得她做得太过分了——我们刚刚帮她治好了孩子，她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过来挖我们的人！
后来我在处方药成瘾领域做出了突出成绩，成为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的理事，在全国会议上作为代表发言。
我在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全国会议上作为代表发言
那个家属跟协会的某位领导关系好，背地里说过我坏话，所以我们反目了。
到目前为止，她从未在公开场合承认过“我们治好了她儿子”，也没提过挖墙脚的事。所以，后来我也退出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了。
回到正题，我在武警广东总院期间一直在摸索“怎么用心理方法解决心瘾”。
UROD虽然能降低心瘾——因为全麻过程中的特殊神经生理变化，能够显著减少戒断综合征（戒毒后期出现的剧烈焦虑、失眠、疼痛等反应）的冲击，但并不能彻底根除心瘾。
很多患者在接受UROD后，躯体症状消失了，但内心对毒品的渴望还在，过不了多久又复吸了。
比如：当时我在武警医院接诊过一个曲马多成瘾的男患者，他做完UROD后特别兴奋，当然这不是因为他躁狂发作了，而是因为他没想到脱瘾效果这么好。
他会弹吉他，住院时为了感谢我，特地谱了一首曲子——《何日辉是神医》。
这位患者写的歌词
我当时看他康复速度那么快，也很为他高兴，然而半年后他又复发了，原因是这位患者有腰椎间盘突出，吃了止痛药再次成瘾。
这位患者后面就再也没有来就诊了。
我们当时知道他有“心瘾”，但不知道究竟要怎么样才能消除他的“心瘾”，我一直在临床上思考这个问题，只是在那时没能找到答案。
我真正实现心瘾消除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在第2次创业期间——我们在临床上第一次实现了“心瘾消除”的真实效果。
当时我们对一位毒品成瘾的患者做了系统干预，UROD之后配合心理干预，患者不仅躯体上脱离了依赖，更关键的是，他对毒品的心理渴求彻底消失了。
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2012年，一个重磅消息让整个国际成瘾医学界震动——陆林教授（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课题组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论文，首次通过实验证明“心瘾可以消除”。
这彻底打破了“成瘾不可逆”的传统认知，在国际精神医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国外顶级科学家评论说，这项研究标志着成瘾治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我在武警医院时，陆林教授和时杰教授到我们科室参观指导工作。
而我在第2次创业期间所实现的心瘾消除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实际上是世界上首次在人体上验证了“心瘾可以消除”！
后来，在我第4次创业期间，我又与陆林教授一起接受了新华社的采访。
我在采访中说了一句话：“心瘾就像写在心里的字，我们找到了把它像橡皮擦一样擦掉的方法。”这句话后来被很多媒体引用。
正因为我在成瘾领域的临床实践走在国内外最前列，陆林教授十分认可我的成果，把我拉进了中国毒理学会药物依赖性研究会。
那时我是研究会最年轻的委员，但凭借着我在成瘾临床领域上的成就，我被安排在研究会的年会上担任分论坛主持人。
与此同时我还是《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编委，曾参与编写陆林教授的《现代成瘾医学》——这本书后来因故未能出版。
由上可见，在成瘾医学界，我的影响力不容置疑。
虽然我后来以治疗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等精神障碍为主，但我没有停止在成瘾领域的探索。
现在我最大的颠覆性发现是：成瘾背后竟然是创伤——严谨地说，是叠加性心理创伤。
其实我很早就发现，对于成瘾患者来说，只消除心瘾远远不够。
一个止咳水成瘾的孩子，他对止咳水的心瘾被消除后，他确实不喝止咳水了——但他很可能转头去搞网络赌博、吸冰毒。
在治疗过程中，即使我们能够消除患者的心瘾，但最后也会像打地鼠一样，消除某方面的心瘾，又冒起另一方面的心瘾，如果我们只盯着症状，那永远打不完。
我们必须找到成瘾背后真正的病根——创伤！
那孩子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来自家庭系统中不断重复的打骂、贬低、忽视、过度期待等。
这些叠加性心理创伤给孩子带来的，是极端的负性情绪——压抑、屈辱、愤怒、绝望，像钝刀子割肉，日复一日。
而药物成瘾、行为成瘾带来的恰恰相反——是强烈的正性兴奋情绪，短暂的释放、虚幻的自由、片刻的掌控感。
这2种情绪反差极大，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
于是，为了躲避家庭带来的痛苦，孩子会本能地扑向那个能让他“好受一点”的东西——止咳水、网络游戏、赌博、毒品……只要能暂时忘掉痛苦，什么都行。
很多精神科医生喜欢用“成瘾性格”“易感性”来解释患者为什么会成瘾——说这个人天生意志薄弱、自控力差、容易沉溺。但这些解释，都停留在外显记忆层面，也就是你能想起来、说得出来的记忆。
但如果我们从内隐记忆层面，也就是那些你完全想不起来的记忆去理解成瘾，结论完全不同：成瘾的根源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创伤。
这是石破天惊的发现——它彻底颠覆了传统精神医学对成瘾的认知框架。
现在我不做成瘾一线治疗了，原因有2个。
第1，处方药被严格管制后，这类病人越来越少了。这个变化，我其实很乐意看到——因为它意味着困扰无数家庭的社会问题正在缓解。
第2，成瘾治疗需要物理隔离环境，说白了就是需要病房。
第4次创业时我们有条件设置病房，所以能够解决很多患者的成瘾问题，但现在我们条件有限，没办法为患者提供物理隔离，所以暂时不能接诊成瘾患者。
我现在暂时离开了成瘾领域，UROD这项技术如今也成了“江湖传说”。
因为这项技术需要全麻，必须由专业的麻醉医生操作，很多医院做不了，所以在我硕士毕业那会儿，只有省二医有UROD。
但我想说的是：等时机成熟，我一定会重新做成瘾治疗。
一来UROD这项技术非常好，对于成瘾患者来说意义重大；二来到那时，我们的技术会有质的飞跃——因为我已经看清了成瘾背后的真相——叠加性心理创伤。
6·26国际禁毒日，我之所以对自己在成瘾医学领域的经历做一个总结，是想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曾经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因为我走过的路，不仅是成瘾治疗的路，更是我后来所有探索的起点。
在这个日子，我也想多说一句：毒品毁掉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一代人。禁毒不是口号，是每一个被毒品侵蚀的家庭最真实的呼喊。
如果你身边有人正在毒品或药物成瘾中挣扎——请告诉他：成瘾不是意志力的问题，是创伤的问题。只要你能找到病根，就一定能找到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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