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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日本的失控是一场系统性的混乱因素，在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态中，当系统走向极端时，会存在制衡力量将其拉回正轨。议会的质询、法院的审查、媒体的批判、民间社会的反对，这些都是负反馈机制。然而在昭和日本，这些机制要么先天不足，要么后天被逐一摧毁。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不断加速的正反馈循环，这个循环的起点，是“下克上”的冒险，一群中低级军官基于他们对国家危机的理解和建功立业的渴望，发动了一场一场的赌博（如九一八事变）。这场赌博意外成功了，它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满洲），还通过军费扩张奇迹般地拉动了国内经济，极大地增强了军部在国家政治中的发言权。于是，更多的资源被投入到军事上，这又催生了下一次更大规模冒险的需求和能力。
图：明治宪法下的政治架构
每一次小规模的军事冒险成功，都在为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铺路，并让主张和平、协调、裁军的声音显得更加不合时宜和软弱。最终这个系统演化成了一个只进不退的棘轮，所有人都被裹挟，这台精密的国家机器，在没有驾驶员、只有无数人在下面拼命踩油门的情况下，沿着一条无法回头的轨道，轰鸣着冲向了毁灭。
谈论昭和日本如何一步步滑向战争的深渊，绕不开它那个独特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名义上奉一人为神明，实际上却无人能真正负责。它的源头要追溯到明治时期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明治宪法。它由伊藤博文等人远赴普鲁士考察后精心打造，宪法的文本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股浓郁的君权神授气息，它宣称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理论上天皇拥有立法、行政、军事、外交等一切大权，他就是这个国家的绝对主宰。这种“王在法上”的设计，已经背离了他们参考英国和普鲁士宪法的初衷。
图：明治天皇
但理论和现实往往是两码事，明治宪法的制定者们--那些被称为“元老”的维新功臣，在赋予天皇至高无上权力的同时，也给他套上了一个精致的枷锁。他们期待的天皇是一个临朝而不理政的象征性存在，天皇应当高居于云端之上，作为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图腾，而不应轻易地介入具体的政治纷争。他的角色是在各个政治势力无法达成共识时，做出最终的裁决，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神圣的合法性。这种设计使得天皇本人变成了一个权力的黑洞，他拥有一切权力，但又被期望不行使任何具体的权力。这就为后来的政治乱局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既然天皇是权力的最终来源，那么谁能代表天皇的意志，谁就掌握了实际的权力。于是昭和时代的日本政坛，就变成了一场争夺天皇代言人身份的漫长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主要的玩家有四个：内阁、国会、元老和军部。
先说内阁与国会。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代，日本经历了一段被称为“大正民主”的时期，政党政治兴起，国会里的两大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轮流组阁，看起来颇有几分西方民主国家的模样。国会掌握着预算审批权和法律制定权，理论上可以对政府构成强大的制约。但这种制约是脆弱的，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并非由国会多数党领袖自动出任，而是由元老们“奏荐”给天皇，再由天皇任命。这意味着内阁的权力基础不完全来自民选的国会，却是来自那个宪法之外的、神秘的元老集团。内阁需要向国会负责，争取预算通过，但它更需要看元老们的眼色行事。这种双重负责的结构，使得政党内阁的根基相当不稳，他们既要讨好选民，又要笼络元老，施政时常常束手束脚。
图：明治元老 伊藤博文
元老，是这个体制里最特殊的一环。他们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些当年跟着明治天皇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他们没有宪法规定的正式职务，却凭借着巨大的声望和与皇室的亲密关系，在幕后操纵着国家大政，尤其是总理大臣的人选。元老在早期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他们可以凭借其权威调和各方矛盾。但到了昭和初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老一辈的元老相继凋零，硕果仅存的西园寺公望独木难支。元老集团的衰落使得原本就不甚清晰的权力交接机制变得更加混乱，当内阁倒台时，由谁来推荐下一任首相成了一个难题，这就为军部的登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军部，指的是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这些军事机构。它们是这个权力游戏中最强悍也最危险的玩家，明治宪法赋予了军部一项无可匹敌的特权：统帅权独立，这个概念是理解昭和政治的关键。所谓“统帅权独立”，就是说军队的指挥、调动和用兵，只对天皇一人负责，内阁总理大臣和国会都无权干涉。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可以直接上奏天皇，获取“圣断”，而无需通过内阁。这就造成了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被硬生生劈成两半的奇景：一边是负责外交、财政、内政的文官政府（内阁），另一边是负责国防与战争的军人政府（军部）。两者在制度上是平行的，都只听命于那个被期望“沉默”的天皇。
图：内阁大臣 若槻礼次郎
更致命的是一项被称为“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的规定，这项制度要求内阁中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的大将或中将担任。这等于给了军部一张王牌，如果军部对内阁的某项政策，比如削减军费预算或者签署裁军条约，感到不满，它就可以直接下令，不派遣现役武官出任陆、海军大臣，或者让现任的大臣辞职。如此一来，内阁就会因为人员不全而立刻垮台，军部凭借这一制度获得了对内阁的否决权，他们可以轻易地搞垮任何一个不听话的文官政府。
于是，一幅怪诞的政治图景在昭和初年徐徐展开，当关东军的参谋们在沈阳郊外炸毁一段铁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远在东京的若槻礼次郎内阁几乎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事变的消息传来，内阁成员惊愕不已，他们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并宣布了不扩大方针。但是军部的将领们以统帅权为名，根本不理会政府的指令，前线的军队高唱着“为天皇尽忠”的口号，不断扩大战事，内阁却无能为力。若槻首相想约束军队，但陆军大臣南次郎的回应是：这是军队的自卫行动，内阁无权干涉，最终若槻内阁只能在一片混乱中引咎辞职。
接下来的“五一五事件”更是将这种体制的荒诞推向了高潮，一群青年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候补生，光天化日之下冲进首相官邸，杀害了当时的首相犬养毅。刺杀的理由之一，就是犬养毅内阁批准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在他们看来，这是对天皇统帅权的干犯。犬养毅的死，标志着大正时代以来日本政党政治的彻底终结，在此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政党领袖敢于出面组阁。日本的政治，彻底落入了军人、官僚和追随他们的“举国一致”内阁的掌控之中。
图：内阁大臣 犬养毅
这个体制的最终形态，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无责任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每一个部分都在宣称自己是为天皇服务，为国家尽忠，但却没有一个部分需要为国家的最终走向承担全部责任。军部发动战争，可以说这是天皇赋予的统帅权，是自卫行动，内阁无权置喙。内阁无法阻止战争，可以说这是军部滥用统帅权，自己无能为力。而高高在上的天皇，则因为“临朝而不理政”的传统，以及身边围绕着的、不断筛选对他有利信息的侍从武官们的“辅弼”，而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沉默。
权力被分割得支离破碎，责任也被扩散得无影无踪，陆军和海军之间，为了争夺预算和战略主导权，也常常互相拆台。陆军执着于北上对抗苏联，海军则梦想着南下夺取南洋的石油和橡胶。他们各自制定着自己的国防计划，各自推动着符合本军种利益的国策。整个国家就像一辆被几匹烈马拉向不同方向的马车，在巨大的内部张力中疯狂颠簸，最终被最强悍的那匹烈马：军国主义，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体制下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踩下刹车，每一个决策似乎都是在一种“事已至此，不得不为”的氛围中被动做出的。整个国家机器，就在这种权责分离、互相掣肘、层层推诿的“无责任”状态下，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一步步走向了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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