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掉下五个日本兵”事件，是发生在1944年的吉林市吗|1944年|吉林市|日本侵略者|昭和|曹长

在《昌邑区志》中的“钱家屯”词条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44年，从哈达湾机场起飞的飞机，由此坠落在钱家屯，机上5人全部毙命。后立碑一座，高3米。吉林市解放后拆除”。哈达湾机场就是吉林市的老机场，兴建于1932年，标准称呼为吉林飞机场。

直到解放后，哈达湾的地理概念尚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哈达湾地区即今昌邑区哈达湾、新建街道辖区一带，广义的哈达湾地区还包括今兴华、通江、延江等街道辖区。哈达湾机场的位置在今通江街、解放北路、通潭大路、中兴街合围之中，恰好属于广义的哈达湾地区。

关于这次坠机事件，地方史料着墨甚少。但是并非没有蛛丝马迹与之对应。在皮福生先生编撰的《吉林碑刻考录》中，就记录有一块“日本五勇士碑”，2001年，其被发掘的地点鸿博嘉园恰好为当年的钱家屯：

石质为花岗岩，高0.78米……正面阴刻“五勇士之碑”五个字，背面竖刻“昭和十四年六月建之”九字。此碑系日军侵华“五勇士”之碑，正是日军杀害中国人民留下的铁证。现藏于吉林市博物馆。

昭和十四年为1939年，且高度不足1米，看似与《昌邑区志》记载的1944年3米石碑没有什么关联。直到前不久看到一批日文资料后，才知道二者应该就是一块石碑。并且可以确认，这次坠机事件的发生时间并非1944年。

在一本名为《荒鷲の母は泣かじ : 歌集》的日文资料中，有一段日本“女诗人”今井邦子的序言。这个女人深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五个儿子全部加入侵华日军，到1943年时，五个儿子全部死在中国。可她没有反思是不是惹了天怒，反倒赞美“五位青年男儿，都是堂堂的荒鹫勇士”。序言中，她说“昭和十年三月，三男（第三个儿子）正明军曹奔赴吉林上空”。

在这本诗集的正文中，该女诗人还用呕哑嘲哳的诗句，提到1935年，她的三儿子正男二十二岁的那年春天，在一次暗夜冒险飞行演习中，因飞机出现故障坠亡，同时掉下来的还有四个鬼子飞行员。鬼子们的尸骨被放在长春忠灵塔之下，吉林立起了“吉林五勇士之碑”。能被忠灵塔收骨，这五人的碑应该不会只有0.78米高。1939年秋，今井邦子曾到石碑前凭吊，结合已知石碑碑文，当时这块石碑刚刚被立起数月。

另在友人查阅了日伪时期的《航空年鉴》、《航空殉职录》、《日本航空史》（伪满）等日文史料，发现日伪时期在吉林市的坠机事件只有1935年3月22日一次：

为参加吉林市防空演习，关东军飞行队所属轰炸机的指挥官今村特务曹长、操纵师大崎曹长，以及佐古田、住原、斋藤三名军曹一同执行夜间飞行任务。晚八点三十分，轰炸机在一千米高空突发引擎故障。机组人员关闭灯光，向着机场返航下降，最终迫降在吉林机场南侧约五百米的农田里。今村特务曹长身受重伤（不久伤重不治，死掉），其余四人当场死亡。五个鬼子之死可谓死有余辜，尤其是那个大崎曹长曾参与了1932年的淞沪会战，在上海上空执行过轰炸任务，并获得嘉奖。

很奇怪的是五个鬼子没有人姓今井（日本妇女婚后普遍随夫姓），也没有叫“正男”的。最为接近的是飞行员住原正雄。在日语中，“正男”和“正雄”的发音完全相同，均读作 ‌まさお‌——Masao。猜测他可能就是今井邦子的三儿子。

综上所述，“天上掉下五个日本兵”的事件不是发生在1944年的吉林市，而是发生在1935年；《吉林碑刻考录》中的“日本五勇士碑”不是石碑的全貌，而是吉林解放后被拆毁的部分碑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