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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野诗棚】

《峥嵘岁月地质人生》

——读《刘平的地质生涯》回忆录

陈跃康

贵州知名地质专家：刘平（92岁）

退休多年，日常生活已融入平庸，化为习惯，曾经的往事与自己渐行渐远，模糊了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的岁月。

近来，在网上读到龚章河先生执笔的《刘平的地质生涯》系列回忆录散文，不经意间竟重重地撞动了这颗几乎木然的心灵。

刘平先生我是认识，他是贵州地矿局和国内地质界十分受人尊重的地质专家。他因长期担任106地质大队总工程师，所以大家习惯称他刘老总。

1957年12月他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二十三岁的他便被分配到贵州的黔东北地质大队（106地质大队的前身），从此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单位，至今已有七十个年头。

七十年暑去寒来，七十载春夏秋冬，岁月硬生生地将一个出生天津、生活北京的北方人，变成了次生的贵州人。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为贵州这片高原，献了青春献终身！

贵州这片山水，似乎与刘老总有缘。他的回忆文章中记叙：

我的老家在天津，我的童年，却大部分时间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造成的举家流浪中度过。

离开天津前，我还不满四岁，对天津没有什么记忆，最初的流亡生活，也记忆模糊，很多事情主要是听父母说。

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家，在天津过得好好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鬼子全面侵华开启，全面抗战随之掀起。

战事愈演愈烈，天津待不下去了，政府开始组织撤退，我们一家随后开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 ...

1944年10月，到第二年抗日战争结束前的那个夏天，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相依为命，在遵义熬过了一段凄苦的日子，我经历了一生中因贫困而失学半年多的遭遇。多年后我读到高尔基的《在人间》时，就想到我的这段经历。

那是我们一家在流亡期间，最难熬的时期。

谁料想，十多年后，他又来到遵义，并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一辈子。

童年的苦难经历是令人难忘的。

在《遵义印象》一文中，刘老总讲了一个关于听“炒—米糖—开水—”叫卖声的故事。那叫卖声虽然听得很真切、很诱人，可童年的他从未吃到过这“炒—米糖—开水—”：那是他童年记忆中，最挥之不去的味道与经历。文章写到：

十多年后，1957年12月，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务川县黔东北地质大队去工作，从贵阳出发路过遵义时，我最想找的，是当年那道刻骨铭心的记忆。

晚上我注意聆听着，终于他来了，来了，由远而近，还是有那个时候，还是那个声音，循着那“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赶紧拿着茶缸跑下楼去，在街上拦住叫卖的老人。

是的，就是他。时间过去了十多年，他还是记忆中的那样，背稍稍有点驼，人似乎更显老了些。

像是久别重逢的熟人一样，我和他像老朋友老交道那样热烈地攀谈起来。

我说了一些小时候如何看他做生意的老话，我说我一直想尝尝他的“炒米糖开水”的味道。他也感到很是高兴，那天晚上他不是卖给我一道“炒米糖开水”的味道，而是我从他那儿买回了童年的缺失。

由于当时去务川的公路刚修通不久，人多车少，客车票很不好买，在遵义一直等了三天。每天晚上我都会循声如约与那老人和他的担子相会。来一茶缸炒米糖开水，来一次与童年的美好记忆的温馨的约会。

读到这里，我不由泪目了。

我相信，凡认真看过这段文字的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

《刘平的地质生涯》是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写成的。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情感真挚、故事动人，有很强的代入感。读者不由自主地就会沉浸与穿越到他所讲述的岁月和往事之中。

如果说，刘老总的童年因战争而背井离乡，流浪远方；他的少年就见证了新中国的“新奇与欣喜”；“我的大学”则使他梦想成真，成为天之骄子。

然而，刘老总的命运看似苦尽甘来，却并未一帆风顺。

在大学当了四年班长的他，并受到刘少奇副主席接见的优秀大学生代表，根本没想到其政治上的人生磨难，竟始于毕业前夕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一次“我自我鉴定”，而被错误地划为了“右派”。

这是他人生的低谷，命运的转折，也是他重生的新起点。

不过他没有消沉、没有灰心。在“戴着右派帽子离开学校”一节中他沉重地写到：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认真回忆着刘少奇同志接见时讲的话，他特别强调：“一个人要想得到人们的信任，不是短期内可以办到的，至少需要八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考验，人们才会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想到这些，就下定决心，决不能因此而虚度青春，更不能因此而一蹶不振，必须要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在刘少奇同志接见时许下要干一辈子建设时期游击队员的庄严承诺，一定要响应祖国号召，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所以在大学毕业填写工作地址的志愿时，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志愿，分别为西藏、新疆、青海、云南。

最后，他却莫名其妙地，或者说是鬼使神差地被分配到了贵州。更为神奇或荒唐的是：

“二十二年后的1979年，我收到了关于我右派分子改正的通知，并恢复了我的团籍。根据中央有关文件规定，我要求查阅我的个人档案（以往是不能查阅自己的档案的），并按照中央议会规定销毁了档案中有关右派分子的材料。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我的档案里，没有见到确定我为‘右派分子’的任何正式文件。经与学校有关部门联系，他们回信说不知道此事详情。后来才知道，北京地质学院所划右派分子，都没有学院党委的正式文件。也就是说，我莫名其妙地就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分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多从自己找原因，没有怨天尤人，没有一蹶不振，努力工作，毫不懈怠，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这就是刘老总的胸怀格局，是他矿石一样宝贵品质的体现。

在《刘平的地质生涯》的回忆文章中，对这类遭遇不公，自己委屈的事，他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没有过多的纠缠和抱怨。更多的是讲述和记叙他在大娄山、梵净山、赤水河、乌江河的山山水水，进行地质勘查和矿产勘探中的所见所闻、趣闻轶事。如“金厂见闻”“三遇猴群”“野性梵净山”等。

听那充满地质工作气息的“搬运工号子”，写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

地质队搬运的常常是一些由八人、十二人、十六人抬的大件机器。

在搬运大件时，排在“杠龙”之首的第一人（尖子）和压轴的最后一人（尾子）最为重要，通常都是由正、副班长或非常熟练的技工担任，他们二人就是这支搬运大军的总指挥。

稍为休息之后，“尖子”说：“休息得差不多了，各人摸到各人的。”接着喊了声：“栽起”！意思是叫大家把杠子抬上肩头；“尾子”看清前面所有的人都已准备好了，就喊一声“开”！大家这才齐步前进。

在行进途中，每当遇到有障碍物或路况发生变化时，都及时喊出号子作为提示。

“尖子”喊声“天上明晃晃”！

“尾子”就会接着喊“地下水凼凼”！

或是前喊“天上鹞子飞”，后应“地上牛屎堆”！

或前喊“左边一个大牯牛”，后应“右边一块大石头”等等。

总之，“尖子”喊的是虚，在于提醒大家，而“尾子”应的是实，表示已知真情。抬在中间的人，就会根据前后的号子声提高警惕，随时注意自己的行动。

在狭窄的山道上，当前喊“青丝挂帷”，后应“撕烂不赔”时，就表示在小路的一侧或两侧，长着茂密的灌木丛或刺巴笼，叫大家注意别把衣服挂住。

当走到较为开阔、平缓且无障碍物的道路时，为了加快行进速度，“尖子”就会大声喊句“烂草鞋”，“尾子”接着应声“提起来”，于是大家就一齐迈着有节奏的步伐快速前进。

最后终于到达目的了，选好停放位置，“尖子”喊句“两挑红苕”，“尾子”应声“四箩（落）”，待机器放稳后，前面的人抽走杠子，后面的人解开捆绑机器的绳索，就算平安的完成任务了。

给人留下最难忘的野外工作经历，是《马蜂的报复》一文所讲述的惊险故事：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他们的普查组在梵净山一带开展钨、锡、铜矿普查工作。七月的一天，刘老总与同事王金华、曹金弟来到一处山高坡陡，树多林密的地方，意外遭遇了野马蜂的袭击，文章描写到：

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在一处密林中分散行走时，突听曹金弟发出大声惨叫，声音非常刺耳，而且叫声越来越惨。于是，赶紧朝那叫声处扑过去。

我看到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恐惧情景：曹金弟倒在地上，他是个北方人，个较大，大个子的他在地上翻滚着，边翻滚边吼叫，那情景真惨不忍睹。

我和王金华分别在曹的左右两侧约4、5米的地方观察，看到他的脸上头上裸露的地方，成群结队的马蜂轮番朝他直面而来，他本能的拼命地乱抓乱挥，企图把那些疯狂的马蜂驱赶走。

哪里管用哟，马蜂们更加疯狂地朝他身上不停地攻击、螫刺。

再一看，在他刚才走过的地方，约1人高的树枝上，挂着一个比两个篮球还大的马蜂窝。显然是曹在穿越密林时，没有注意，撞到马蜂窝了。

马蜂们以为自己受到了外来攻击，触发了它们的自卫本能，于是就成群结队，嗡嗡嗡嗡地叫唤着，向曹发起了疯狂的报复。

我和王金华离曹只有4、5米远，但马蜂却不来攻击我们两个人。我们也不敢贸然扑上去，怕不得要领，引来更多的马蜂，反而帮了倒忙。

这种马蜂呈棕黄色，约有1寸多长，比普通的蜜蜂个头要大得多。早先听人说过，山里的马蜂毒性较大，螫得严重时可致人于死命。

我俩几乎是同时，把工作服上衣拉上来包住头部，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同时大声招呼曹金弟要忍住疼痛，赶快用衣服护住头部、脸部，趴在地上不要翻滚 ... ...

最后，他们终于冲出了马蜂围攻的包围圈。

曹金弟的头部和脸部有28处被马蜂蜇伤，血迹浸出，伤口红肿。好在刘老总带有“季德胜蛇药片”，便将药片咬碎，敷在伤口处，按说明书要求，口服了几片，让他仰卧在林间草地休息。神奇的是，曹金弟经过一夜的休息，第二天竟能和大家一起上山工作了。

由此可见，地质队员野外工作虽充满风险，但同事之间的互相帮助与深厚情谊，是战胜一切困难的脉脉温情与力量源泉。

通过《一篇论文是如何完成的》的文章，我才知道刘老总还是最早的贵州梵净山第四纪冰川的研究者、先行人。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李四光先生《天文 ·地质 ·古生物》一书的影响，刘老总自发地开展了对梵净山北坡第四纪冰川的研究，还掏尽了自己当时全部的积蓄，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跑野外，收集第一手资料，并撰写了《梵净山北坡第四纪冰川遗迹》一文，1976年发表在当时贵州唯一的地质学术刊物《贵州地质科技情报》上。

刘老总这种自觉、敏锐而无私的科学家探索精神，是十分令人感佩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支持下，贵州山水旅游资源勘察开发设计院的李兴中、王立亭、刘家仁、陈跃康等历经近十年时间，对梵净山第四纪冰川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完成了旅游地学专著《梵净山地质》（见附图）一书，由贵州省地矿局原总工程师、局长韩至钧作序，于2022年3月由贵州出版集团科技出版社出版。

可以说今天的《梵净山地质》一书的学术观点，继承了刘老总当年《梵净山北坡第四纪冰川遗迹》一文衣钵，并以更充分、更具有说服力的依据和分析数据，论证了梵净山第四纪冰川的科学性与旅游地学开发的科普性、现实性。

梵净山第四纪冰川研究，一文一书，虽然两者相距近半个世纪，其地质科学研究的精神与探索大自然秘密的勇气则是一脉相承的。

在阅读《刘平的地质生涯》时，我有一种感觉，当年刘老总考大学时选择地质专业，除了自己的喜好之外，似乎也受父亲的职业影响。

从刘老总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抗战的流浪岁月里，他父亲的工作与一家的生计总是与矿业有关：

——1939年，父亲从重庆到綦江县（现属重庆市）南桐煤矿工作，全家随之前往。

——1942年1月，父亲调到四川达县铁矿工作，我就读于铁矿附近一乡村小学。

——1942年12月，父亲调到广西贺县（八步）原资源委员会平桂矿务局西湾煤矿工作，我随之就读于西湾煤矿职工子弟小学。

——抗战胜利，全家到了新晃后，我考进西南汞业管理处职工子弟小学，从五年级念到六年级。

可见，刘老总一家在抗战的逃难中，都与煤矿、铁矿及汞矿等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有关。这对年幼的刘老总来说，从小耳濡目染、司空见惯，无形中就形成了未来从事矿业开发的朦胧意识与职业向往。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老总是穿越新、旧两个社会时代的“地质二代”，他堪称中国“地质二代”楷模。

从1957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来到贵州，刘老总任劳任怨、一心一意从事地质找矿工作，凡七十载，为贵州铝土矿、汞矿、锰矿及金矿等矿产资源的勘查、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整个《刘平的地质生涯》回忆录，有二十多篇文章，十来万字。仿佛是一座地质岁月的巍峨山脉，刘老总严谨的口述与龚章河先生生动的文字记载，就像山中的一条条蜿蜒的山路和一段段崎岖的驿道，一路风光无限、风情迷人，令人回味和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