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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

2010年，93岁高龄的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应清华大学与杨振宁教授邀请，最后一次回到他早年求学的清华大学进行访问。听到何炳棣先生来京的消息，学界许多重要机构都有一睹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巨匠的风采的愿望。奈何由于先生年事已高，邀请方清华大学方面把关很严，只有极少数故交得以赴清华晤面外，外人很难得见真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学科的许多老学者，都很熟悉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和成就。尤其是《中国人口史（1368-1953）》（即《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更是我们中国史研究生的必读书目。而2005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何炳棣个人学术传记《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由于其直笔无隐的风格和波澜壮阔的时代记忆，一时风靡海内外。所以很有希望能乘此机会请何炳棣先生交流一次。无巧不成书，与何先生同时回国的，还有原哈佛大学研究员吴秀良先生。吴先生原与清史研究室有些渊源，他到哈佛后与何炳棣先生有非常密切的接触与交流，此次由于何先生高龄问题，稍晚一些的吴秀良先生于是陪同何先生一同回国，作为照应，其实吴秀良先生也已经70多了，但是身形依然矫健，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堪当此任。我们清史研究室的室主任吴伯娅老师原来翻译过吴秀良先生的《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一书，因此与吴先生保持着联系。听到此消息，吴老师立即通过吴秀良先生，表达了邀请何炳棣先生来访的愿望。经吴先生向何先生转达后，何先生表示此次归国访问，由于年事问题，未安排任何学术演讲活动。但他有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行一些交流。最后，何先生建议他与哈佛大学吴秀良先生一起到访，由吴先生做一学术演讲，他作为评议，交流一下他在美国近半个世纪的学术活动。这是何炳棣先生最后一次归国为数极少的外出学术交流。

2010年6月1日上午10时，何炳棣先生终于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彼时的历史所清史研究室，老一代学人王戎笙、何龄修、郭孙义、赫治清等先生，依然有着学术活力，保持着每周返所与室里新进年轻人畅谈学术人生的优良传统。老一代学者的风格，是不讲究级别与地位，只看重学术。何先生来访，正好几位所领导都有事，因此安排极其简单，只通知了南开大学冯尔康、常建华等教授，其余都是本所学者。会议就安排在当时历史所12层最东边的小会议室，何炳棣先生与吴秀良先生进来后，也毫无其它客套程序，直接入座开始了讲座。听清华大学的老师讲，作为一位国际重量级学者，清华此次邀请何先生来访，每天早餐由校长陪同进餐。其余时间大多由杨振宁先生陪同。因此对于来历史所后毫无任何铺张和仪式，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也可以看出何先生保持多年的学者作风。

会前吴伯娅老师嘱我做记录和撰写综述的工作。因此我全程都在记录会议的内容。吴秀良先生的讲座内容我们比较熟悉，因此记录比较顺利。但何炳棣先生发言的部分，时间跨度非常之大，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园的学习、西南联大与美国学界的情况，涉及了许多人名、地点和事件，何先生虽然身体状况良好，声音洪亮，但是还是需要仔细分辨，反复辨识才能听清。我印象深刻的是何先生对初到美国后，中国学者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的回忆。已经西方学界对中国学者，尤其是涉及到话语霸权的领域，对中国学者的打压。他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例，这篇写英国中世纪土地制度的论文，本来有着世界性的发现，即从中世纪英国的人口与土地单位，发现许多单位并不是人口与土地单位，而是纳税单位。这个发现到了中国史领域，就是“丁亩”这一概念的大发现。中国传统文献，包括实录和地方志中的“丁、亩”等概念，过去学界都将其视为人口数字或者土地数字。但是何先生遍查近五千种地方志等文献后，发现有大量带有小数点的人口数字，这就引起了何先生的重视。他认为显然，这不是人口数。结合梁方仲等先生的研究与何先生对英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他得出了丁亩等单位是纳税单位的重大发现。这一发现大大推进了中国古代土地与人口的研究，对经济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何先生在会上反复强调这一发现具有“世界性意义”。但是，由于一位审稿人的意见，导致何先生研究英国土地制度的博士论文一直未能出版。这后面是复杂的学术话语的角力。何先生每当谈到早年中国学者不得不寄人篱下，为洋人学者做助手的时候，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他几次谈到某位掌握一定学术资源并编纂《清人传略》的学者夫妇对华人学者无比刻薄的时候，依然表现出愤慨的表情（我反复听了好多次才听清名字）。可见早年中国学者的遭遇在这位93岁高龄老人中的深刻影响。但是，谈话到最后，何炳棣先生也坦陈，自己由于性格耿直、刚烈，也得罪了许多人。他说他曾当面斥责某学者，为何对自己的同胞，如此刻薄。对此，他事后也非常后悔，觉得自己不应如此不留情面。

从华人学者与西方学术的相互纠结，到生活中的各种琐事，何炳棣先生谈了许多人生经历。不知因什么话题谈到老年学者的生活，当时何先生的夫人已经去世多年，他维持着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他突然说道：“一个家没有女人，就不像一个家。”过了一会儿，他又重复了一遍：“一个家没有了女人，就不像一个家了。”，我们突然理解了一个93岁老人谈到生活时落寞的表情。

会后，室里安排在长安大戏院一层的渝信川菜订了个包间，宴请何先生和吴先生。这个川菜馆总体上还是偏油腻和辛辣，我们生怕不对何先生胃口。但是何先生完全不以为意。大家席间谈的很愉快，非常难得的是，何先生对一个“清炒丝瓜”评价非常之高，到了结束，他便问道：“我可不可以打包一个这个菜回清华？”大家哄然大笑，立即为他又点了一份打包带走。读过《读史阅世六十年》的人都知道，何炳棣先生出身世家，虽然早年遭遇战乱、流离，但他还是个美食家，对每个地方的美食非常讲究。清炒丝瓜能得到何先生的青睐，是了不得的事情。席间，何先生谈到他本来定期回台湾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但近来好多年没回去了。我提到新科院士黄一农院士不久前来历史所做过交流，何先生立即说，黄一农我认识，评院士的时候我投了他的票。我又提到张广达院士最近也在台北，何先生说，张广达我还没见过，但评院士的时候我也投了他的票。

2024年夏季，我与黄一农院士在微信上讨论一个问题，我偶然提到何炳棣先生对“丁亩”概念的研究，立即引起黄老师的注意。几月后，他发来了《“E文献学”个案研究：以金代 <京兆府学瞻学舍地清册> 为例》一文，在这个个案研究中，黄院士借助何先生对丁亩的概念的研究，搞清了为何古代房屋建筑会有半间、甚至0.75间的单位，这其实与租税有关。我建议将此文推荐给社科院《文献与数据学报》发表，得到黄老师的同意。可惜后来这篇文章被《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学报》。一个伟大的发现，辗转流传对后人予以启迪，正是学术真正的意义。

一周后，在我将演讲综述写好发给吴秀良先生后，吴先生电话约我到住所面谈。吴先生说何先生看到这个综述，非常称赞，认为写的很好。我就将此放到历史网站，作为亲炙何先生的一个纪念。

2012年我在台湾政治大学访学，在台北的诚品书店看到了刚由原台大历史系主任徐泓教授翻译的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繁体版的出版。我坐在书店一口气读完了徐泓教授长达1万多字的译者序，对这部著作的及其价值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其酣畅淋漓之感溢于言表。此后我便与徐泓教授取得联系，邀请他到历史所演讲这个题目。由于何炳棣教授的历史研究，与徐泓教授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也正是因为这部著作，我注意到明清史料中“强半、弱半”、“太半、少半”等词汇，并不仅仅模糊表示数量的多少，在涉及土地、粮食、赋税、人口的数目字中，强半、若半表示3/4与1/4，大半、小半表示大于1/2与少于1/2，太半、少半表示2/3与1/3。并将其在中古文献中的应用等问题写成《“强半”与“弱半”》一文，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这些皆由服膺何炳棣先生之学术渊源，伟大的学术，有时候以排山倒海之气势改变一代之学术，有时候又以涓涓细流的形式，滋润着后人。

2010年是何炳棣先生最后一次回到祖国。两年后他就与世长辞了，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亚洲学会主席，一代华人学界的宗师，完成了他辉煌的学术人生。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依然是让人心潮澎湃的伟大著作，激励无数后来学子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