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官服馆藏画像
很多人认识高俅，大多源于《水浒传》。开篇他逼走王进、陷害林冲，靠着圆滑钻营身居高位，成了无数读者心中奸佞小人的代名词。可跳出小说的艺术加工，翻阅正史记载我们会发现，高俅没有蔡京、童贯那般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既没有主导割地赔款，也没有大肆屠戮朝臣，却依旧落得千古差评，被后世厌恶鄙夷。究其根本，他从来不是野心勃勃的乱臣，却是压垮北宋吏治、消解社会公平的蛀虫，他的上位之路，本身就是一个王朝走向腐朽的缩影。
高俅出身东京市井底层，早年只是街头闲散破落户，没读过多少圣贤诗书，也没有上阵杀敌的军功，唯独精通蹴鞠、笔墨杂艺，擅长察言观色、左右逢源。早年他辗转依附各色权贵谋生，因一次偶然机会，被还是端王的宋徽宗看中。彼时宋徽宗痴迷玩乐，高俅一脚精湛的蹴鞠技艺，瞬间俘获了这位闲散王爷的欢心。等到宋徽宗登基称帝，昔日身边的玩伴高俅一路破格提拔，最终官至太尉，手握北宋禁军最高兵权，实现了底层小人物最戏剧性的逆袭。
北宋汴梁市井古画实拍
放在太平盛世，一个擅长才艺的人被君王赏识本无可厚非，可错就错在，身居高位的高俅，既无治国之才，亦无为官之德。
手握禁军大权之后，高俅做的第一件事，并非操练兵马、整顿军纪、巩固边防，而是把军营变成了自己的私人牟利场所。他下令禁军士兵不再勤修武艺，大量士兵被分派去给自己修建宅院、打理私产、外出经商做工。愿意巴结依附自己的士兵，可以免去操练苦役，靠着攀附就能安稳度日；家境贫寒、不懂钻营的底层士卒，只能被无休止压榨，还要自行赚钱补贴军营开销。久而久之，曾经保卫都城的精锐禁军，军纪涣散、武备废弛，士兵疏于训练，军官结党谋私。等到后来金兵南下，数十万北宋禁军不堪一击，一触即溃，高俅常年疏于治军的恶果，最终让整个都城付出了惨痛代价。
在用人处事上，高俅奉行极致的任人唯亲。但凡自己的亲友、同乡、门下谄媚依附之人，无论有无才德，都能被安排军中要职，靠着裙带关系步步高升；可对于那些正直孤傲、不肯趋炎附势的有才之人，他处处排挤打压。《水浒传》中林冲被百般陷害并非完全虚构，虽然正史里没有白虎堂冤案，可高俅在朝堂拉帮结派、打压异己却是史实。他只顾培植私人势力，全然不顾朝堂人才选拔的公平，让寒门将士、正直官员失去晋升通道，北宋朝堂的风气在他的推波助澜下愈发浑浊。
除此之外，高俅借着帝王的宠信大肆敛财，利用职务之便巧立名目搜刮百姓与军中财物，在京城购置大量田产宅院，积累巨额私产。宋徽宗沉迷书画游乐、疏于朝政，高俅便一味迎合君王的各类爱好，从不劝谏帝王励精图治，反而想方设法搜罗奇珍异宝、玩乐技艺哄皇帝开心。君王耽于享乐，权臣只懂逢迎，朝堂自然渐渐失去约束，腐败肆意蔓延。
很多人会疑惑，高俅既没有通敌叛国，也没有残害大量朝臣，为何历史评价依旧极差？其一，他的上位打破了古代为官最基本的规则，不靠德行、军功、学识，仅凭一身玩乐技艺身居军政高位，本身就颠覆了社会大众对公平仕途的期待，极易引发世人反感；其二，身居国防要职却荒废军备，为一己私利掏空禁军根基，间接加速了北宋的灭亡，无数百姓因国力衰弱遭受战乱流离之苦；其三，他身为朝廷重臣，不行劝谏之责，一味媚上欺下，纵容朝堂腐败，挤压底层生存空间，既辜负了帝王托付，也亏欠了天下苍生。
靖康之变前夕，金兵压境，宋徽宗仓皇南逃，高俅跟随圣驾南下，却在朝堂权力内斗中被排挤，最终病逝家中。他幸运躲过了奸臣被清算的结局，却躲不过后世千年的负面评价。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将他塑造成欺压忠良的反派，正是民间大众对这类媚上欺下、祸乱吏治官员的情绪宣泄。
回望高俅的一生，是一场小人物欲望膨胀的悲剧。他从泥泞市井走来，靠着机遇与圆滑站上权力高峰，却没有选择用手中权力回馈时代、守护百姓，反而被贪欲与私心裹挟，滥用特权、荒废职责、败坏风气。世人厌恶高俅，厌恶的从来不是一个会踢球的小人物，而是身居高位却毫无担当、手握公权只为谋私的利己者。
文末升华
权力从来不是用来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高俅用一生警醒世人，没有德行与格局加持的好运与机遇，终究只会酿成个人与时代的双重悲剧。身居任何位置，守住初心、恪尽职守、心存敬畏，才能不被欲望裹挟，不被历史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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