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累、结构与动力：杭州地名演变解构|吴越国|层累|杭州|秦汉|都城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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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个城市的地名体系是记录其历史变迁的活化石。本文对杭州地名体系的演变进行系统解构，旨在揭示地名文化层的形成逻辑与动力机制。本文将杭州地名层累结构划分为五个层次：先秦—秦汉起源层、魏晋—隋唐发展层、五代—南宋核心层、元明清稳定层、近现代转型层，并提出地名演变的四大动力机制——自然地理奠定底座框架、行政变革形成核心驱动、经济发展提供物质驱动、文化融合铸就人文底色。进而以中山中路（南宋御街）为典型案例，剖析其地名演变的层累历程，隐含的权力更迭、经济转型与文化审美的多重印记。本文为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有效分析框架，也为城市历史地理变迁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地名层累；杭州地名；历史演变；动力机制

杭州是吴越文化的中心，南宋都城，大运河与钱塘江交汇的枢纽城市，其地名的演变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人文密码。从秦朝初设“钱唐县”到五代吴越国都；从南宋都城临安到近现代“杭州市”建制，地名的演变始终与城市的变迁、历史人文的发展深刻交织。一个城市的地名，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标识符号，也是文化流转的印记。它在时间长河中形成、叠加、演变，本质上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人文诸要素的映射。

地名，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形态，它在历史中产生、叠加、替换，形成具有时间序列的“文化层”。地名的演变过程构成了一个层累结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分析中国古史传说形成过程时曾提出“层累理论”，认为中国古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层叠和演变的。在研究地名的形成过程时，我们同样可以分析它的层累演变过程及包含的丰富信息。

本文拟从城市地名演变动力的视角重新解构杭州地名，厘清不同时期地名的核心特征和层叠逻辑，为城市地名的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地名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一、

杭州地名文化层的层累解构

结合杭州的历史发展与地名的演变，可以将地名解构为五个相互叠加的文化层。它们既相对独立承载着特定时期的文化信息，又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完整的地名文化体系。

（一）起源层：先秦—秦汉，基本地名初现

先秦—秦汉是杭州地名的起源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以自然地理特征和吴越土著文化为基石的地名起源层，并且出现了“余杭”“钱唐”这两个基本地名。这些地名的起源与杭州的自然环境以及当时的土著语言密切相关。

“余杭”地名的记载最早见于《越绝书》，“钱唐”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余杭”地名的起源，或与大禹有关，或源于当地土著语言的音译。“钱唐”的得名应与钱塘江有关，反映了早期先民对钱塘江沿岸地理环境的认知。经过千百年的演化，余杭、钱塘的地名已成为杭州的核心地名，由此派生出大量地名。时至今日两个地名仍在使用，余杭区和钱塘区已成为杭州市的两个市辖区。

一个地方的起源层地名特征：一是通常以自然地理实体为基础，反映先民对自然环境的认知；二是带有鲜明的土著文化印记，包括读音和含义。

（二）发展层：魏晋—隋唐，行政地名定型

东晋年间，佛教开始在杭州流传，南北朝时期逐渐盛行。佛教文化的影响，产生了一大批与佛教相关的地名。隋唐之际，杭州成为江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许多行政地名在这一时期定型。这个时期的地名显著受到文化和行政的影响，叠加在先秦—秦汉的起源层之上，开始构建地名层累结构。

在这层地名中，伴随佛教传播在西湖南北出现了大量寺庙地名，例如，以灵隐寺、天竺寺为中心的北山寺庙群和以净慈寺为中心的南山寺庙群，并衍生出一大批地名。一些地名频繁出现在白居易、苏轼等文化名人的诗作中，强化了其文化地标属性。今天许多寺庙已经消失了，但相关的地名却依然活跃在杭州的地图上。

在这一层，行政地名定型。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朝统一全国后，废钱唐郡，置杭州。“杭州”地名在历史上首次出现。至唐天宝年间，杭州辖钱塘、富阳、余杭、临安等八县，这些行政地名在这一时期定型，至今沿用。

发展层的地名层累出现了一些明显特征：一是文化因素的叠加，杭州的一些寺庙地名，叠加在起源层形成的早期地名之上，形成了自然—人文的层累；二是伴随着城市的稳定发展，行政地名定型，形成城市地名体系的骨架，地名的空间范围也从最初的余杭和钱塘江一带，向西湖周边、运河沿线发展。

（三）核心层：五代—南宋，都城地名大量涌现

五代时期，杭州是吴越国（907—978年）的国都；南宋时期（1127—1279年）杭州是都城。从五代到南宋，杭州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形成了以都城行政地名、宫廷地名、商业地名为主要元素的地名核心层。特别是南宋时期作为都城，高度繁荣的宋朝文化，融入了杭州城的街巷地名中。

五代吴越国对国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形成了子城（宫城）、罗城（外郭城）的城市框架，其中罗城的范围基本就是后来南宋临安城及明清杭州城的主体区域。罗城有十座城门，成为此后千年杭州城的空间定位坐标，并由此派生大量地名，如北关门（余杭门）、保德门（艮山门）等。

在吴越国的国都空间框架基础上，南宋定都临安府，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整个地名体系得到了爆发式发展，形成了杭州地名层累结构中最丰富的核心层。第一，作为都城，宫廷及行政地名大量出现。第二，中国城市发展的坊巷制形式定型，南宋的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里坊地名，在《梦粱录》等当时的志书中都有详细记载。第三，西湖的景观地名基本成型，经过南宋宫廷画师的创作和文人的提炼，西湖十景已从自然景观提升为文化意象，名字与现今我们看到的已基本一致（见表1），后来到了清朝，经康熙皇帝的品鉴和刻碑，通过最高政治权力对既有文化成果的确认，使其从文人雅趣跃升为国家认可的文化典范。

表1是部分南宋临安府的地名与当今杭州地名的对照，从中也可以看到，核心层时期奠定的地名体系，支撑了杭州后来的地名发展框架。

核心层地名层累的特征包括：一是政治强力驱动，这一时期杭州先后成为吴越国都和南宋都城，都城建制的等级和规模直接决定了地名的分布及内涵；二是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宋朝浓郁的文人气息和这个时代活跃的市民文化，逐渐形成杭州独特的气质；三是影响地名的因素十分丰富，行政、商业、世俗、宗教、景观，社会各方面影响交织，共同构建了地名层累结构的核心层。

（四）稳定层：元明清，世俗地名渐多

元明清时期，杭州不再是都城建制，但仍旧是东南一带的行政和经济中心，城市功能转型、市民社会成熟。这个时期在地名层累结构中体现为稳定层，新出现了一批世俗化的地名。

明清时期杭州的商业手工业高度发展，出现了很多与行业相关的地名，形成了一个特征鲜明的工商业地名层，比南宋时期更加精细化。今天的杭州地图里看到的打铜巷、元宝街、高银巷等地名，都与当时的商业有关。

这个时期大姓宗族聚居现象较多，出现了一些以姓氏命名的街巷，比如今天还能看到的蔡官巷、高官弄、周衙弄等，这类地名在明清时期剧增。后期清朝八旗驻防杭州，在地名中还留下了一个空间集中的“满营文化层”，现在杭州地名中的教场路、平海路、亭湾骑射，都是当时留下的地名。

稳定层地名层累的几个特征：一是地名结构的主干保持稳定，南宋时期的核心地名得到了保留。二是随着市民文化的兴盛，出现了大量世俗地名，融合成一个兼具官方和民间特色的地名体系。

（五）转型层：近现代，时代特色地名产生

近现代以来，杭州的城市发展进入了转型期，地名的层累结构也随之转型，呈现了传统与现代叠加、时代特色明显的特征。

20世纪初期，随着新兴科技的应用，地名出现了邮电路（1927年）、机场路（1931年）等。抗战时期，地名出现了国货路（1928年）、光复路（1945年）等。1949年及以后，地名出现了解放路（1949年）、新中国路（1966年，1981年改称开元路）等。

自1966年始，持续数十年，杭州萧山开展了大规模的围垦造地工程，产生的地名层带有鲜明的工程性、集体性、奋斗性色彩，与历史上任何自然演变或商业形成的地名层截然不同。如“宁围、党湾”体现集体主义的时代精神，“六工段、九号坝”体现围垦工程，“靖江、益农”体现对新土地富饶安宁美好希望的地名。

21世纪，随着杭州从“西湖时代”走向了“钱江时代”，产生了之江路、钱江路、时代大道、奔竞大道、物联网街、博奥路等地名，新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杭州地名层累的内涵更加丰富，空间范围也更大了。

转型层地名层累的特征：一是明显的转型性和鲜明的时代烙印，从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相对稳定的地名结构迅速向现代工业及现代城市的地名结构转变，时代的发展带来了地名体系的剧烈变动。二是文化的多元性，在社会变革、近代科技、新时代符号等因素影响下，新的地名不断涌现并固化，老旧地名部分被改造或保留，地名层累结构出现了新旧共生的格局。

二、

杭州地名层累的动力机制

杭州地名层累结构的形成，从最初的起源层，到发展层、核心层、稳定层，再到转型层。地名虽然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配角，但深入探究，会发现它同样有一部波澜壮阔的演变史。杭州地名层累的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远不是单一的政治或经济因素所能决定的。它是一个在独特地理基底上，由多层次力量持续互动、叠加塑造的结果。

（一）自然地理环境，形成层累的底座框架

一个城市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城市地名体系原初的底座，环境的变迁、城市范围的扩大，共同构成地名层累的底座。杭州地处钱塘江下游、西湖周边，后来大运河开通，城市跨江发展，自然地理特征是地名形成过程中最基础、最持久、最稳定的底层动力。

杭州地名体系中大量以“钱塘”“之江”“武林”“湖”“塘”“坞”等为词根的地名，就是这一动力机制的影响结果。这类地名的分布，和杭州的自然地形完全吻合，如杨梅岭、梅家坞这类地名多集中在杭州西部的丘陵地带，新湾、美女坝这类地名多集中在钱塘江的围垦滩涂地区，湖滨、湖墅这类地名则集中于西湖周边。

（二）行政变革与大事件，形成层累的核心驱动

行政变革是推动地名层累的核心动力，直接决定了地名的设置、调整与延续。在这个力量的驱动下，由行政权力通过地名的命名、调整，将政治意志植入地名体系。由于地名的命名实质上是一个行政事件，这个动力成为地名层累的核心驱动力。

从秦朝建置钱唐、余杭两县，到隋朝置杭州，再到南宋定都临安，后来元明清设杭州路、杭州府，近现代确立杭州市，每一次行政建制的变革都会新增和调整大量地名。例如，南宋定都临安，新增了大量的宫廷、行政地名，同时为适应都城的定位，由行政强制力对整个地名体系做了大幅调整。

在城市发展历史中，一些大事件也会成为地名层累形成的重大驱动力。例如，近现代杭州的解放、大规模围垦造地运动、举办亚运会等大事件，都在地名层累结构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三）经济发展，形成层累的物质驱动

经济发展是杭州地名层累的物质驱动力，反映了城市经济功能的演变。杭州城市发展史上几次重大的经济跃迁，无一例外在地名层累结构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凿通，运河漕运大大推动了杭州商业的发展；南宋时期，都城的繁华、城市发展的坊巷制催生了大量商业和娱乐场所地名；明清时期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大量行业相关地名；近现代工业发展及新技术的叠加，驱动产生了许多新兴地名。

今天在杭州还能看到类似米市巷、南瓦子巷、邮电路、物联网街等地名，都是不同时期经济发展、行业分布留下的痕迹。这些层层叠加的地名，共同构成了一部“可阅读的杭州经济发展史”。

（四）文化融合，形成层累的人文底色

文化的融合，以及不同时期杭州人的审美观念，形成了杭州地名层累中独特的人文底色。杭州地处吴越文化圈，历史上受到中原文化、宋韵文化、佛教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质，这必然反映在许多地名上，并呈现出文化影响的层累效应。

今天在杭州地图上看到的很多地名，六部桥直街、清河坊、艮山门等，都源自中原的官署名称、皇家园林。杭州号称东南佛国，佛教文化的影响深刻地融入了城市空间肌理，很多寺院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戒坛寺巷、潮鸣寺巷、昭庆寺里街等地名，却依然活跃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

杭州的中山中路又名南宋御街，它的地名层累浓缩了这个城市的权力、经济、文化、规划的变迁，体现了各种动力机制或明显或隐秘的驱动，是解读中国城市街道地名层累现象的一个绝佳范本。

从杭州的自然地理空间形态分析，中山中路所在的位置，南起凤凰山麓的鼓楼，北至众安桥，依托这个城市西南高、东北低的冲积平原地理格局，且处于老城区的中部位置，动力一的自然地理力量，形成了这条路名的底座框架。

南宋之后，动力二行政变革的力量，驱动了地名的层累。南宋定都临安府之后，这条路成了当时最高等级的路——御街，承袭《周礼·考工记》所说“匠人营国”的都城建制，御街居中，成了都城的中轴线，行政力量也使地名有了一个最高行政等级的烙印“御”。元明清时期，杭州只是地方行政经济中心，御街的地名变成了“大街”。抗战胜利后，这条南宋时期的御街，元明清时期的大街，民国时的江墅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命名为中山路，再次以行政变革驱动了地名层累。

动力三的经济发展产业力量是它层累中最绵长、最稳定的动力。南宋都城坊市合一，御街也就成了商街，从《梦粱录》等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御街及其周边地区，分布着官巷口、清河坊、百戏巷等商业区。南宋之后，这个街区的商业功能向平民化发展，羊坝头等地名随之涌现。当代，南宋御街的地名再次出现，是因为文化经济的推动，御街成了拉动文旅消费的景点。

动力四文化融合形成的人文底色，这在御街地名层累中赋予了情感和记忆。南宋时期的地名御街，又被称为天街，是对中原汴京天街的追忆。当代南宋御街的地名重新出现，则是遗产保护、文化旅游的结果。

三、

结语

本文基于地名层累过程，重新解构了杭州地名的演变路径，厘清了各个时期地名的核心特征和层叠逻辑，并探究了这种层叠现象的内在动力机制，从而为城市地名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地名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作者：桑轶菲

来源：《城市开发》2026年第8期

选稿：耿曈

编辑：汪鸿琴

校对：王昱婷

审订：江桐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