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标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哲学的发生、发展动力及其高度关切现实的精神气质。关于哲学的起源，亚里士多德认为：“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与西方哲学常以闲暇时的“惊异”作为起点的传统不同，中国哲学则起源于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系辞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基于对自然、人生、社会乃至人类历史予以深刻洞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是中国哲学发生、发展的动力之一。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下，萦绕于哲人心胸的忧患意识，不是简单的悲观、焦虑或恐惧，而是清醒、理性且充满责任感、展现积极行动意愿的精神状态。中国哲学的忧患意识，关注人类遭逢的各类危机，强调人们要在变化和不确定性中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化忧为机、转危为安。在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上，对于自然、政治、社会、人生、文化的忧患意识推动了思想的变革与延伸，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动力因素和精神气质。当下，梳理中国哲学史以及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不能忽略忧患意识作为动力因的意义。

一、忧患意识及其精神特质

“忧患”一词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先民对生活困境及其心理状态的独特理解。“忧”的古体字之一是“

，愁也。从心，从頁”，表达了一种愁容满面、内心煎熬、步履沉重的身心状态。“患”字大体上指的是内心被外物（麻烦、灾祸）贯穿、缠绕、堵塞。“患，憂也。从心，上贯吅。”患不仅指内心的忧虑，更被引申为祸害、灾难、疾病（如祸患、患病、患难）。大致来看，忧起源于一个外在行为意象，因内心焦虑而徘徊不定，强调的是一种外显的、持续的愁苦状态；患起源于一个内在心理意象，内心被祸患贯穿或堵塞，强调的是一种深刻的、根源性的困境和忧虑。忧患二字连用，从文字上融合了内心的焦虑与外部的祸患，即人对内外处境的一种感受与认知。在哲学层面上，忧患逐渐升华为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用来表达对人类生存发展处境的思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传·系辞下》）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里，忧患常被用来表达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切、警醒乃至担负的主动自觉性。忧患不是发生在个体身上具有消极意味的忧世伤生情绪，而是对世事人情的清醒预见和警觉。忧患源于人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足以预见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危机。“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荀子·王霸》）忧患常常与公共责任和社会担当联系在一起，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所忧的是家国天下的秩序、道德仁义的价值、思想文化的传承，而非一己之私利、个人之得失。忧患是进取的动力，心中有患，才能具有“生于忧患”（《孟子·告子下》）的意识，从而奋发图强，做到防患于未然。

魏源感叹：“六经其皆圣人忧患之书乎！”冯天瑜也说：“忧患意识是充溢于中华元典的一种基本精神。”在中国哲学早期传世文献里，很多话题与忧患意识密切相关。如《尚书》所记载的圣人治水话题，就深刻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忧患意识。帝尧对洪水肆虐表达忧虑之心并寻求解决之道：“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尚书·尧典》）这是帝尧面对洪水浩劫时的忧思与追问。洪水滔天的灾异景象，揭示了人类在自然力前的渺小与脆弱，反映了先民对自然秩序的敬畏，对生存根基的深刻不安。同时，洪水作为“天道失常”的象征，触发了人对自身在天地间位置的终极追问，即如何在应对无常的自然变迁中建立稳定的生存秩序？这种焦虑催生“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早期文明动力。针对圣人治水、创生文明的传说，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水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得而食也。”（《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的记述里，因为尧的忧患意识而引发了舜、禹的努力，从而造就了山河得以治理、生民得以存续的文明成效。忧患意识在此超越了对灾害的恐惧心理，升华为对群体命运的自觉承担，其中包含统治者对天下民生疾苦的体认、对自我治理能力的反思、对有效解决方案的寻求等公共性意识。除了自然灾害之外，在《尚书》中，忧患意识还表现在对于为政失德的焦虑，如“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尚书·五子之歌》），“荒坠厥绪，覆宗绝祀”（《尚书·五子之歌》）。忧患意识也表现为对“多方之乱”的担忧，如“有苗弗率”（《尚书·大禹谟》），“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尚书·大诰》）。当这些叛乱出现的时候，统治者的忧思在于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稳定的秩序。无论是对自然灾害的担忧，还是对为政失德、四方叛乱的警惕，《尚书》中所展现的忧患意识，不仅关注自然与社会的现实危机，更蕴含对道德秩序与政治合法性的深层思考和关切。《尚书》中多次记载的“天谴”观念，便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典型体现，它要求统治者时刻保持警醒，以德配天，避免因失德而招致天罚。就此而言，忧患意识也激发了统治者对政治伦理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

早期中国哲学的忧患意识的呈现，还与殷商到周朝的政治文化转型有关。殷人迷信天命，认为其存续有着“上帝”的庇佑，因而事事占卜以探求天命。周人从商纣王亡国的教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天命并非永恒不变，而是会有所转移。天命转移的依据在于是否有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在这一认知影响下，周人产生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的谨慎与警惕。这一意象反映了周人在面对政治和社会危机时的个体感受，表达了为政者个体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周人的忧患意识直接关联政治治理的失败和社会动荡的危机。这种警惕，不再是对外在神祇的恐惧，而是对自身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深刻责任感。周人的忧患意识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将自然灾异视为上天对人间失德的警示，从而促使统治者通过修德政、行仁义来化解危机。对于失德与否的忧患和关切，意味着早期中国哲学将关注的焦点从天命转向人事。这种转向并非简单的观念更迭，还意味着人们开始从依赖外在神秘力量的庇佑，转向对自身行为、道德修养和社会治理等现实层面的反思与重视。关于这一点，徐复观在论述“忧患意识”一词时指出：“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绝望……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付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地自觉的表现。”这一论断尤其强调忧患意识中所蕴含的人之自觉责任感，也说明忧患意识生发于对人事的担当而不是对神秘力量的恐惧。对人事的关注，促使当时的人们更加主动地去探索如何通过人主体自身的努力来避免危机、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繁荣，进而形成中国哲学中独特的忧患性气质，即对人类社会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和对人自身责任的深刻认知。

在早期中国哲学的起源语境中，忧患意识通常指的是一种对潜在危险或危机的认识和警惕，展现了对于人类公共生活的深刻关切，并希望通过预判危机进而发挥人的主观努力来改变危殆境况。忧患意识增强人对公共生活的危机感和责任感，推动人在复杂多变的不确定世界中始终保持警觉、自省和进取。

在中国哲学中，忧患意识表现为对危机的前瞻与警惕。“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韩非子·说林上》）忧患意识能够促进人们预见潜在的危机和困难，并因此保持警惕并设法解决危机。“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韩非子·喻老》）发现危机之所在，且能够“明于忧患与故”（《易传·系辞下》），这样才能在变化莫测的环境中趋吉避凶、转危为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对于世事的忧患促进人们形成居安思危的意识，“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尚书·说命中》），“《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观念是忧患意识最直接的体现，这一朴素观念要求人们在安稳之时也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从而做到防患于未然。忧患意识的存在，使得人们不能满足于眼前的安逸，而是以一种长远的眼光审视生活，在治平的形势下不忘危乱。无论是个人面对生活中的变故，还是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应对各种潜在的风险，忧患意识都发挥着重要的预警作用。

忧患意识具有反思性与批判性的意味。忧患意识促使人们不断反思自身行为与社会现状，对不完善的人为秩序及其观念进行深刻批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忧思与批判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否定，而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和对理想状态的追求，具有建设性意义。“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孔子的感慨，就表现出对当时社会秩序的深刻忧思和批判，体现了因反思秩序崩溃而生发的忧患意识。然而，孔子的忧患不是哀叹，而是希望通过批判来唤起人们承担伦理义务并改善现有状态。宋明理学家怀有“学绝道丧”的文化与道德忧患，对于所处时代的思想格局与道德状况持有批判态度。他们希望通过弘扬儒家道统和强调儒家正脉来挽救时代的思想颓势与道德困境。在宋明理学家那里，不管是“得君行道”还是“觉民行道”的弘道路线，实际上都是一种基于时代批判的政治伦理自觉和学术思想自省。

忧患意识激发了人们重视人类道德生活的意义。中国哲学主张人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因而重视人的德性、德行对于世界的意义。牟宗三说：“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意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由此种忧患意识可以产生道德意识。忧患并非如杞人忧天之无聊，更非如患得患失之庸俗。只有小人才会长戚戚，君子永远是坦荡荡的。他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的未足，而是德之未修与学之未讲。他的忧患，终身无已，而永在坦荡荡的胸怀中。”中国哲人之所以生发出忧患意识，常常是缘于人类自身道德和行为的失范，要么是统治者失德，要么是社会风气堕落。而其解决之道也将有赖于人的主体意识及其能力，尤其是人的德性和德行的觉醒与落实。中国哲学常说的“立德、立功、立言”就是基于忧患发挥主体力量来改造世界。个体在这个改造和完善世界的过程中也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从而实现了道德境界的提升和历史价值的彰显。

忧患意识能够促进人们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担当感。人处世间，免不了对于个体、家庭与公共事务的忧患。人是忧患的承受者，更是解决引发忧患之问题的担当者。忧患意识不仅促使人们关注潜在危机，更激发个体对自身责任的深刻认知与主动承担。在中国哲学中，担当精神常体现在个人对社会、国家的义务感中，如孔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强调士人应以天下为己任；孟子进一步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将忧患意识转化为不同境遇下的道德实践准则，形成“以天下忧乐为忧乐”的价值取向。具有忧患意识的主体常常不是计较个人得失，而是忧思家国天下的秩序和仁义道德的伦理，催生公共担当精神。“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中国哲学的忧患意识中，个人的情感与价值融入对天下苍生和王朝命运的关怀。这种责任感与担当精神，促使个体超越自我的身心局限，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自身行为对家国天下的影响。

忧患意识意味着人们要运用实践智慧来变革困境。“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易传·象传下》）面对困境时，忧患意识并非使人沉溺于焦虑，而是通过理性反思寻找方案来改变现实困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系辞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忧患意识深信穷则思变、“危”与“机”相依。在中国哲学的视野里，相信困境能激发人的潜能，成就人的德行与功业，所谓“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在“生于忧患”的语境中，“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忧患意识所蕴含的实践和转化智慧，使得人们在面对困境时不过度沉溺于悲观绝望，而是积极寻找突破困境的方法，将现实挑战转化为变革的机遇。

人既有一时之忧患，也有万古之忧患。在中国哲学中，忧患意识意味着对自然、人生、社会、政治个层面危机的深刻洞察与对解决危机之责任的主动担当。忧患意识不是消极的哀叹与逃避，而是积极的应对与行动，促使中国哲人不断地思考如何通过个体和类主体的反思、修养与努力，来应对各种潜在的危机与挑战，最终实现理想人生和良序社会。同时，忧患意识激发了中国哲人的理论创新精神，在面对艰难处境特别是公共性困境时，他们通过理论反思积极地去为解决共同体危机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从而推动了中国哲学的不断变革。

二、忧患意识与中国哲学发展历程

“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中，忧患意识不仅具有精神气质的意味，在很大程度上更是成为思想演进与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国哲学家不仅仅是由于纯粹理智而进行哲学思考，更是基于时代生活与个体生命的结合来进行哲学创造。金岳霖指出：“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深刻的忧患意识，促使历代哲人从自我的生命感受出发，不断去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反思天下治乱、民生疾苦、风俗善恶、制度优劣等现实问题，从而构建不同倾向的思想体系。从诸子时代到近代社会的哲学发展史上，忧患意识始终贯穿其中，甚至可以将其作为解读中国哲学发展的一种视角。

对于自然灾害、为政失德、四方叛乱、邦国混战等事关生存与秩序问题的忧患，促发了早期哲人们去思考人与自然、人性与天道、道德与政治等问题，进而呈现多维的思想样态。在多维样态中，儒家的忧患意识体现最为突出。先秦儒家认为，人类之所以有伦理道德原则来规范生活，是由于“圣人之忧”生发了秩序意识。“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的这段话，表明儒家哲学的生发与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秩序的忧患密切相关。在对社会现实的洞察中，孔子的忧患意识促发了“仁”的哲学。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天下之无道久矣”（《论语·八佾》）。朱熹说：“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昭后世。”按照朱熹的说法，孔子正是因为担忧社会的失序、道德的沦丧和人心的迷失，才在“先王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儒学仁义道德精神。“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强调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关爱、尊重与理解，以此作为重建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基础。在政治层面上，孔子的忧患意识表现为他对为政秩序的要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孔子对政治生活失序充满了忧虑和愤怒，因而提出“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思想。对于当时“天下无道”乃至政治失序的忧虑，正是孔子忧患意识的深刻体现。孟子继承并深化了孔子的忧患意识，面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社会现实，孟子忧患于社会的失序、民众的苦难和道德的沦丧。孟子对社会现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他痛斥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呼吁诸侯实行仁政，“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以仁义道德来化解忧患、平治天下。孟子还忧患于“杨墨之言”弥漫的思想状况，坚持强调道德人格的完善对于良序社会的重要性。荀子则立足对现实的细致观察与深入思考，展现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独特见解。荀子说：“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者也。”（《荀子·荣辱》）杨倞注曰：“变故，患难事故也。言尧、禹起于忧患，成于修饰，由于待尽物理，然后乃能备之。”在荀子看来，理想的圣王及其所造就的理想社会并非天生而成，而是起源于忧患变故之中。荀子深刻认识到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主张以“礼”来规范社会行为，“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他认为“礼”是社会秩序的基石，通过制定和遵循各种礼仪规范，可以使人们明确自己的身份和职责，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荀子认为仅仅依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还需要法律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因而主张“礼法并举”。荀子的忧患意识，促使他构建起一套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旨在通过“礼”与“法”配合，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在个人修养方面，荀子认识到人性本恶，若不加以约束和引导，人就会走向堕落和犯罪，“怠慢忘身，祸灾乃作”（《荀子·劝学》）。荀子的忧患意识贯穿于社会治理和个人修养等多方面思考中，促使他不断探索解决时代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深刻影响了后世儒者，金岳霖说：“一位杰出的儒家哲人，即便不在生前，至少在他死后，是一种无冕之王，或者是一位无任所大臣，因为是他陶铸了时代精神，使社会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维系。因此人们有时说中国哲学家改变了一国的风尚，因此中国哲学和政治思想意味深长地结成了一个单一的有机模式。”无疑，孔孟荀所代表的先秦儒家正是这一话语的杰出体现者，他们因忧患意识为中国思想开拓了现实主义的思想传统。

先秦道家看上去超然世外，但实际上，道家哲学同样是哲人忧患意识的呈现，只不过表现出与儒家不同的风貌而已。道家和儒家一样对社会现实不满，儒家以仁礼并举的积极方式来应对危机，而道家则是期望用自然无为的“消极”方式来消解危机。老子目睹社会的纷争与动荡，深感人们为追求功名利禄而陷入无尽的痛苦与迷茫。“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老子认为，人类过度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权力地位，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导致社会失序、人心不宁。为了改变混乱的局面，老子强调人们应当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第六十四章）这种无为并非消极怠惰，而是不过度干预、不强行妄为，让事物

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老子的忧患意识促使他倡导一种简约、质朴的生活方式，减少欲望的滋生，并保持对自然而然的崇尚，以避免因欲望膨胀而带来的种种烦恼和危机，体现了他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庄子的忧患意识更多地体现在对个体生命自由的追求和对世俗价值观的批判上。他认为，人们往往被世俗的名利所束缚，失去了本真的自我，陷入了一种虚伪、痛苦的状态。庄子通过一系列寓言故事，表达了他对自由、逍遥境界的向往，并以此克服困苦忧患，实现“安所困苦哉”（《庄子·逍遥游》）的精神状态。庄子主张人们要摆脱世俗的羁绊，超越功名利禄的诱惑，回归到自然、本真的状态，“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庄子·山木》）庄子的忧患意识及其消解之道，为人们在困境中提供了精神上的解脱和安慰，使人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一颗平静、豁达的心。

除儒道之外，诸子时代哲学大多展现了对于时代问题的忧思，并试图为之提供解决方案。在人际纷争、诸侯争霸、天下混乱的社会和政治世界里，如何判定时代的症候以及如何疗救之，这是墨子的忧患所在。“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墨子·兼爱上》）墨子担忧社会的混乱无序、百姓的流离失所与道德的沦丧，“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墨子·兼爱上》）。“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墨子·尚同中》）墨子指出，天下之乱起于“不相爱”，即各种伦理主体之间的“不相爱”，战争也导致社会陷入贫困与混乱。有鉴于此，墨子提出“兼爱”“非攻”等主张。概言之，墨子忧患于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仇恨、争斗和冷漠，缺乏关爱与互助，认为这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法家哲学的忧患意识体现了鲜明的变革诉求，其代表人物如商鞅、韩非等深刻洞察诸多问题，如旧制度的腐朽、社会秩序的混乱、国家实力的衰弱等，担忧国家在这种动荡局势下会走向衰败甚至灭亡。法家的忧患意识体现在对国家富强的强烈渴望上，主张只有国家强大起来，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去。法家的忧患意识还表现为对法律制度的高度重视，“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韩非子·解老》）。法家认为，人性本恶，人们都有自私自利、贪图享乐的本性，如果不加以约束和引导，就会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唯有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法家试图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来应对社会中的各种忧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虽然法家的思想在历史上也受到一些批评和质疑，但是其忧患意识中所蕴含的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社会变革的积极推动和对法治建设的重视，也有着可取之处。

诸子时代哲学思想中的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深厚的传统，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中被继承和发扬。历代哲学家对所处时代的政治与道德状况充满了忧患之情。在这种忧患情绪的推动下，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展现了不同的时代特点。

董仲舒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对汉王朝的现实忧患而生发的，故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尤其具有典型性。董仲舒身处汉武帝时期，当时虽历经文景之治，国家呈现一定的繁荣景象，但社会深层仍潜藏着诸多忧患。“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针对治乱的忧患，董仲舒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深邃的哲学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融合阴阳家、儒家、法家等诸家思想，构建起一套以“天人感应”“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冯友兰认为，董仲舒“为当时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理论的根据”。董仲舒的忧患及其应对之道，不仅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的现实政治需求，也对中国政治史产生深远影响。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治上政权更迭频繁，陷入长期的分裂混战局面，给百姓带来无尽苦难。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动荡现实中受到冲击，其倡导的名教体系难以再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人生指引。在这样的环境下，魏晋玄学家们开始深入思考宇宙、人生、社会等根本性问题，忧患意识成为他们思想的重要底色。王弼等人关注到社会动荡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塌，他们以“贵无”思想为核心，试图从哲学层面重新构建一种能够安顿人心的理论。针对当时社会过度追求功利、虚伪造作，郭象的“独化论”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忧患意识。他通过解读《庄子》，认识到万物皆有其自身存在的依据和方式，不必刻意追求外在的规范和标准。这种思想反映出对当时社会过度追求功利、虚伪造作风气的反思，试图通过强调个体的自然本性，让人们摆脱外在束缚，回归真实自我，以缓解因社会扭曲带来的精神痛苦。同时，郭象意识到在动荡社会中个体命运的无奈，通过“独化”思想给予人们一种在困境中自我安顿、自我解脱的途径。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以放浪形骸、不拘礼法的行为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他们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追求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自由，通过饮酒、服药、清谈等方式，在精神上寻求解脱，试图在混乱的世界中守护内心的纯净和独立。这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探索和追求，不仅是对社会忧患的一种回应，也为中国哲学对于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忧患意识同样推动了儒家思想第二次高峰——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彭华指出，儒家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忧国忧民、忧道忧学等方面。而关于儒家的忧道忧学，在宋明理学时期有着最为深刻的体现。隋唐以降，佛教、道教的思想盛行，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冲击，如同韩愈所说“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先儒之道，不得其传，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影响力有所下降。理学家们怀着“道不明于天下”的强烈忧患意识，试图通过形而上的天道（天理）来论证儒家伦理（人道）的绝对性，进而为人们提供一套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意义的成德之学。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为起点，构建起一个涵盖宇宙、人生、社会的儒家理论框架。周敦颐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强调人们要通过内心的宁静和修养，达到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境界，从而在社会中安身立命，实现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社会和谐。“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周敦颐的思想体现了对当时社会人心浮躁、道德沦丧现象的忧虑和反思，试图通过重新树立儒家伦理的崇高性与普遍性意义，以此来拯救社会道德的危机，为理学家解决“学绝道丧”的忧患提出了新的范式。张载忧患于佛教对于儒家伦理的冲击，“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其过于大也，尘芥六合；其蔽于小也，梦幻人世”。为此张载提出“气”本论，他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故圣人语性与天道之极，尽于参伍之神变易而已。诸子浅妄，有有无之分，非穷理之学也。”张载以此来破除佛教空无之说对于儒家伦理的冲击，为社会的道德重建提供本体性的支撑。基于对社会的忧患，张载还提出“为天地立志（心），为生民立道（命），为往（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志向，强调儒者应该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情怀。朱熹对儒家之道也充满忧患意识，他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正是对儒家伦理生活没有得到贯彻的忧虑，朱熹对儒家哲学进行了改造，他认为只有通过对“理”的把握，人们才能明确自己的行为准则，实现道德的自觉和自律，进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太平之治。王阳明对天下不治充满忧患之情，他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为之倡焉耳。”天下不治的原因在儒家正学没有得到伸张，“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王阳明立志要改变这一局面，“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他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他期待人们将良知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社会的道德和谐和个人的自我完善。王阳明的这些思想，可以看作是心学对当时社会道德危机的深切忧患和积极应对，也是宋明理学“忧道忧学”之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之一。

明清之际常常被称之为“天崩地解”的时代：在政治上，朝代鼎革，社会秩序亟待重建；在经济上，战乱使得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在文化上，理学僵化使得其难以再有效回应现实问题。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哲学家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积极寻求新的思想出路。黄宗羲对“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的社会境况充满忧患，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认为君主是为天下人服务的，而不是天下人为君主服务，否定了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探寻了“无地安宁”的根源之所在。相较于黄宗羲对于政治制度的忧思，顾炎武的忧患意识则侧重于对学术文化的反思与重建。顾炎武指出：“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证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他忧患于当时学术界空谈心性、脱离实际的学风，认为这种学风无法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反而会使国家治理和道德风俗陷入危机。由此，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强调学术研究应该关注社会现实，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提供实用的知识和方法。王夫之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亲身经历了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其忧患意识常常体现在其历史研究中。王夫之通过对历史上朝代兴衰成败的分析，关注“生民以来未有之祸”、“固其族而无忧”和“千余年而不息”之“中国之祸”等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国家的良好治理提供借鉴。王夫之说：“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除害者在矣。”王夫之强调历史是现实的镜鉴，只有深刻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为当下去危存安、兴利除害。王夫之的思想体大精深，但总体上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社会变革的渴望。这种忧患意识推动着他不断探索和思考，使其成为中国传统哲学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清初以降，随着现实政治情势的剧变，学者逐渐转向远离现实政治的考据之学，他们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专注于校勘、训诂与考据的朴学，试图通过扎实的学术功底恢复古代经典的原貌，从而为文化传承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奠定坚实基础。朴学家深感于明末以来学术的空疏与文化的断裂，认为只有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究与准确阐释，才能纠正时人的误解与偏见，重振学术风气，进而挽救社会道德沦丧与文化危机。朴学家虽多埋首于故纸堆中，但其忧患意识却并未因此消减，反而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表达了对文化传承的深切关怀与对社会现实的隐忧。晚清以来，中国哲学承续忧患传统，哲学家们或著述，或翻译，或教育，希望能够从思想文化层面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由忧患意识发展而来的‘救亡图存’思想，是近代中国有志之士的共通情志。”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传统社会秩序受到巨大冲击，哲学家对此不会熟视无睹。梁启超说：“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这一思想基本上可以代表近代中国哲学家的现实关怀。关于近代哲学家的忧思，冯契指出，“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一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如冯契所言，中国近代哲学的问题意识多从对于民族危亡、民生凋敝的深刻忧患出发，体现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和对民族命运的担当。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历程中，不同思想流派虽然观点各异，时代问题也不尽相同，但忧患意识始终推动着中国哲学的发展，成为其生生不息的动力之一。忧患意识不仅促使哲学家们对现实问题予以思考，又促使他们对既有的哲学体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从而以新的思想路径回应新的时代挑战，成为连接不同思想流派、跨越历史时空的精神纽带。中国哲学史上的忧患意识，既体现了中国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也彰显了中国哲学在面对现实问题不断自我革新、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

三、忧患意识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

忧患意识贯穿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脉之中，对中国哲学的精神旨趣和时代流变影响深远，成为中国思想的重要精神标识。历史上的经典文献多源自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忧患而创发。朱熹说：“《中庸》何为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此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很多中国哲学经典文献的写作或是源自时代忧思，或是出自道德困境，或是忧于“学绝道丧”，大多与哲人具有忧患性意味的现实关切有关，而非仅仅来源于他们个体的纯粹理智兴趣。学科意义上的当代中国哲学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既能与时代同频共振、呼应现实重大问题，也得到了学院模式的深厚滋养，在学术上特别是传统哲学文献的整理及其思想的现代阐释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传统哲学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在一些时候主要是由传统哲学文献的内在学理问题所驱动而来。当前，中国哲学界已不满足于对于传统哲学的阐释，“文献驱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产能过剩”的倾向。因而在丰富的哲学史研究基础上，学界更希望能推动中国哲学在理论上的创新发展，提出了“做哲学”“做中国哲学”等具有理论创新意味的期许。中国哲学在理论上的创新发展，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应对时代问题的积极姿态和有益探索。为了使哲学反思、哲学创作不被简单理解为文献梳理阐释或者技术性操作，中国哲学研究有必要引入忧患意识来使之意义扩大化。换言之，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有必要大力弘扬忧患意识，观察时代问题、回应时代关切，从而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有益的哲学智慧。

当前中国哲学的部分研究，从形式上来说比较侧重对文献的梳理以及对文献中的琐细概念、命题的抽象阐释与逻辑推演，将中国哲学研究过度局限于专业圈子内。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研究范式脱离了社会现实土壤，有可能会变成文辞意义上的“玩弄光景”。早在 1943年，金岳霖就指出：“哲学家与哲学分离已经改变了哲学的价值，使世界失去了绚丽的色彩。”金岳霖所说的“分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指缺乏具体现实关怀的技术（文献、概念）分析。这种研究方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既有文献和观念的理解，但由于其过度文献化、历史化让人产生疏离感，难以使中国哲学真正发挥因具有现实关切而产生的思想引导作用，无法让社会大众感受到中国哲学所蕴含的忧患意识、精神引导与人文关怀，进而削弱了中国哲学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力与生命力。

自近代中西文明互鉴大规模开启以来，一些中国哲学研究者在借鉴西方哲学方法与理论时，出现了过度分析化的倾向，这主要体现在以概念意义上的技术分析遮蔽了现实关切。他们往往以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的概念标准乃至写作方式来衡量中国哲学，甚至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忽视了中国哲学自身独特的思维模式、价值体系与文化底蕴。过度使用分析性的哲学创作方式，固然能使得思维精致化，并在一定意义上满足纯粹理智兴趣，但同时可能使得中国哲学在回应时代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时，难以提出具有现实价值的解决方案，无法充分发挥中国哲学在当代社会应有的价值与功能。

当前中国哲学研究在跨学科融合方面也存在一定不足。人们对于公共性问题的忧患意识所涉及的问题往往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密切相关，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然而，目前的中国哲学研究大多仍局限于哲学学科内部，主要呈现为对学科内既往哲学经典、流派的阐释，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互动，难以形成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这种单一学科的研究模式，限制了中国哲学研究对现实问题多维度、多层次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哲学对复杂社会问题的解释力，从而在理论上不能获得广泛的认可。

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中国哲学理论创新发展的倡议和相关创作实践，在一定意义上，这正是对上述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与深刻反思。为了接续中国哲学优秀传统并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有必要强调中国哲学的忧患传统，以忧思时代问题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运用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去解读、阐释与解决中国社会现实中的问题。金岳霖说：“人们提供现今所谓的人生观，企图理解人生，给人生以意义，过良好的生活，这是研究哲学的动力，比大家更重视的纯粹理智更原始的动因。”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可能不仅仅是纯粹理智的兴趣，更是基于人生意义、有序社会、良好生活的基础性动因。由此，中国哲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深入钻研中国哲学的经典文本，挖掘其中蕴含的忧患智慧与人文精神，更要像从先秦诸子到近代哲学家那样，关注生活现状、社会变革、历史大势，将哲学思考与时代需求紧密结合起来，避免执着于书写方式的过度技术化，从而使中国哲学真正成为观照现实、引导社会、启迪民智的思想力量。同时，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要强调推动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特别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哲学事件。中国哲学有必要探索人工智能时代新的问题域，利用和转化传统思想资源应对新问题，从而实现人文智慧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冯天瑜指出：“元典作者多身处横逆，胸抱衷苦，他们怀着对生民家国的忧患，述往思来，方获得一种非凡的具有穿透力的理性思维。”中国哲学的历史如此，中国哲学的现实更应如此。就继承和弘扬忧患意识而言，中国哲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并非简单地对古代哲学思想进行注释或解读，甚至不必全然接着老问题来讲，而是要怀有忧患意识认识和分析当代社会的实际问题与挑战，对传统思想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刻解释力和广泛影响力的理性思维成果。在讨论如何“做中国哲学”时，陈少明指出：“哲学不只是经验通向理论的单行道，而且是实践与理论双向沟通的桥梁。”忧患意识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精神之一，也是理论与实践双向沟通的“初心”所在，为中国哲学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 忧患意识促使人们不断反思自身的存在状态，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寻求超越困境的智慧和路径，从而形成新的哲学理论。

四、结语

怀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从而谋求克服忧患之道，这是中国哲学忧患意识的根本所在。忧患意识源于对世界不确定性的认知和判断，展现在人的主观能动性、进取心和责任担当之中。魏源说：“治久习安，安生乐，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治。”忧患意识不仅能促进人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境，还能够为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历史上，忧患意识曾经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进而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在充满变化与挑战的当今时代，忧患意识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能够提醒个人和群体保持一定程度的危机感，并形成化解危机的理论思维和行动能力。忧患意识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标识之一，在推动中国哲学理论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深入挖掘传统哲学中的忧患意识，理解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理论逻辑；又要将其贯彻到时代问题的反思中，以之为精神动力，探索具有解释力和引导力的哲学智慧。

作者：朱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哲学博士，从事中国哲学、政治哲学研究。

原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