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泰斗”唐君毅，自40岁离开大陆，设帐授徒于港岛，到1978年罹患肺癌去世，整整30年间，培育“学优才赡、特立独行且有挺拔之气的学生”无数，但其中“最有出息”、最有名且最有成就的应该还是得数余英时与刘述先，此外才是唐端正、翟志成、陈启云、逯耀东、杨勇他们。可是，造化弄人的是，唐君毅一生以“仁者爱人”自期，晚年时分却与这两位高足都一一决裂了。
这两件事，在唐君毅的70年生涯里，显然都算得上是至深且巨的精神重创。对于这样一位真诚的儒学大师来说，仁义礼智信践行了一辈子，到头来却要与门下高弟们大战三百回合，抑且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用自己人的刀子捅自己人的胸口”，无论道义上还是情感上，都是很难消受的，说是“精神几乎崩溃”也难说是夸张。1977年2月17日，这是他度过的最后的一个除夕，当晚其妻代写日记说，近一两年是“最不幸的”，因为接连出现三件事，一是自己大病垂死，二是“被人误解”，三是独生女唐安仁在美国出“撞车”，“吾人只有反省、思过，责己恕人”。这里的第二件“最不幸”，明显与跟余英时刘述先等诸位上足闹到恩断义绝有关。在此前，唐身体状况颇佳，精力充沛，极少生病，每天晨起读书写作，“总感觉清明再躬，志气如神，文思如泉涌”，最严重的病也就是1967年左眼视网膜脱落，差点眼瞎。但1975年之后，尤其是1976年所谓的“富尔敦委员会报告书”发表后，他深度卷入港中大校改风波，又接连与一些本来“绸缪往来，情深义重”的师友产生龃龉，矛盾冲突甚至升级到不共戴天，乃至至死绝不宽贷，他的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很快查出肺癌，坚持两年就很不甘心地去世了。临终前的唐君毅，是既感伤悲愤，又时时刻刻怀疑自身很失败，无论学问修持还是“与人处”上的，临终易箦之际断难说什么“此心光明”，亦或可以了无遗憾地“咏歌而卒”。
不得不说，晚年唐君毅，对于余英时、刘述先这两位后辈才俊，无疑是至为看重也至为信任的，说是“最”亦不为过。余是新亚书院“自营”所出最优秀的学生，自不待言；刘虽出身台大，最认可的恩师是方东美，但他很小就从“父执”牟宗三问学，早在读研时就开始转道频繁请益于唐君毅，所谓弟子有“嫡传”有“入室”有“私淑”亦有“记名”，就事实来说刘述先是递过“受业门生帖”的，而且是唐退休前指定的新亚事业“接班人”——尽管关系破裂之后，刘始终不大愿意承认曾经师事于唐，态度在“半破半不破,半肯半不肯”之间，很是暧昧微妙。可刘自己也不敢否认，他1974年突然从美回来执掌新亚书院哲学系，就是唐君毅“钦点”召回的。那一年，唐正式从港中大退休，刘则是他在一众弟子中亲自选中的继任者，所以毫无根基的小刘，很快掌握改制前后中大哲学系的绝对权，一人“身兼中大哲学系系务会主席、研究部主任、新亚哲学系主任三要职”，就是因为唐在背后力挺，让新亚系全力支持（后来金耀基代表校方执掌新亚，据说起初连办公室都进不去）。2009 年，港中大哲学系60周年系庆，刘述先写了《港中大哲学系与我》，就很明白地说，当年唐君毅对他极为器重，“那时看不到我的缺失，对我大为激赏，曾经一度推荐我担任新亚校长，为我所婉辞”。也就是说，当1974年新亚书院为了学生前途考虑，不得不并入中大时，为了尽可能保持自身“自主权利”，唐苦心积虑挑选了两大门生余英时与刘述先，前者安排他临危受命过渡性出任新亚书院院长兼中大副校长，后者则部署他完全把持中大哲学系，从而让“自己人”继续牢不可破地掌控新亚话事权。这是儒学大师下的一盘权谋好棋，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祸患从来变于肘腋之下，后面数年最让他哀痛绝望的，压根不是什么中大校方，正是这两位告老托孤的“好徒儿”。直白说，余英时与刘述先联合起来，击垮了新亚书院后期实质“当家人”唐君毅。
新亚书院创办之初的钱穆（左二）与唐君毅（左四）
余英时、刘述先与唐君毅师徒决裂，就是因为这场从1974年开始的“中大改制风波”。现在回过头看，它本身并非起于人事纠葛，而是真正的理念之争：新VS旧的，少壮派PK元老派的，又由于双方都自认为“根本原则”不容妥协，且私下确实缺乏沟通，最终不可收拾。本来，师弟之间，商评之语，何害于德，可要是互相人格猜忌上了，乃至彼此人身攻击上了，顺理成章只能兵戎相见，师生感情也得彻底破裂了。简单归纳来说，唐君毅是新亚创办人，后半生全部心血都在里头，新亚比他命还重要，他不可能坐视其沦亡，而且他是传统儒家文化立场，想要的新亚是古代中国“书院”式的，绝不认同变而为现代西式大学那种；而余刘都是喝洋墨水回来的新人，认为时代大势不可逆，新亚过往那种抱残守缺“家长制”是不可持续的，“旧的体制拖不下去，必须另觅前途”。再简而言之，直到1970年代中后期，唐还是旧理想主义情怀，认为大学得是“问道”的，而余刘则务实地体认到现如今只能是“求学”之所而已，根本认知就背道而驰，矛盾势不可免。唐君毅是自悔看走了眼，招来了两个“叛徒”与“白眼狼”，猜忌他们别有用心，所以幕后千方百计阻扰，“不惜一切代价负隅顽抗，并发动学生在舆论上猛烈攻击”，全体同门“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余刘都成为背信弃义寡廉鲜耻的“小人”；而在余刘视角看来，我们处在举步维艰的位置，你老唐尊为师长，不肯施以援手也就罢了，居然还“背后找学生来算计”（余说），直欲让他们名誉扫地，此岂足以为人师，愤怒之下也就不再顾惜情谊，所以刘说“不能忍受人格受到怀疑，以致无法继续来往”。原本，新亚宗旨，讲求师生之间“慧命相续”，第一代第二代就搞成这样，显然也是很严重的打脸。1976年以后，唐君毅转而支持另一批年轻人搞《鹅湖》，最珍重的文章都交予此刊发表，也未必没有“闹到出而哇之，饭粪莫辨，这才另起炉灶”之意。
老年刘述先
事后看，当代港岛学界这宗著名的“谢本师”案，对老人唐君毅伤害更大。年轻才俊前途无量世界广阔，一切往前看，还不至于胶执不息于此。很明显，唐更看重师弟子情义，可“师道尊严”那一套又不容他主动低头，只能不断地内耗，而且他实在太看重“新亚”了，毕生心血都耗尽其中，所谓“新亚诸公是内圣外王，他是内圣外忙”，眼见它丝毫损伤都会痛到极点，远不如“合伙人”钱穆豁达，为而不有，智及仁守，早早就隐身在外，不过问了。可以说，唐君毅生命中的最后两三年，是在“身病”与“心病”的双重煎熬中度过的，所谓“心兵之决荡，事势之煎迫，几无一日停息，心力交瘁到难以承受”，心境前所未有地低落，整日独伤魂而凄楚，改制风波与师生决裂就是痛苦的源头。去世前，他在病床上与学生李杜回忆生平，说人生有三方面事情，最重要的是要成就“安身立命修身养性的功夫”，可近两年经历这些事后，猛然发觉自己“全未做到”,感觉一生所学“都是假的”，所以“望天加以数年”可以闭门思过痛下功夫，“但求人不知而不愠，梦魂时在清明中”。他在病中时，殊难为怀之事，显然有那么两件：一是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务必要在死前出版，以至于左手捧吐血右手拿笔校对，为赶工不肯盥洗，早饭都不吃；其二就是“被人误解”尤其是让余刘们“憾之不已”这件事。所以，他在交代遗愿时，说的是虽“所做和想做的事得不到人的理解与同情，但孤心长悬天壤，真理自会与有心人感应相契”；稍后，另一高足孙国栋去看望，他两眼湿润，泫然欲涕，自谓“一生对人、对事、对朋友、对后辈，总算尽了一些心，不为人谅解的事亦有，但不必计较”，类似言谈遍布唐君毅晚年相关材料中。这些记录，可说从不见“余英时”与“刘述先”他们的名字，却明显字字与他们相关，熟悉内情者一看即明。我以为，唐君毅的“速死”，也是与这场恩怨是脱不开关系的，因为心情太差了，差到了极点，所以连他家老佣人“金妈”都看不下去了，说他“越来越不成话了，常常半夜起身，在厅里唏唏嘘嘘的”，为之心痛不已。正是从那时起，他身体就开始不好了，极度疲惫，咳嗽不止，很快就检查除了绝症。
也是从目前材料看，大约自那时起，余英时与刘述先就被“逐出门墙”了。现有的《唐君毅全集》书信卷，是1985年由唐夫人谢廷光亲自编订的，里面已经找不到余英时与刘述先的只言片语了，必是有意为之。尤其是刘述先，在整套“全集”中似乎永远地消失了，唐君毅生命最后几年也查不多任何联络记录，是真正的至死未曾和解，至于余英时到底还是“老学生”，曾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日日夜夜共患难过的，最后临死之前尚可以“一笑泯恩仇”。具体说来，唐君毅是从1976年8月7日偶然发现肺癌的，至此到临终前一天（1978.2.1)，近一年半的时间（合计545天）,他都留有日记的，每天来访名单都有记录，尽管由于日益握笔困难，其中有205天是由夫人代笔的。可以看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无论留港休养还是去台手术，两地师友都晓得他即将不起，几乎都曾前往探望，实际上就是见最后一面，而刘述先的身影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即便从1977年年底起，有大半年身体状况较好时分，唐基本上每天上午还是会到新亚研究所办公或上课。就我阅读所知，唐君毅患病期间，对他照顾最力的学生，应该就是那位日后以“美食家”蜚声国内文坛的逯耀东。1976年8月22日到12日5日，唐君毅在台治疗106天，逯耀东夫妇代为张罗打点一切，且几乎天天去医院侍候，照料生身父母亦不过如此，让人感动。此外那些门下“济济多士”，也多很给力，苦撑数十年的“新亚精神”在人伦之情这一块终究还是有着落的，堪证“人之有道也”。
1986年，时任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回港中大讲座.图源：港中大校史馆
唐君毅将死，刘述先固然是置若罔闻，但余英时是曾主动前往告别，见过最后一面的。那是1977年11月，余英时回港接受中大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期间与同门唐端正一道专程探望，具体时间为11月6日，只是同时段记录都非常简略，只一句“六日晴，校读《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唐端正、余英时来”，老人心中有何波澜，外人亦难揣测。只是情理上，其人将死其言也善，数十年的师弟子从此要幽冥殊途，什么恩怨情仇都可以放诸脑后了，余大概率会讲一些推心置腹意在缓和的话，按中国人的理解，也可以视为“登门谢罪”了；而唐君毅本就是诚笃厚道方正君子，内心能多记恨这位爱徒呢，无非老派儒生，拉不下脸面屈高就下求和，如今人家如此低姿态，给了台阶下，也绝不可能恶言相向。所以，不久之后，他那本边吐血边校改的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终于出版，唐君毅还特意叮嘱身边人要给余英时寄送一本，实际也表明症结已解，师徒之间已经讲和了。只不过，时间不等人，两人晤面之后仅三个月，唐君毅就溘然长逝了。死前，与妻子闲聊时，他还满怀深情地追忆梁漱溟等“三位前辈”，说想着这些“前辈对后辈的关怀爱护之情，又感动又伤心”。
唐君毅去世后，社会公祭，远在美国的余英时送挽联，上书“我岂异趋，久而自伤”，也等于不承认有分歧。2008年，中大校内唐君毅铜像落成，“像铭”就是余英时执笔的，多年前我曾前往看到过，“风雨如晦，花果飘零，神州哲理犹能续慧命于海隅，先生之功莫大焉”，称誉亦不可谓不高。至于刘述先，不仅《唐君毅全集》书信卷找不到身影，“纪念集”匿迹潜形，就连目前保存的“挽联挽轴挽词唁电”来看，都是不着一字的，只是不晓得是唐夫人刻意刊落，还是刘本人至此还是无法释怀置之不理，反正没有看到任何旧怨松动迹象。后者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刘述先的为人，就是比较清冷的，在他自己的得意高足眼中，他的形象就是“冷冰冰的，是个充满冷智的哲学家”，我在现实生活中也曾机缘巧合见过他，听过他几节课，我的观察大抵也是如此。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度理智的学者，文质彬彬，吐属清雅，但几乎不流露任何感情色彩。我对他的印象颇好，比之当日所见的另一位“新儒家泰斗”成中英，那种优越感爆棚，时时刻刻不忘孔雀开屏志得意满顾盼自雄状，委实好太多了。唐氏去世30年后，刘述先公开辩称，1992 年在台的“第二届当代儒学会议”，会后大家同往唐君毅墓地致哀，他曾被推为主祭，“我才得以告白唐先生在天之灵，现在当可以证明，我没有做任何违背或损害新亚精神的事”，如此“单方面和解”，不知是否太晚了点呢？
至于刘述先2016年6月6日去世，两天后就有牟宗三弟子岑朗天冒头贴文说，牟生前对刘也很不满，认为刘的那部朱子学成名作，是大量“参考”他的观点写成的，只是刘父刘静窗对他有恩，所以“他就不得不噤声”云云，这种学术是非曲直，我就无力判断了。但我知道，所谓的“现代新儒家四贤”，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这几位，对于对朋友、门人的德行要求是非常高的，甚至可称严苛。想当年，很年轻时起就追随牟宗三的思想史家韦政通，初恋爱上一位要离婚而不得的有夫之妇同事，徐复观知道后立马写信给牟宗三，牟则当即发来一通“命令”，勒令他“赶快、立刻断掉”，并且痛骂一顿，也是小事情让“师生关系就此拉倒”，让老韦也是到老意难平《异端的勇气：韦政通的一生》，水牛社2018版)。想他们新亚儒门，既立身行已不悖直道，对外人也是如此峻烈，当年唐君毅与余英时他们会因小事闹到中道相违割恩断义，自然也是不奇怪的了。
2026.8.13晚，敲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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