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864年,那个叫徐之铭的老头,在自家床上咽了气。

若是论起结局,作为一个脑袋上乌纱帽都被摘了的大清官员,他这辈子算得上是圆满落幕。

这事儿要搁在雍正年间,哪怕是乾隆那会儿,像他这种货色,十有八九得被拉去千刀万剐,运气好点也得落个脑袋搬家。

凭什么这么说?

因为普天之下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在三年前,这老小子一手策划,弄死了一位正二品的封疆大吏——陕西巡抚邓尔恒。

那是大清朝建国两百多年里,头一回见到这么丧心病狂的官场血案。

可谁承想,最后的收场竟是这般荒唐:杀人的正主儿逍遥自在,不过是丢了个官身;死的那位虽说朝廷给了点抚恤金,可真正的公道,压根儿就没影。

这哪是什么查不清的悬案,分明就是一场把人算计到骨头里的政治买卖。

当朝廷瞪着眼瞅着那个铁板钉钉的凶手,却还在心里头拨算盘,琢磨着是“杀”还是“留”更划算的时候,大清朝离关门大吉,其实就已经开始倒数了。

咱们不妨把日历翻回1861年,去瞧瞧那笔透着血腥味儿的烂账,究竟是怎么个算法。

要是评选大清官场的“尖子生”,邓尔恒绝对排头名。

这人是实打实的豪门精英。

他爹叫邓廷桢,那是跟林则徐一块儿虎门销烟的硬骨头。

生长在这样的门第,邓尔恒才22岁就把进士给考到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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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道,在大清朝想考个进士,平均岁数都得拖到37岁。

22岁进翰林院,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以后当宰相的好苗子。

顺嘴提一句,那一年跟他一块儿考却名落孙山的,还有个湖南人叫左宗棠。

邓尔恒不光书念得透,眼力见儿更是毒辣。

咸丰二年,他在云南曲靖做知府。

赶巧有一天路过厨房,瞥见切豆腐的案板上有字迹。

换个大老粗可能抬脚就走了,但他蹲下一瞧,好家伙。

这块被豆腐坊糟蹋了七十多年的石头板子,竟然是早就失传的东晋《爨宝子碑》。

就因为他这一眼,这件稀世珍宝才算是重见天日,后来更是被康有为、于右任这帮大咖捧到了天上。

家底子厚,肚子里有墨水,更难得的是名声还好得吓人。

他在云南办学堂、修书院,没几年功夫,就从个知府一路飙升到了按察使(正三品)。

到了1861年开春,咸丰皇帝相中了他的本事,一道圣旨下来,让他去陕西接任巡抚(正二品)。

四十岁出头,正二品的一省最高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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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升官的速度简直跟坐火箭一样,就连后来的曾国藩、李鸿章都没尝过这种滋味。

要是没出岔子,邓尔恒那是妥妥的晚清政坛顶梁柱。

坏就坏在他犯了个要命的糊涂:他太拿朝廷的招牌当回事了。

接到调令后,因为南边太平天国闹得正凶,他为了保命,带着兵马悄摸地上路。

路过老地盘曲靖的时候,他住进了知府衙门的偏院。

在他脑子里,这就是官家的地盘,天底下哪还有比这儿更保险的地方?

没成想,当天晚上命就丢在这儿了。

死在了官府的大堂里,死在了自己曾经当家作主的地方。

邓尔恒遭了毒手,嫌疑人其实就摆在明面上——当时的云南代理巡抚,徐之铭。

这货跟邓尔恒完全是两路人。

邓尔恒是一股清流,徐之铭就是一滩烂泥。

徐之铭能在云南站稳脚跟,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养虎为患”。

他在云南当巡抚那会儿,对着太平军和回苗起义,玩的一手好把戏:既不真刀真枪地打,也不真心实意地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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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养了一群家丁和亡命徒,甚至背地里跟土匪穿一条裤子。

朝廷催急了,他就让家奴何有保这帮人扮成土匪去“剿匪”,演一出大捷给皇上看,好骗那点军饷和官帽子。

更有甚者,他还放任手下抢劫过路当官的家当。

这种土霸王当久了,最怕啥?

最怕有人来接他的班,或者有人上京告御状。

邓尔恒从云南升上去,要去陕西上任,必经之路就是云南。

徐之铭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要是让邓尔恒活着走出云南,凭这人的清廉劲儿和对云南底细的了解,到了京城稍微漏两句风,或者将来回头查账,徐之铭就得玩完。

所以,在徐之铭眼里,这就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赌局。

弄死邓尔恒,虽说要冒杀头的风险,但只要手脚做得干净,往“流寇”或者“乱民”身上一推,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保不齐就能蒙混过关。

就在那个黑漆漆的晚上,一伙“强盗”冲进了曲靖府衙。

怪事儿来了,邓尔恒身边的保镖一个都不见踪影。

据说后来抓到的凶手李宝招供,说是邓尔恒堵着门才被杀的。

这借口简直是把人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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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灯瞎火的,凶手咋知道堵门的就是巡抚大人?

消息传到北京城,咸丰皇帝气得脸都绿了,拍着桌子骂娘。

这是把朝廷的脸面往泥地里踩啊。

堂堂一省巡抚,在自己地界上被宰了,简直是无法无天。

徐之铭第一时间递折子,一口咬定是土匪干的。

咸丰皇帝虽说隔得远,但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在圣旨里连着发了四问,招招都戳在肺管子上:

头一个,邓尔恒有官兵护送,出事那天晚上护卫都死哪去了?

是被调虎离山了吗?

再一个,你说他是单挑被杀,堂堂大员,身边连个端茶倒水的下人都没有?

还有,抓到了凶手,为啥不送省城过堂,非要在当地就给砍了?

这不明摆着杀人灭口吗?

最后,目击证人呢?

咋连个口供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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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心里清楚得很:这事儿除了徐之铭,没别人。

那咋整?

查!

咸丰点名让新上任的云贵总督刘源灏去查。

这会儿,最逗乐的一幕来了。

刘源灏接到旨意,人还在湖南没动窝。

他一看这差事,直接给皇上回话:我有病,去不了,您另请高明吧。

刘源灏是个清官,但他不傻。

他跟林则徐也是铁哥们,平日里一身正气。

可碰上这档子事,他怂了。

为啥?

因为他也算了一笔账。

徐之铭在云南经营了多少年,手底下全是亡命之徒。

前任总督张亮基,那是何等厉害的人物,都被徐之铭给挤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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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之铭甚至放过狠话:谁敢来云南接这烂摊子,就让谁横着出去。

刘源灏都快七十的人了。

他琢磨着:我去查案,大概率案子没弄明白,老命先搭在那儿了。

于是,他宁可抗旨不遵,宁可丢官回家抱孙子,也死活不去云南。

这就是晚清中央威信扫地的真实写照:皇上下了死命令,大臣因为怕地方官报复,宁可撂挑子不干了。

没过多久,咸丰皇帝驾崩,两宫太后掌权。

慈禧太后是个狠角色,这口气她咽不下去。

既然刘源灏不敢去,那就把老领导张亮基给请回来。

张亮基是徐之铭的死对头,以前也没少受徐之铭的气。

慈禧为了给张亮基撑腰,先下旨把徐之铭的官给撸了,让他成了平头百姓,再让张亮基去查。

张亮基到了云南,那是真想把这事儿查个底掉。

可徐之铭比他想的还要狠。

案子的关键证人、徐之铭的心腹家奴何有保,突然在牢里被人给做了。

动手的又是徐之铭的两个手下,戴玉堂和史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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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奇葩得很:分赃不均,一时气不过。

这不明摆着又是杀人灭口嘛。

线索彻底断了。

这时候,摆在张亮基和朝廷面前的,是个尴尬到极点的局面。

大伙都知道幕后黑手是徐之铭。

可偏偏,拿不出铁证。

更要命的是,徐之铭虽然官没了,但他在云南的势力那是盘根错节。

他手下那帮所谓的“官兵”,其实就是一群如果不给钱立马就能变土匪的武装团伙。

这时候,张亮基必须得算一笔政治账:

路子A:硬查到底,逼徐之铭造反。

后果可能是云南彻底乱套。

当时太平天国还没平定,回民起义也没消停,要是云南再乱,大清西南半壁江山怕是都要塌了。

路子B:只杀几个小鬼,放过阎王。

把动手的戴玉堂、史荣砍了,给邓尔恒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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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徐之铭,就安个“失察”的罪名,让他回家养老,这辈子别再出来当官了。

这笔账冷酷到了极点,但也现实到了极点。

张亮基选了B。

朝廷也默许了B。

于是,大清历史上最没溜儿的一幕上演了:害死巡抚的真凶,大摇大摆回了老家,还在两年后寿终正寝。

而那个才华横溢、本该大展宏图的邓尔恒,就这么白白送了命。

到了1864年,也就是徐之铭病死的那一年,曾国藩攻破了天京,太平天国算是玩完了。

表面上瞅着,大清似乎迎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

可邓尔恒的死,就像一道刺眼的裂缝,把这个帝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老底给揭了个精光。

在这场博弈里,不管是咸丰皇帝、慈禧太后,还是刘源灏、张亮基,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都知道真相是啥。

但他们都输给了一个叫“现实”的玩意儿。

这个现实就是:中央那帮人已经没本事完全管住地方了。

为了维持面子上的安稳,朝廷不得不跟地方军阀低头,哪怕这种低头是拿法治和高官的性命做代价。

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亲手提拔的封疆大吏的命都保不住,连杀害省长的凶手都不敢明正典刑,那它的威信还能值几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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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之铭能善终,不是因为他手段有多高,而是因为大清这艘破船,已经烂得经不起一点风浪了。

邓尔恒死后五十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大清彻底亡了。

其实,早在1861年曲靖府衙那个血流成河的夜晚,在大清朝廷决定对徐之铭妥协的那一瞬间,这个结局就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