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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当你打开汉娜·阿伦特唯一流传于世的童话《智慧动物》,是否被一种天真又神秘的氛围吸引?抑或被字里行间透露的幽默触动,嘴角不由自主泛起微笑?你是否也被那只胸口带黑斑的野鹅召唤,涌起一股想要游历世间、见识“不同”的冲动?抑或陷入了沉思:野鹅——这个西方童话最经典的动物角色之一,在阿伦特笔下究竟意味着什么?独一无二的爱侣?还是真理和信念的化身?“智慧动物”是猫头鹰、白象、飞马,还是那只最终变成小男孩的野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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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暂未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至少我们可以确信:这篇童话不只是写给儿童看的。一方面,它具有典型的童话元素:历险与幻想、简洁的叙事、有趣的对话,以及一个圆满的结局——孩子们读了一定会心生欢喜,向往骑在白象背上,游玩午夜的旋转木马;再骑上珀伽索斯,在云间穿行,去野鹅国度漫游。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为成年人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小女孩追寻野鹅的过程,是否象征着自我理解的过程?沿途相遇的动物,是一个个“他者”的化身,还是“自我”的碎片?读了这个故事,诗人也许会因珀伽索斯只允许两类人——“孩子”和“诗人”骑它而释然和欣然;哲人或许嗅到了一缕由自由、责任、爱与行动交融而成的存在主义气息。而对于阿伦特的研究者来说,《智慧动物》如同一扇隐秘的小门,通往阿伦特的一段人生旅程;又似一缕明亮清透的光,射入她深邃严肃的思想宝库,照亮不常示人的心灵角落。

在2025年汉娜·阿伦特离世5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回到阿伦特留下的手稿与档案材料之中,与这篇篇幅不长却格外明亮的童话《智慧动物》不期而遇。阿伦特何时何地写下了这篇童话?学界暂未得出定论,推测应是在1930年代流亡巴黎时期。1933年,阿伦特逃离德国,前往巴黎。她暂停了学术工作,投身社会工作,致力于帮助犹太难民儿童和青少年移居巴勒斯坦。其间,她的私人生活也经历了转折:1937年,阿伦特与第一任丈夫、德国犹太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君特·施特恩的婚姻破裂。之后,她爱上了第二任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一位自学成才的政治思想家、诗人和演说家,并接受了对方的求婚。正如阿伦特所言,那段巴黎岁月是“情人,行动者,思想者的三重生活”。动荡岁月的情感经历催生了这篇以童话形式记录成长、探索和自我发现的温柔文本。

《智慧动物》,[美]汉娜·阿伦特 著,黄雪媛 译,陈心宇 绘,译林出版社202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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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动物》,[美]汉娜·阿伦特 著,黄雪媛 译,陈心宇 绘,译林出版社2026年出版

熟悉阿伦特思想脉络的读者不难发现,在童话轻盈的形式下,已然跃动着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核心母题:小女孩看见了“异常”——那只与众不同的野鹅,从而踏上了追寻之旅。她的行动并非出于“服从”的习惯,而是源自独立的判断,并相应展开行动,这高度呼应了阿伦特的行动理论:“我们总是在一个关系网中行动,每一个行动都促发一个反应,并且是一个连锁反应……一个行动,一个手势,一句话就可以改变整个局面”(引自阿伦特《劳动,制造,行动》一文)。行动生成故事,故事由已知和未知交织。小女孩果断抛下牧鹅的日常,奔赴未知,便是自主选择了一种充满变数、富有“动能”的生活。在旅途中,她遇见了各色动物——睿智的,良善的,自怜的,狡诈的,驯服的,急躁的……在和动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她学会了倾听与辨别。这种“与他者共在”而逐渐形成“自我”的过程,正是阿伦特“复数性”思想的文学预演:人并非在孤独中,而是在差异与对话之中展开自身、成就自身。

阿伦特赋予了小女孩一种鲜活积极的入世能力。小女孩总能在关键时刻推动“生命的进程”:从拔腿去追野鹅,到花光积蓄搭乘飞机,背上伞包纵身一跃,乃至最后答应小男孩的求婚——她做事从不拖泥带水,即使偶尔失误,比如对降落地点的判断失误,也不会过度内耗,而是在草地上“一头睡了过去”;她乐于助人,却也懂得适可而止,不让同情心泛滥。比如她不愿和愚痴的月亮牛纠缠,也没有因为同情“穿针眼的骆驼”而耽搁自己的计划,因为她意识到,“穿针眼”是骆驼必须背负的命运,她无法改变,也不必介入——这便是守住边界的“自知之明”。从道德的角度而言,小女孩并非“完美英雄”:她有些贪玩,总是心存侥幸,流露俗世欲望。但正是这些“瑕疵”让她真实而可爱。阿伦特笔下这个“追鹅的小女孩”,无疑是一种健康人格的雏形:善于学习和判断,懂得求助和适度调整;浪漫又务实,怀抱长远目标,又能即时享受当下。

在动物群像中,猫头鹰这个角色尤为耐人寻味。它毫不讳言自己富有经验与智慧,却也坦承自己“没怎么游历过世界”,对野鹅国度一无所知。这种自信满满和自曝短板制造了一种幽默的反差。猫头鹰虽然无法直接解决问题,却教会了小女孩“鸟语”,从而帮助小女孩开启了探索之路。它像不像我们身边某位有点疏离、容易疲倦、却仍愿尽力相助的长者?真正的智慧和友善不在于通晓一切,大包大揽,而在于承认界限,授人以渔,促成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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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阿伦特的缘分,始于多年前阅读阿伦特的评论集《黑暗时代的人们》,其中关于布莱希特的篇章尤其触动我——透过那些闪烁着智性光芒的文字,我看到的是对诗歌语言高度敏感、对诗人怀着敬意的思想家。在1964年西德记者君特·高斯对阿伦特题为《什么留存了下来?是母语》的电视访谈中,我被阿伦特睿智超然、雌雄同体的气质深深吸引。2025年,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我曾把阿伦特伏案前倾、注视前方的侧影设为微信头像整整一年。我暗下决心,要为阿伦特思想在中文世界的传播做点什么。所以当“启新”图书品牌创始人叶国卉老师邀我翻译《智慧动物》之时,我欣然接受,视之为一种命运的召唤。翻译《智慧动物》是一趟愉悦的旅程,我见识了一个灵动而亲切的阿伦特,跟随她的笔触,走向一个充盈着哲思与诗思的童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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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一生倡导和践行的是敏于思考,乐于理解,敢于启新。她的勇敢,归根结底源自于“爱”。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曾说:“爱是人类最珍贵的脆弱性与最高级的理性。”凭着爱的信念,阿伦特在战争年代的辗转流离和禁闭生涯中没有自我放弃;在战后的美国岁月里,她著书立说,一鸣惊人;在遭遇《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发表后的众叛亲离和舆论暴力之际,她选择默默承受,始终不放弃独立思考。

《智慧动物》的结尾,那只胸口带黑斑的野鹅变成了小男孩,向小女孩求婚,小女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俩人一起踏上“回人间”的道路。故事戛然而止——而“爱智慧”的旅途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