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念慈｜明金关系转折点——万历三十五年|万历三十五年|努尔哈赤|姚念慈|明廷|明朝|明金关系|李成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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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金正式决裂，通常以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为标志，但双方交恶实则始于万历三十五年的建州停贡。停贡之后，围绕贡市、勘界与北关的争端接踵而至，最终无可调和。若要理解“七大恨”的由来，则需回溯此前十年的博弈过程。问题是，努尔哈赤停止朝贡、提出划界，是否已意味着决意兵戈相向，还是曾留有转圜余地？

明朝长期视蒙古为心腹之患，对建州以扶植求安顿，这一策略在辽东衰败的客观形势下是否仍有可行性？又当努尔哈赤吞并海西、势力失衡后，明朝的判断与应对是否准确？凡此种种，并非简单的忠逆二分所能解答，惟有细究当时双方的实际处境与互动细节，才能看清这场冲突如何一步步走向不可收拾。

阅读提示：

姚念慈老师新著《辽东之役与明清嬗代》系三联书店“名山”系列丛书其中一种。该丛书即将升级再版，并纳入多部海外汉学经典译著。敬请读者关注。

*本次推送文末附有三联“名山”丛书已出版书目，

及即将出版书目。

辽东之役与明清嬗代

姚念慈著

精装，定价：99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6月

内容简介：

明清嬗代关乎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甚巨，其中决定性因素，即延绵二十余年的辽东之役。后金建国自立，既是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亦为明朝玩弄以夷制夷而自食其果。努尔哈赤自起兵至占领辽沈，仅只三年，固因明朝颓势难挽，亦万历一系列失误使然。后金（清）奴隶制扩展及其巨大灾难，追根溯源，明统治者亦难辞其咎。

本书尝试明清互证，以探寻史实真相，重在明朝决策违背现实与调兵转饷困难重重。历史进程的必然与偶然，战争正义性以及社会付出的代价，统治者的历史责任，皆应追究。今之历史从业者，必须秉持两条基本原则：人民大众的基本利益是否得到保障；每一历史变故是否有利于中国迈向近现代社会。否则，历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即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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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1

前言 1

辽镇由“盛”转衰探源 1

一塞外形势的变化 1

（一）海外首疆 1

（二）辽镇防御艰难 9

二辽镇衰落在于内因 14

（一）明初国家军事化 16

（二）明初军屯“自食自足”质疑 19

（三）辽东屯田时间与规模 25

（四）辽东守屯比例改变 32

（五）军屯之奴役性 43

小结：辽东军屯式微难挽 52

辽镇从衰落到溃散 62

一辽镇诸多弊端源流 62

（一）逃亡与勾捕 62

（二）罪犯充军与纳赎 67

（三）辽东债帅 73

（四）辽镇士卒月粮菲薄 78

二走向溃散之三害 85

（一）家丁崛起 85

（二）辽东武功之奥秘 90

（三）昙花一现之后的颓势 96

（四）东征之役与辽东残耗 106

（五）矿税使虐害全辽 126

赘言 133

从停止朝贡到起兵反明—兼释“七大恨”之由来 136

一明金关系转折点——万历三十五年 136

（一）建州停贡与明廷反应 137

（二）勘界与复贡之纠葛 144

（三）增兵辽东 151

二遏制建州归于失败 162

（一）“西虏”款议未果 162

（二）建州复贡 173

（三）明朝干预北关 177

（四）再次勘界及其后果 182

（五）辽东撤军 189

附言 195

（一）关于“七大恨”之原本 195

（二）明金之战是否不可避免 196

萨尔浒之战再探讨 199

一后金起兵与明朝之反应 200

（一）“七大恨”送抵明廷时间 200

（二）万历初旨与廷臣会议 201

（三）传统观念与危机意识 205

二明廷内部剿守之争 208

（一）会议遭致质疑 208

（二）兵部之续议迟迟未准 210

（三）反对征剿之声 213

（四）后金再犯与万历决断 217

三明金矛盾未能调和 222

（一）清河失陷与交涉破裂 222

（二）努尔哈赤之顾忌 228

四明朝内部的困境 234

（一）调募军队之难 234

（二）筹饷之难 238

五辽东不堪重荷 243

（一）辽东亟待赈恤 243

（二）召募辽人未见成效 245

（三）新旧主客兵饷难以协济 248

（四）本色耗尽与海运无及 250

六明军进剿之败因 254

（一）万历催促进剿 254

（二）万历悭吝内帑之恶果 262

七君臣隔绝——万历朝政治危机 267

（一）君臣隔绝与朝堂空虚 267

（二）“介介然与臣下相持” 273

（三）终为群臣所弃 277

（四）明末朝议与政治文化 280

结语：明金之战的性质与历史进步的代价 289

“天下”骚动“一隅”难保——以熊廷弼《战守大略》为中心 297

小引 297

一明廷贻误时机 300

（一）误传“虏警”与举措乖方 300

（二）宣镇哗变与征募无果 309

（三）辽东“籍民为兵”流产 320

二熊廷弼受命经略辽东 326

（一）经略之命迟迟方下 326

（二）“中府会议”之争 329

（三）至任初之举措与放弃沈阳 336

三后金动向及其弱点 346

（一）努尔哈赤之谨慎与自卑情结 346

（二）诱迫朝鲜脱离明朝 351

（三）与喀尔喀蒙古结盟未果 357

（四）后金的困难和内部矛盾 363

四熊廷弼《战守大略》剖析 375

（一）漫言调兵与朝臣异议 375

（二）仓猝出台的《战守大略》 381

（三）廷弼之“自供”与“纠错” 390

五 “钦限考成法”之背景 396

（一）与兵部相争几至决裂 397

（二）丁字泊之役与“用夷攻夷” 401

（三）辽南四卫募兵逃亡 421

（四）朝鲜告急与议守镇江 431

六明朝兵饷俱难为继 437

（一）援兵叛逃与河东兵力 437

（二）从请帑之争到再行加派 447

（三）海运之难与辽东乏食 462

七沈奉之役与辽东前景 501

（一）进筑沈阳与“聚兵扼要” 501

（二）王大人屯一役之疑点 514

（三）沈奉之役与熊廷弼之实感 519

未完的结论：辽东之失与明朝灭亡 535

（一）关于结党陷害熊廷弼 536

（二）辽东愈困而难以久持 544

附录一《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一文读后——致何龄修先生的一封信 559

附录二明遗民与清初碑传纪年——以黄宗羲为中心 573

小引清初重年号 573

一碑传生卒纪年类别举例 578

（一）明清两朝年号并用 578

（二）单书清朝年号，于明则用干支 580

（三）单用明朝年号，入清则用干支 581

（四）明清年号均不用，全用干支 589

（五）特例 591

二《黄梨洲文集》碑传纪年 594

（一）梨洲特重碑传义法 594

（二）梨洲自相违戾 598

（三）梨洲所持遗民准则 605

（四）梨洲对清廷之态度 612

（五）梨洲碑传文纪年前后变化 617

赘言 629

主要参考文献 631

作者信息

姚念慈

教授，清史专家。1949年生于湖北武汉，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获硕士学位。 1989年随王锺翰攻读清史博士，1992年任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清史方向博士生导师（长期与王锺翰先生合作招生）。2012年底退休。

明金关系转折点——万历三十五年

*本文节选自《辽东之役与明清嬗代》

文 | 姚念慈

明金两国正式决裂，历来以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七大恨”起兵为标志。实则双方交恶，始于万历三十五年建州停止朝贡。随后围绕贡市、勘界以及北关三者展开，最终未能调和。故欲了解“七大恨”之由来，不得不回溯此前十年这段历史。关于明金关系，《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武皇帝实录》多所隐讳，《明神宗实录》亦不乏掩饰，所幸明人疏奏尚存，然须多方比勘辨析，始得近乎历史真相。

努尔哈赤志在一统女真，恢复金国，脱离明朝，此明载《老满文原档》，殆无可疑。明朝则坚持天下大宗共主，令女真仍为属藩，故竭力遏制。双方冲突本质在此。从客观形势而言，辽东早已衰败至极，建州崛起，无疑极具威胁。但努尔哈赤停贡、划界，是否意味将与明朝兵戈相向？或曾考虑为与国之交？明朝长期视蒙古为大患，而因努尔哈赤多年效顺，大加扶植，借以安顿辽镇东线。迨其突然停贡，即认为心怀叛逆，必至图谋辽东，这一判断是否准确？进而言之，明朝是否有能力遏制建州？或欲保辽东，是否惟此一途？凡此皆不易断言。惟检诸史实，曲尽原委，方可论其是非得失。历史进程虽表现为客观趋势，但其中亦包括当事者之抉择与应对。

一明金关系转折点——万历三十五年

满洲原无本族文字，使用蒙古文。己亥年（1599，明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文书创制满文，即当兼以满文记事，为后来史书之所本。然《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截断源头，以丁未年（1607，万历三十五年）开篇。努尔哈赤停止向明朝进贡即在此年，当非偶然。停贡一事《老满文原档》不载，亦不见于《清太祖实录》，治清史者皆未曾留意，或以此。而检诸《明神宗实录》，此事确然无疑，且引起明廷强烈反应。

（一）建州停贡与明廷反应

努尔哈赤停贡之前，明朝防御集中于应付“北虏”侵扰蓟辽以西，即西部蒙古五路台吉与朵颜首领长昂勾结入犯，于建州方面则无甚警惕。万历三十五年正月，辽东巡按萧淳疏言，惟以北虏连犯辽东为忧。七月，兵部尚书萧大亨上秋防事宜，以辽东“防虏拒倭，素称重镇”，所忧在于“士马苦于征调，人民敝于残破，公私告匮，战守两艰”，亦未提及建州之威胁。蒙古五路、朵颜款事尚未安顿妥帖，努尔哈赤即停止朝贡。及至年底，兵部覆辽东巡按萧淳条陈六事，以努尔哈赤“勾连蓄祸”，“明肆桀骜”，西欲联络蒙古及朵颜三卫，北则与乌拉联姻，且借粮于朝鲜，“声势叵测”。故必简练兵马，防其掠夺，万一不止，即发兵讨之。次年二月，蓟辽总督骞达奏言“建酋日渐骄横，东方隐忧可虞，乞议蚤备战守机宜”云云。皆因建州未来朝贡而起。

努尔哈赤肖像。图源：故宫博物院

明廷一系列反应，以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丁酉日礼部所言最可注意：

国家东北夷三种：女直系肃慎旧疆，亡金遗孽也。永乐初年，女直来朝，其后海西、建州女直悉境归附，乃设奴儿干都司（以统之），统卫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有八。官其酋长，自都督以至镇抚；许其贡市，自开原以达京师，岁以十月验放入关。如次年正月后到者，边臣奏请定夺。今自万历三十四年六月建州、海西先后到京进贡去后，至三十五年，并无验放入关者，今春尚无消息。

奴尔干都司于宣德十年（1435）撤销，东北各地女真部落设置卫并未中辍。远者如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一带，鞭长莫及，实已弃之；近边各部，则以辽东都司遥领之。“祖宗朝以女直种类归款，分置建州、毛怜、海西等卫，各授指挥等官”。其所授官爵名号，自都督以至镇抚，与内地相同，且袭封必经奏准。各部入贡多寡，皆视颁发敕书数量而定，不得随意侵夺。凡此皆与塞外蒙古诸部仅封以王爵、或通贡市者迥然有异，而同于朵颜三卫。虽泛称“属夷”，实为屏藩。

但必须指出，蓟、辽边镇虽遥控朵颜三卫及女真各卫，其权力仅限于上述内容，即与明朝维持宗藩名分及贡市往来。至于女真各卫所内部事务，如其兵额、钱粮，以及与蒙古、朝鲜交往，则无须请示明朝，设非危及边境安全，明朝亦不加干预。换言之，明朝国家权力实际上并未行使于女真各部。故而此类卫所，与内地明朝军队编制卫所有着本质差异，一如历代王朝于沿边所设羁縻州县之与内地州县。其是否应划入明帝国版图，当随实情变化而论。如朱棣“靖难之役”得兀良哈三卫（即朵颜、泰宁、福余）出兵相助，遂以大宁都司辖地畀之以居，故明人历来有“弃大宁”之说，明代官书亦将三卫列入边外属夷。永乐初年设置奴尔干都司，或其志在统辖黑龙江流域，然宣德十年奴尔干都司撤销，女真各卫即成羁縻属夷。又如明初扩张所得之东胜、河套，后为蒙古所据，明人视为失陷，而蒙古从元朝后裔立场出发，又何尝不可视为收复？若以明朝为天下大宗，即以女真各卫居地划入明朝版图，而天启年间，礼部奏言“李珲，朝鲜之君也；而皇上，朝鲜君之君也”，朝鲜亦加承认，是则朝鲜亦当并入明帝国。宜乎，不宜乎？

九边总图（局部）。图源：明万历七年（1579）钱岱翻刻韩君恩本《广舆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辽事爆发之前，建州、海西女真各部每年例行入贡，即巩固宗藩关系之必要保证，且常以最高首领率队而至。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继其父祖袭职建州左卫，据《明实录》记载，其后亲自赴京朝贡不下六次。但这仅是出于笼络或双方示好的一面。而从更深层面，即从所谓宗藩体系或“华夷秩序”的本质而言，明朝治理女真的原则是分化控制，以夷攻夷。三十六年礼部疏继云：

自永乐九年女直内附，我文皇帝即设奴儿干都司以羁縻之，事同（朵颜）三卫，均资捍蔽者，盖以金元世仇，欲其蛮夷自攻也。然必分女直为三，折冲所地站为六百六十二，各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

礼部掌管番夷贡市往来，于典故最为熟悉。“蛮夷自攻”，实以其皆境外夷狄，不属于明代之“中国”。万历末年努尔哈赤犯辽，明朝调西南土司兵赴援，杨嗣昌上言：“夫奴酋者，夷狄之夷狄也；土司者，中国之夷狄也。”而“古人以夷攻夷，所谓夷者，皆在中国之外”。有明一代，西南土司与东北建州女真两者虽同为“夷狄”，但有内外之别，甚为显然。若如学者所主张女真属于明代帝国，则嗣昌何来“中国之外”一说？论历史之事，不能不照顾当时人之理解与语境，如此方得实情。

明朝治理东北边夷，非只欲以女真对抗蒙古，且又欲其与朵颜三卫相颉颃。具体实行，即由辽镇监督。其必分女真为三者，盖指当初设建州三卫，不令合一。海西诸卫亦如此。至于建州、海西两大部，更不容其结为一体。可知女真诸部联合为一国，实与明朝治理番夷之原则相冲突。然此原则为明初统治者所定，时移势异，后世能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行，取决于中外实力强弱对比及其转化。前引杨嗣昌疏又言：“我所以用之者，不过朝廷之名分足以维持，中国之威力足以驱遣耳。”然“名分何物，土司何人，可真恃以维持？若我之威力业已无何”，岂能驱遣之？此就西南境内土司而言，尚且如此，而于兵强势盛之建州女真，明朝又能如何？

洪永两朝兵力强盛，蒙古本部北徙，朵颜三卫忠顺，女真各部则分散弱小，且迁徙无定，辽东境外无强敌，故明朝得以恩威兼施，招徕女真，令其内附。虽说一时于双方皆有利，然从长远来看，限制女真族的融合及对外联络，必将阻碍其发展，又带有华夷之辨以及宗主大国的歧视与强权干涉。随着明北边防御逐渐衰弱，对外藩属夷的控制亦必松弛。辽镇孤处海隅，长期萎靡不振。隆万以来，明廷拒绝察哈尔蒙古封王款贡，屡年征战，消耗愈甚，女真崛起乃迟早之事。至于女真诸部落族寨之间互争雄长，实其常态，亦因内部发展及加强联系之需要，故屡有强部成为首领，号令一方。与明朝之关系，除贡市之外，犯边劫掠也习以为常，虽旋起旋灭，却又屡扑屡起。明廷即使竭力遏止，终不得不承认现实，唯鉴其忠贰，而抚顺剿逆。“中国之驭夷狄，在察其情形之顺逆，以决剿抚之机宜而已。故顺则抚之以款来庭，逆则剿之以威不轨。然必权自我操，而后虏为我驭”。然此不过常谈，只可行于以款市为满足之属夷；若遇大敌，或建国后之女真，剿之则失利，抚之又难厌其欲，谈何操纵之权在我？

万历初年，开原南关即海西哈达万汗（王台）兵马强盛，为女真各部所惮，于明朝亦最为忠顺。而建州诸部，自万历三年、八年王杲、王兀堂先后为李成梁剿灭，遂复凋零。十年王台卒，哈达陷入内乱，北关叶赫意欲兼并，取而代之成为海西首领。辽东总兵李成梁借口叶赫屡犯开原，于十一年、十六年两次捣巢，称为大捷。虽有人质疑，但大学士申时行则为之大包大揽。后来成为一段公案，此不细论。叶赫与哈达并弱，海西遂无强部，日后难与努尔哈赤抗衡。李成梁重创叶赫，转而扶植辽阳迤东之弱部建州左卫，努尔哈赤始由弱转强，于万历十六年合并建州诸部，其中多蒙明朝之赐。对此《武皇帝实录》亦不讳言。次年，明廷升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令其号令“东夷”。二十年，“建州卫都督奴儿哈赤等奏文四道，乞升赏职衔、冠服、敕书，及奏高丽杀死所管部落五十余名。命所司知之，赐宴如例”。都督为明朝武职最高爵秩，且称其“建州卫都督”，则建州右卫及毛怜卫皆为所并又甚显然。至其欺凌朝鲜，明廷不以为非，反加褒奖。二十一年，值明朝东征入犯朝鲜之倭寇，努尔哈赤于古勒山击败海西与蒙古“九部联军”。二十三年，明廷遂加授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女真各部中唯哈达部王台曾授此职，今畀之努尔哈赤，则许其为女真各部最高首领。此时，建州海西已呈东强西弱之势，明廷毫不在意。明军东征，运道在建州迤南，努尔哈赤曾请赴援，表示效忠。迨二十七年东征结束，努尔哈赤即吞并哈达。如此大事，当时《明实录》仅一见，明朝遣使诘责，则为努尔哈赤所蒙，且许其款塞。据清修《武皇帝实录》卷2，辛丑年（1601，万历二十九年），万历曾两次诘责，最终亦容忍之。努尔哈赤遂亲自赴京朝贡，明廷随后默认其吞并南关，二者当不无关联。其后追论者虽多，但已于事无补。当年，努尔哈赤创建四旗，有所谓“精骑三万余人”，殆指此。又两年，从边鄙“旧老城”佛阿拉返回赫图阿拉定都，与原属沈阳卫之抚顺相去二百余里，骑行不过两日之程。遂与辽东有疆界之事，详见后文。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李成梁复任总兵，与巡抚赵楫唯知退让。当初玩弄远交近攻，何其得心应手。不及二十年，即情势大异，本末颠倒。经李成梁“十大捷”武功、东征朝鲜、矿税使搜括三大劫，辽东已呈溃散之势，人心背离；而努尔哈赤蓄积多年，有如添翼之虎，其势咄咄逼人，实乃明朝自食其果。

上引礼部疏继言：

夫国家本借女直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且开原止许马市，并无市参之令，乃强栽参斤，倍勒高价。将官偿之则难堪，争之则启衅，吞声忍辱，非一朝一夕矣。更闻奴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妄自尊大，其志不小。

女真虽于辽东三面之虏只居其一，然努尔哈赤欲并全女真为一国，不仅彻底打破了明朝分而治之、以夷攻夷的祖宗成宪，且使各方势力失衡。辽镇孤悬一隅，原为震慑“夷虏”而设，实又处于“夷虏”包围之中。察哈尔蒙古本部驻牧兴安岭南麓，至万历三十二年传至林丹汗，对邻边属部控制转弱，各部落间始呈松散之态。朵颜三卫自来依附于明与蒙古之间，顺逆无常。辽镇固已衰败，于“西虏”尚难支吾。向以无忧的女真却有独大之势，且渐露不驯之迹。一旦措置失宜，明朝必将东西两面受敌，焉能保无虞？明廷长期颟顸苟且，闭目自欺，直到努尔哈赤停止朝贡，方意识到问题严重。但以辽东之现状，礼部以为未宜“遽兴问罪之师”，建议谨慎从事：先遣使诘责其违贡之由，冀其“悔罪自新”，不然则“革其贡赏”。最根本的仍在于“从长计议，整顿兵饷”，这却是最难办的事。

崇祯十一年二月初九日登莱巡抚杨文岳为东来船只事科抄题本。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继礼部之后，兵部主事叶世英以“东夷渐炽可虞，条上增兵增饷事宜”，专为对付建州而增兵辽东之议，首见于此。又数日，大学士朱赓等奏：“建酋桀黠非常，旁近诸夷，多被吞并。恃强不贡，已经二年。”随题奏国家三处军情告急，其一即“辽左建夷蓄谋甚久，跋扈可知”。万历当即谕兵部：“其辽东建酋，不思国恩，不遵贡典，招亡纳叛，意欲何为？地切陵京，岂容如此怠忽？”半月之内，部臣、辅臣数次题奏并获批旨，不可谓未加重视。努尔哈赤虽未侵扰明边，其停止朝贡，意味脱明自立，在明朝看来，则是一种敌对信号。尽管如何实施制裁，明廷尚未达成一致，但建州崛起对辽东构成更大威胁，大体已成共识。

问题是明朝一时计无所出。辽镇凋敝已非一日，且军饷累欠。“去岁旧饷欠十四万，今岁杳然无期。”额兵虽云八万，而“大营官军堪战者不满百。东西应援，力薄难支”。面对“奴、速二酋勾连蓄祸，阴雨猝至，门庭将延”，边臣自必吁请补兵、补马、补饷。户部明知“辽阳孤悬天末，逼虏邻倭，建酋逆谋潜伏，祸在剥肤”，即欲添饷补兵，而“太仓若扫，冏藏空虚，催无可催，借无可借”。加之“边地灾伤，无处不苦”。请发内帑，万历不允；请撤矿税使以苏辽东之困，然税额犹存。兵部对努尔哈赤与乌拉联姻、假道朝鲜侵吞辉发，乌拉岌岌可危，了如指掌。故请敕谕朝鲜“大修武备，整饬边防”；并乞敕辽东遣人“宣谕奴酋，各守边疆，毋相侵扰”。其实不过是安抚朝鲜的一种姿态。对于努尔哈赤吞并海西辉发、乌拉二部，明朝更无从干预。万历虽有严旨，仍欲勒令建州复贡，即可苟安。辽镇军备无能改作，祖宗遗轨置之不顾，亦只听之任之。然而明朝臣工并不俯从圣意，随着事态发展，抗争愈益激烈。就努尔哈赤而言，虽自恃羽翼丰满，以为明朝无可奈何，然如后文所述，此时尚无与明宣战之准备，故从策略来看，停贡一举，实未免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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