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国际教育行业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边是大品牌在收缩,一边是新玩家在扩张。

2026年4月,南京威雅学校宣布本学期结束后关停——这所英国顶尖私立名校Wycombe Abbey UK的姐妹学校于2021年9月正式开学,运营仅约5年便宣告终结;在此之前,深圳智胤国际书院、深圳厚德书院、北京一土致知等学校也相继停办。另外,从2026年8月起,上海德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浦东)与上海德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浦西)将在“一校两区(One College, Two Campuses)”的模式下联合运营,并正式整合为上海德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Dulwich College Shanghai,简称DCS)。有观点称,中国国际学校正在进入“爆雷”的高峰期。

但如果就此得出“中国国际教育不行了”的结论,则会错过另一半故事。

2026年秋季开学季,全国即将迎来一波罕见的建校潮,而贝赛思正式进京后,学费将跻身北京民办学校前列;广州哈罗国际学校落户黄埔知识城,广州贝赛思在科学城之后又杀入琶洲再开新校区;香港包玉刚学校将于2026年8月迎来创校首届学生,海南自贸港陵水、三亚三所国际学校同时开建。

这场“冰与火之歌”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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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停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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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那些消失的学校,它们很多都是品牌响亮、投入巨大、曾经被看好的项目。

南京威雅学校的关停较具冲击力。这所学校不仅背靠英国顶尖私立名校Wycombe Abbey UK,更是在设计阶段就按照“旗舰校区”的标准打造。2021年开学时,曾被寄望成为长三角国际教育的新标杆,但4年后首届毕业生仅10人,在校生从高峰期的500人跌至不足400人。当一所设计容量2000人的学校实际只有不到400名学生时,商业上已经不可能成立。

上海德威的合并更值得深思。其浦东校区成立于2003年,是德威国际教育集团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分校,是国际学校“正统基因”的代表;浦西校区2016年才建成,同时开设IB和A-Level双课程体系,运营成本远高于单课程校区。当生源不足以支撑两套体系的运转,“双校区”变成了“双负担”。虽然官方称一校两区的模式是“令人兴奋的新篇章”,但实际上透露一个事实:上海不需要两个完整学段的德威。

深圳智胤国际书院的关停代表了另一种案例:高杠杆入场、招生不及预期、装修投入巨大,导致了资金链断裂。这类学校在资本扩张期大量出现——投资人算的账是“高端配置→高端定位→高学费→全职满员”的闭环,但家长比想象中谨慎得多,招生缺口一旦超过临界点,高固定成本就变成了催命符。国际学校不再是“只要盖起来就能赚钱”的生意,规模越大,可能问题发酵得越快。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校出事之前看起来一切正常。南京威雅学校直到关停前一个月还在发布春季招生简章,深圳智胤国际书院的校园装修豪华堪比五星酒店。一切正常,直到不正常的那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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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的学校声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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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看到关停,你会以为中国国际教育行业在萎缩;但实际上,2026年新建校的力度可能是近五年来最大的一波。

贝赛思进京是这个趋势的标志性事件。贝赛思以“学术严苛、升学凶猛”著称——课程进度比同龄人快一到两年,毕业生批量进入哈佛、斯坦福、MIT。2024年在深圳连落三子、2025年广州科学城校区开学、2026年同时拿下北京和广州琶洲两个校区,其扩张速度在全球K12领域极为罕见。北京贝赛思首场700人分享会挤爆现场的事实说明:顶级品牌的号召力,在任何一个市场都能穿透。

广州哈罗是另一个信号。哈罗的特点是“全人教育+领袖气质”,与贝赛思代表了国际教育的两条不同路线,但都在2026年选择了同一件事:加速扩张。

除了顶流品牌,新兴城市也在加大国际学校布局。比如海南的陵水精英外国语高级中学(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首所K12民办校)、三亚明德双语学校(投资7亿元)、三亚杜威国际学校(海棠湾1000学位)三校齐发。这背后是海南封关运作的战略机遇——自贸港需要国际化教育配套来吸引人才。

相比之下,上海的做法更聚焦“供给侧改革”:上中国际奉贤分校扩军缓解学位紧张、宝华曜ONE把“个人学校”理念落地为全日制学校、上海元立学校用“新加坡资本+科技艺术融合”打出差异化。课程多元化则是另一条暗线:北京有条件的学校都在增设DSE(香港高考)课程班、德语班、日本班,凯博学校从国内高考路线转型开设“凯博遵理DSE”,君诚学校和新英才学校直接开了德语课程班。这意味着国际学校不再执着于“爬藤”(常春藤)叙事——学生去哪不重要,先保证有学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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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现代中学校园教学楼 — 顶流品牌逆势扩张,新建校硬件投入持续升级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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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在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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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学校市场的中间层在消亡,两端在增长。这是一个经典的马太效应格局:头部赢家通吃

贝赛思、哈罗、包玉刚这样的顶级品牌能在开新校时招满,因为许多中国家长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能依赖品牌。当一个学校传出“可能要关停”的风声,家长的第一反应不是“考察一下”,而是“直接选最大牌的”。品牌成了终极护城河。

尾部在沉默中消亡。没有品牌、没有课程特色、没有稳定现金流的中小国际学校正在快速关停。“双减”和民促法实施后合规门槛一夜拉高,没有办学许可证的非法办学被清理(广州荔湾圣士提芬书院),有证但生源不足的学校在失血(杭州某国际学校计划招120人仅完成2人注册),有生源但运营不善的在崩盘(一土致知收了学费却发不出工资)。

中部在断臂求生。德威选择合并校区而非关闭,新东方双语学校砍掉小学初中部保留高中,力迈学校将一个校区从国际方向整体转型为高考方向——这些都不是“放弃”,而是“缩小战线”。它们承认了一个现实:国际教育不再是“全学段通吃”的赛道,必须聚焦最高频、最刚需的学段(高中)。

新入场的玩家在“换牌”。海南三校、济南起步区国际学校、武汉精英学校——这些新玩家大多不在传统一线城市。它们的逻辑是:一线城市国际教育市场已趋于饱和,但二线城市和自贸区还有增量空间。不过生源是个问题,这些学校至少需要3-5年的爬坡期才能验证商业模型。在此期间如果资本跟不上,它们就可能成为下一批“关停名单”上的名字。

从上述案例中也可以看出, 国际学校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高固定成本+预收学费现金流,其核心变量是三个:是否招得到学生?是否合规?现金流够不够?而这些变量在过去几年里都在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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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破裂,行业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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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学校的困境并非孤例。作为私立教育的发源地,英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关停潮。202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多所独立学校关闭或宣布合并计划,包括百年名校,比如拥有超130年历史的英国知名私立女校Malvern St James;至于美国,费城联邦储备银行在2024年研究报告中的估计是:未来5年将有80所大学被迫关闭。今年4月,拥有56年历史的汉普郡学院宣布,将于2026年秋季永久关闭。

由此来看,中国国际学校的洗牌不仅是本地政策或经济周期的问题,而是全球私立教育行业都在经历的一次结构性调整:出生率下降→学龄人口减少→学费天花板→运营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这在全球任何市场都成立。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国际学校经历了人类教育史上罕见的“野蛮生长”:从一个城市到全国覆盖,从精英专属到中产标配,学费持续增长,学位一个难求。如今,泡沫正在破裂,挤出去的是那些过度依赖现金流、缺乏合规框架、定位悬浮、靠“洋面孔+国际标签”忽悠家长的投机者,留下来的是真正有品牌、有课程、有资金储备的玩家。

这场洗牌对行业的意义可能比所有人想象的更大。它意味着中国国际教育结束了“凭概念就能赚钱”的草莽时代,进入了一个正常市场的正常阶段:品牌、运营、财务、合规,缺一不可。像任何成熟的商业赛道一样,头部通吃,腰部求变,尾部出局。

对于家长来说,最大的教训只有一句:选学校的标准,不是看它有多“红”,而是看它背后有多大“家底”,有多“稳”。稳,就是最大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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