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新中国的戏剧事业,很多人只记得红极一时的名演员,很少有人想起给整个行业打地基的孙维世。她是烈士遗孤,见过白色恐怖的枪眼,留过洋学过正经的戏剧专业,连追她的人都是开国上将刘亚楼,结果她愣是拒绝了对方,选了没权没势的话剧演员金山。这背后到底有啥讲究?
孙维世小时候就把“说错一个字就出人命”刻进了骨子里。父亲孙炳文是早期共产党人,192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她跟着母亲躲在上海,连姓氏都要改,听见楼下陌生人说话都攥紧衣角不敢出声。那时候舞台对她来说不是光鲜的名利场,是唯一一个能堂堂正正说真话的地方,这种安全感,是她这辈子离不开戏剧的起点。
抗战爆发后她跟着哥哥辗转到武汉,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奔赴延安。本来父亲和周恩来是老战友,对方对她这个烈士遗孤格外照顾,顺顺利利就到了革命根据地。在延安她就认准了一个理,戏剧不是拿来消遣的,是跟枪一样能唤醒人的宣传武器。
大家都看出她是干戏剧的好料子,攒着资源送她去苏联系统学专业本事。她接到消息开心得不得了,跑前跑后递申请,从来没嫌过麻烦。刚到莫斯科没两年,苏德战争就爆发了,战火里别说安稳上课,吃饱穿暖都是难事。她不光坚持完成学业,还跑去战地医院帮忙救护,献血之后直接晕倒在走廊,连苏联护士都念叨中国人太不要命。
1946年她揣着满满几本笔记回了国,直接扎进解放区的土坡村口排戏。那时候哪有什么正规剧场,一块空地两盏马灯就是舞台,她照样排得认认真真丝毫不敷衍。新中国成立后,她牵头筹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的改编话剧《保尔·柯察金》火遍了北京城,给一代年轻人种下了理想主义的种子。
这时候她的桃花运也来了,已经当上空军高级将领的刘亚楼向她表达好感,这门婚事说出去,可是多少人挤破头都求不来的好缘分。她想都没想就婉拒了,直说俩人事业方向生活方式都合不来,没法做一辈子伴侣。转头她就嫁给了话剧演员金山,当时不少圈内人都觉得这不般配,只有她自己心里门儿清。
金山早年出身底层,还讨过饭,是摸爬滚打才在戏剧圈站稳脚,他性子倔爱较真,对戏剧的那股痴迷劲,跟孙维世简直一模一样。俩人排戏经常因为观点不同争得面红耳赤,吵完转头就坐一块接着磨剧本,半点儿不会往心里去。对孙维世来说,权势地位从来都不重要,找个能在舞台上跟她一块对着现实较劲的同路人,才是最要紧的。
六十年代大庆油田开发,这是关乎全国工业命脉的大事,文化部门派孙维世去大庆蹲点创作。那时候大庆风沙大住宿简陋,她天天跟着钻井队跑现场,跟着工人一块吃窝头喝凉水,半点儿架子都没有。有人劝她坐在招待所听汇报就行,犯不着遭这份罪,她偏说,要演工人就得知道人家脚下的泥是什么味儿,写出来的东西才不飘。
有工人跟她说了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写戏总把我们写成天生不怕苦的铁人,其实冻得脚趾头都没知觉的时候,我们也想偷懒。她把这句话原原本本记下来,直接揉进了剧本里,没有把工人写成完美无缺的符号,就是有血有肉会犹豫但关键时候能扛事的普通人。后来这部《初升的太阳》在北京演了两百多场,场场座无虚席,观众记住的不是空洞的口号,是普通人在困境里咬牙硬撑的那股劲儿。
可惜后来国内文艺环境越来越紧张,孙维世常年高负荷工作,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彻底垮了。1972年她去世的时候才刚过五十,没能等到后来的好日子。她女儿小时候还抱怨过,说你天天排戏,到底忙得有什么用,都不回家陪我。她只说,等你长大了就懂了,戏剧是帮人看清自己活在什么时代的。
从暗室里的孤女到新中国的戏剧奠基人,孙维世一辈子都没把戏剧当成纯粹的艺术,她把戏剧扎进现实的泥土里,给一代人点亮了看清时代的灯。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孙维是 新中国戏剧事业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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