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人
我叫周德厚，德厚两个字是我爷爷取的，意思是做人要有德行，要厚道。我这辈子没什么大出息，就记住了这两个字，结果到头来，被这两个字压得差点爬不起来。
事情要从十七年前说起。
那时候我才三十出头，媳妇跟人跑了，留给我三间破瓦房和一个刚会走路的闺女。我文化不高，初中没念完就回家种地了，后来看别人养猪挣钱，就跟人借了三千块钱买了三头母猪，从此当上了养猪的。说实话那几年是真苦，猪圈里的味儿洗都洗不掉，走到哪儿都被人嫌弃，去镇上赶集坐个班车，旁边的人都要捂着鼻子换个座位。我也不恼，自己闻习惯了，倒也不觉得多臭了。
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地熬着，闺女小花也一天天地长大了。我原本想着就这么过一辈子算了，把小花拉扯大，供她念书，等她嫁个好人家，我这辈子就算交代了。可老天爷不让啊，硬是给我手里塞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我侄子，周明远。
我哥周德成比我大八岁，早年去山西挖煤，攒了点钱回来盖了房子娶了媳妇，日子本来过得挺好。可人有旦夕祸福，明远八岁那年，我哥在矿上出了事，人没了。矿上赔了八万块钱，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这笔钱没撑几年，我嫂子拿着钱说要去做生意，把孩子丢给我妈带，一去就是两年，回来的时候钱没了，人瘦得跟竹竿似的，后来又嫁了个跑运输的，跟着去了外省，走的时候连明远的面都没见。
我妈那年六十三了，腿脚不好，照顾自己都费劲，更别说照顾一个半大小子了。我回老家看她们的时候，明远蹲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写作业，用的是那种短得握不住的铅笔头，本子正面写完翻过来写背面，密密麻麻的字小得跟蚂蚁似的。我妈坐在门槛上抹眼泪，说这孩子命苦，爹没了娘跑了，跟着她这个老不死的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二话没说就把一老一小都接到了我家。
那年明远十一岁，小花五岁。
我家的房子就三间，我住一间，我妈和小花住一间，明远住一间。说是住一间，其实就是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小隔间，放张床就转不开身了。明远倒是懂事，从来不抱怨，每天放学回来先帮奶奶烧火做饭，然后再写作业，写到半夜是常有的事。我有时候半夜起来给猪添料，看见他屋里还亮着灯，心里就说不出的难受。
我哥不在了，这孩子就是我周家的根。我再没能耐，也得把他供出来。
养猪的活又脏又累，但来钱还行。那时候猪肉价格忽高忽低，赶上好年景一年能挣个两三万，差年景就够个吃喝。我算了算，供两个孩子上学，光靠几头猪是肯定不够的。我一咬牙，跟信用社贷了五万块钱，把猪圈扩了一倍，从三头母猪扩到了八头，又买了二十多头育肥猪。那几年我整个人是绑在猪圈里的，天不亮就起来拌料、清粪、喂猪，忙到天黑还得算账、联系买家，一天睡不到五个小时是常事。
小花那会儿还小，不懂事，有时候看我太辛苦了就哭，说爸爸你别养猪了，臭死了。我就笑，说不养猪哪来的钱给你买花裙子。明远站在旁边不说话，但我看到他攥着拳头，嘴唇抿得死紧。
这孩子心思重，我知道。
明远上初中那年，猪价跌得厉害，我那年赔了个底掉，贷款利息都还不上了。信用社的人上门催债，站在我家院子里大声嚷嚷，引得一村子人都来看热闹。我蹲在猪圈门口抽闷烟，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想一件事——明远下学期的学费怎么办？
后来是我把家里那头老黄牛卖了才凑够的。那头牛是我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跟了我十几年，耕地拉车全靠它。卖牛那天我没去，是让邻居帮忙牵走的。晚上我回去的时候，牛棚空了，我在里面坐了一宿。
明远不知道从哪知道了这事，第二天早上红着眼睛来我屋里，跪下就磕头。我吓得赶紧把他拉起来，他咬着牙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二叔，我以后一定出息，我一定让您过上好日子。”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有这份心就行，二叔不图你报答，你能好好念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二叔就知足了。
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但我认一个理——孩子念书是大事，耽误不得。我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不能让孩子们跟我一样在泥里刨食。
明远确实争气。初中三年年年考第一，中考考了全县第七名，被县一中录取了。那在我们村是破天荒的事，我妈高兴得烧了一整天香，见人就说我孙子考上县一中了。我也高兴，高兴完了就开始发愁——县一中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加起来，一年少说也得七八千，我上哪弄这笔钱去？
那年正好赶上猪肉行情回暖，我咬咬牙又扩了一次猪圈，最多的时候养了六十多头猪。六十多头猪什么概念？光饲料一天就得几百斤，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把小花也拉上了。小花那会儿才十岁，放学回来就帮我拌料，小手冻得通红。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没办法，这个家没有闲人。
我永远记得明远去县一中报到那天。我特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骑着三轮车送他去镇上坐班车。他的行李就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两身换洗衣服和几本书，寒酸得不行。到了车站，我把一卷钱塞到他手里，总共两千三百块，是我东拼西凑出来的。
“拿着，省着点花，不够了给二叔打电话。”
明远接过钱，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使劲点了点头，然后转身上了车。我站在路边看着那辆破旧的班车晃晃悠悠地开远，心里酸得不行，但又觉得踏实。
这孩子，总算是走出去了。
接下来三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说出来可能没人信。为了供明远读书，我一年到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冬天连煤都舍不得买，冻得实在受不了就钻猪圈里待着，猪圈暖和。小花问我爸你为什么老往猪圈跑，我说爸去看看猪吃饱了没有。其实哪是看猪，就是图那点热乎气。
我妈身体越来越差，药不能断，一个月光药钱就得三四百。小花也在上学，虽然义务教育不交学费，但书本费杂费生活费一样少不了。再加上明远的开销，我那点养猪的钱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最难的一年是明远高二那年。那年夏天发了一场猪瘟，我圈里六十多头猪一夜之间死了四十多头。兽医来看了一眼，摇了摇头说没救了，让我赶紧把活的和死的隔开，能保一头是一头。我站在猪圈门口，看着那些昨天还活蹦乱跳的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心都凉透了。
那批猪是我全部的家当，贷款还没还完，新贷又下来了，利滚利已经欠了小十万。现在猪又死了大半，我连饲料钱都拿不出来了。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是崩溃的。白天强撑着干活，晚上一个人在院子里坐到半夜，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撑不下去了。可想到明远还差一年就高考了，想到小花还小，想到炕上躺着的老娘，我又咬着牙把那些念头压了回去。
后来是怎么扛过来的？我到现在都不太愿意回忆。大概是去镇上工地搬了两个月的砖，白天搬砖晚上回来喂剩下的猪，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工地的工头看我实在可怜，多给我结了五百块钱，我拿着那五百块钱蹲在工地门口哭得像个傻子。
明远高考那年，我比他还紧张。考试那两天我在家坐立不安，猪都忘了喂，小花放学回来看到猪饿得嗷嗷叫，才自己拌了料去喂。第三天明远打电话回来，我接电话的手都是抖的。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完了。
然后他说：“二叔，我考上了。”
“考上了？考了多少分？”
“六百三十八。”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又问了一遍多少，他说六百三十八。我拿着手机愣了半天，然后一屁股坐在门槛上，眼泪就那么哗哗地流下来了。我妈在旁边急得直拍我，说到底考上了没有，你倒是说啊。我一边哭一边笑，说考上了考上了，六百三十八，能上重点大学了。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买了一瓶酒，一个人喝了半瓶，剩下的半瓶倒在了我哥的坟前。我对着那座已经长满草的坟头说了很多话，说我做到了，我把你儿子供出来了，你在底下可以安心了。
明远被省城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学的是行政管理。通知书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我家看热闹，村长还特意过来握了握我的手，说德厚你了不起，一个人供出个大学生来。我当时笑得嘴都合不拢，觉得这些年的苦都值了。
可高兴完了，现实又来了。大学学费一年一万多，再加上生活费住宿费，四年下来没有十万块钱根本下不来。我那会儿身上满打满算不到两千块，还欠着银行一屁股债。
但我没犹豫。我卖了剩下的猪，卖了家里能卖的一切，又跟所有认识的人借了一圈，最后咬着牙把明远送进了大学。我记得送他去学校那天，校园大得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到处都是年轻人，穿着好看的衣服，背着好看的书包，说说笑笑地走在路上。明远拎着他那个破蛇皮袋站在人群里，显得格格不入。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跟人家比吃穿，比学习比本事，二叔相信你。
他点了点头，眼神里有一种我当时没读懂的东西。
大学四年，我每个月按时给他打生活费，从不间断。有时候实在凑不够了，我就去镇上卖血。那时候镇卫生院对面有个地下血站，抽一次给三百块，我前前后后去了不知道多少次。这事儿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连小花都不知道。
小花初中毕业那年，我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有一天在猪圈里拌料的时候，眼前突然一黑，整个人栽倒在了猪槽边上。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镇卫生院的病床上，小花趴在床边哭得眼睛都肿了。医生说我严重营养不良加上劳累过度，再这么下去命都得搭进去。我笑了笑说没事，庄稼人哪有那么娇贵，躺了两天就出院了。
这些事，明远都不知道。他在学校表现很好，年年拿奖学金，还当了学生会干部。每次打电话回来都跟我说学校里的事，说他又拿了什么奖，又认识了什么厉害的人。我听着就高兴，觉得这孩子有出息了，我的苦没白吃。
有一年寒假他回来，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穿着打扮体面了，说话也不像以前那样畏畏缩缩了，见了村里的长辈也能大大方方地打招呼。我妈拉着他的手左看右看，老泪纵横地说我孙子出息了。那几天我家里比过年还热闹，左邻右舍都来看明远，说德厚你侄子有出息了，以后你可要跟着享福了。我嘴上谦虚着，心里其实也美滋滋的。
那几天明远跟我说了很多话，说他在学校里认识了很多人，眼界开阔了，以后想考公务员，想从政。我虽然不太懂这些，但听他说得头头是道，就觉得这孩子有想法有规划，比我强了不知道多少倍。我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二叔支持你。
他认真地看着我，说：“二叔，等我出息了，第一件事就是回来报答您。”
我说不用报答，你能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就行。
后来我才知道，有些话说出来的时候是真心的，但时间久了，真心也会变。
明远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被分配到邻省一个地级市的政府部门工作。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猪圈里清粪，小花跑进来喊我，说哥考上公务员了。我手里的铁锹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站在臭气熏天的猪圈里，觉得天都亮了。
那天我破天荒地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去镇上剃了个头，刮了刮脸，又买了两斤肉回来包饺子。我妈高兴得吃了两大碗，说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看到孙子出息了。小花也高兴，说哥以后当了大官，咱们家就不一样了。
我也高兴，但高兴之余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忐忑。明远打电话回来说要去新单位报到，时间紧，就不回来了。我说好，你忙你的，家里不用担心。他说等安顿好了就回来看我们，我说不急。
这一不急，就是三年。
三年里，明远回来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第一年过年，他说单位值班走不开，没回。第二年中秋，他说有个重要会议，没回。第三年春节，他说领导安排了接待任务，还是没回。每次打电话，他都说忙，说等忙过这阵就回去。我每次都说不急，工作重要。
可我心里清楚，他那个单位不是什么要害部门，再忙也不至于连过年的几天假都抽不出来。
小花比我更敏感，有一次她直接跟我说：“爸，哥是不是嫌咱们家穷，不愿意回来了？”
我骂了她一句，说别胡说八道，你哥不是那种人。但我心里也开始打鼓，因为每次跟明远打电话，我都能感觉到一种说不上来的疏远。他说话越来越客气，越来越像在跟一个外人说话，以前那种亲近的感觉没有了。有时候我话还没说完，他就说有电话进来了，回头再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不是没想过他会变。村里的人早就跟我说过，说德厚你别太实诚了，供人家上了大学当了官，人家还能认得你这个养猪的叔？我当时不信，觉得他们是在嫉妒，是在说风凉话。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
明远工作第三年，我妈走了。
我妈走得很突然，早上还喝了一碗稀饭，中午说头晕想躺一会儿，就再也没醒过来。我打了120，救护车到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我给明远打电话，打了三遍都没接，第四遍才接通。我说你奶奶没了，你回来一趟吧。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他手头有个紧急任务，最快也得后天才能走。我说行，你尽量快点。
可后天他没回来。他给我转了五千块钱，发了一条微信，说实在走不开，让我先办后事，钱不够再跟他说。
我盯着那条微信看了很久，手机屏幕上的字一个一个地像是要跳出来砸在我脸上。五千块钱，他在省城当官，一个月的工资加补贴少说也有一两万，他给我转了五千块钱。
我妈的丧事是我一个人办的。村里人都来帮忙，也有人问明远怎么没回来。我说他工作忙，走不开。问的人没再说什么，但那眼神里的意思我看得清清楚楚——你看，人家出息了，连亲奶奶的丧事都不回来，你还指望他能记得你？
我不信邪。我觉得明远是真的忙，他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我从小看着他长大，我知道他的品性。
可我妈头七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老屋里，看着我妈的遗像发呆。小花已经睡了，院子里安静得只有风声。我给明远打了个电话，想跟他说说奶奶后事的情况。电话响了很久，最后是一个女人接的，声音很年轻，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周明远的二叔，她说哦，明远在洗澡，有什么事我让他回头给您回过去。
我说好，就挂了。
那天晚上我等了很久，没等到回电。
从那以后，明远的电话越来越少，从一个月一次变成了两三个月一次，每次也就聊个三五分钟。我给他打过去，十次有八次接不到，偶尔接到了也是三言两语就挂了。我不傻，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小花已经长大了，在镇上找了个工作，谈了个对象。她看我整天闷闷不乐，就劝我别想太多了，人家现在跟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我没接话，只是看着院子里那个空了好几年的猪圈发呆。
明远工作之后，我养猪的规模就慢慢缩小了。一来是年纪大了，身体跟不上了；二来是贷款还得差不多了，压力小了，也就不想那么拼命了。到了后来，我就留了十几头猪，够自己吃喝就行。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直到马长河的出现。
马长河是我们村新起来的一个人物。说他新，其实也不新，他是隔壁马家村的人，早些年在外头混，不知道做什么发了财，回来之后就在镇上开了个沙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后来又承包了我们村后面那片荒山，说要搞什么生态农庄，其实就是圈地。村里有人有意见，但碍于马长河在镇上县里都有人，谁也不敢说什么。
我跟马长河本来没什么交集。我一个养猪的老头子，人家一个沙场老板，井水不犯河水。但偏偏我家的那块地，正好在他圈的那片范围里。
那块地是我爹留给我的，不大，就三亩多点，种了一辈子庄稼。前些年养猪忙不过来，就租给村里的老刘种了，一年收几百斤粮食当租金。马长河的人来找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来的是马长河手下的一个管事，姓刘，四十来岁，油头粉面的，说话倒还算客气。他说马老板看上了我家那块地，想买下来做农庄的一部分，出价是一亩两万块。
我听完就笑了。两万块一亩？我们那地方虽然偏，但地价也不止这个数，更何况我那三亩地是好地，挨着水源，种什么都长得好。我说不卖，这地是祖上传下来的，我不可能卖。
姓刘的脸色变了变，没说什么就走了。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这次带了两个人，态度明显没上次客气了。说马老板看得起我才来谈的，让我别不识抬举，价钱可以再商量，但地必须得让出来。我问他这是买地还是抢地？他笑了一下，说周德厚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但你要是不配合，那有些事就不好说了。
我听出了他话里的威胁，但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我说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地我不卖，你们要是敢乱来，我就去镇上告你们。
姓刘的冷笑着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马长河那片所谓的生态农庄根本不是正经项目，他就是圈了地等开发，到时候一转手就是几倍的利润。村里好几户人家的地都被他低价收走了，有人不愿意卖，他就使各种手段逼人就范。有户人家地里的庄稼被人连夜铲了，有户人家的院墙莫名其妙地塌了，还有户人家养的鸡鸭一夜之间全死了。大家心里都清楚是谁干的，但没人敢说，因为马长河在镇上势力大得很，谁敢惹他？
我偏不惯他这个毛病。
小花劝我，说爸你别跟人硬顶，那地咱也用不上，卖就卖了，省得惹麻烦。我说这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这是理的问题。祖上传下来的地，他想买就买，他算老几？小花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我知道她是担心我，但我这人一辈子就这个脾气，吃软不吃硬，越逼我我越不干。
事情在我拒绝卖地之后的一个月里不断升级。先是猪圈里的猪莫名其妙地病了几头，兽医来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然后是晚上有人往我家院子里扔砖头，砸碎了两块玻璃。我去镇上派出所报案，民警做了个笔录就没下文了。后来我打听了一下，马长河跟派出所的人熟得很，经常一起吃饭。
我心里憋着一股火，但没办法。我一个老头子，闺女还没出嫁，真要跟人硬碰硬我肯定吃亏。那段时间我晚上都睡不踏实，枕头底下压着一把砍柴刀，听到点动静就醒。
最让我寒心的是村里人的态度。以前跟我称兄道弟的那些人，这时候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在街上碰见了连招呼都不打，生怕被我连累。只有老刘还时不时过来看看我，悄悄跟我说马长河那边放话了，说非要让我知道知道厉害。我笑了笑，说来吧，我周德厚活了大半辈子，什么阵仗没见过。
可我没想到，马长河的手段比我想象的狠得多。
那天是农历十月初三，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是小花的生日。我特意去镇上买了个蛋糕，又买了两斤排骨，想给闺女做顿好吃的。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推开院门，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定在原地。
我的猪圈，被人砸了。
猪圈的围墙被推倒了一大片，碎砖烂瓦散了一地，饲料槽被砸得稀巴烂，圈门大敞着，里面空空荡荡。我养的那十几头猪，一头都不见了。
我站在废墟前面，浑身发抖，血一个劲地往头顶涌。小花从屋里跑出来，看到这一幕吓得脸都白了，拉着我的胳膊哭着喊爸你别吓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没事，爸没事。然后我走进屋里，拿起手机，给马长河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了，那头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哟，德厚叔啊，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马长河，我家的猪是不是你弄走的？”
他在电话里笑了一声，那笑声轻飘飘的，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德厚叔，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啊。你家猪没了关我什么事？兴许是野狗叼走了呢？”
“你——”
“德厚叔，”他打断了我，声音突然压低了，带着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阴冷，“我劝你识相点。你那三亩地我要定了，你拖一天，我让你难受一天。今天只是猪，明天是什么，我可就不敢保证了。”
电话挂了。
我拿着手机的手悬在半空中，好一会儿才放下来。小花站在旁边看着我，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说爸咱们报警吧。我摇了摇头，说没用。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我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被砸毁的猪圈，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脑子里转着各种各样的念头。我想到年轻的时候，想到把明远接回家的那天，想到卖牛供他上学，想到工地上搬砖的样子，想到去地下血站卖血的三百块钱。我这一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事都扛过，从来没低过头。
可现在，我扛不住了。
不是因为马长河有多可怕，是因为我发现自己这么多年拼了命地撑着的一切，到头来都成了笑话。我供出来的人不回来看我，我守着的家被人砸了没人管，我活了大半辈子，连自己养的那十几头猪都保不住。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给明远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好几声，我以为又要没人接，正准备挂的时候，那头突然通了。明远的声音传过来，还是那种客气中带着疏远的语气：“二叔，什么事？”
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的声音沙哑得不行：“明远，二叔家出事了。”
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我说猪圈被砸了，猪全没了，是马长河干的。我说我报了警没用，村里没人敢帮我。我说二叔这次真的没办法了，你能不能……
话说到一半，我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我听到电话那头有键盘敲击的声音，噼里啪啦的，从头到尾都没停过。
明远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二叔，这种基层纠纷我不好插手，你去找村干部协调一下吧。我这边还有个会，回头再说。”
电话挂了。
嘟嘟嘟的忙音在耳朵里响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时间停止了。
我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头顶是灰蒙蒙的天，眼前是满地的碎砖烂瓦。小花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小心翼翼地问我哥怎么说。我没回头，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小花一下子就炸了，她从我手里夺过手机，拨了回去，没人接。她又拨了一遍，还是没人接。她把手机摔在地上，蹲下身子嚎啕大哭。她边哭边骂，骂的什么我听不太清楚，但有一句话我听清楚了。
“爸，咱不管他了，以后就当没这个人！”
我没说话。我想哭，但哭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堵得慌，但眼睛干干的，一滴泪都没有。
不是不难过，是难过到了极点，连哭都不会了。
接下来的三天，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三天。马长河那边没再有新动作，但我心里清楚，这只是暂时的，他一定还有后手。小花请了假在家陪我，对象也来过两次，说要不他去托人找找关系。我说不用，别把你扯进来。
第三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发呆的时候，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最后在我家院门口停住了。我听出来那不是村里常见的拖拉机或者面包车，是小车，而且不止一辆。
院门被推开了，一个身影走进来。逆着车灯的光，我看不太清楚他的脸，但那身形让我心里猛地抽了一下。
“二叔。”
是明远。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跟电视里那些干部一模一样。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拎着公文包，一个拿着手机在打电话。三个人站在我家破败的院子里，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我愣在原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小花从屋里跑出来，看见是明远，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就冷了下来，转身又回去了。
明远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目光从被砸毁的猪圈上慢慢扫过，然后落在我身上。他走过来，在我面前蹲下，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白很软，不像我，满手的老茧和裂口。
“二叔，对不起，我来晚了。”
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的声音有点抖：“你怎么回来了？”
“我请了假，连夜开车回来的。”他用力攥了攥我的手，眼眶有点红，“二叔，您什么都不用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在路上已经让人查清楚了。马长河，包括他背后那些人，一个都跑不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当年那个蹲在枣树下写作业的孩子的怯懦，也不是后来考上大学时的意气风发，而是一种我说不上来的、让我心里发颤的坚定。
“明远，你……”
他拍了拍我的手背，站起来，转身对他身后那个拿手机的人说了一句话。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淬了火一样，掷地有声。
“通知县里，今天的事我亲自处理。”
拿手机的人点了点头，走到一旁去打电话了。明远回过头看着我，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
“二叔，这些年欠您的，我今天开始还。”
我坐在小马扎上，看着他站在院子里的身影，突然觉得这个我一手养大的孩子，已经不是我记忆中那个拎着破蛇皮袋、畏畏缩缩地站在车站里的少年了。
他变了，变得我不认识了。
但他好像又没变，因为他说那句话的时候，眼神里的东西，跟十几年前那个跪在我面前磕头的孩子，一模一样。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院子外面又传来一阵动静。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小跑着进来，满脸堆笑，一把握住明远的手使劲摇：“周处长，您怎么亲自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们这边好安排接待——”
明远不动声色地把手抽回来，语气平淡得没有任何情绪：“不用安排了，先去看看我二叔家的猪圈吧。”
那胖子的笑脸一下子僵住了。他看了看被砸毁的猪圈，又看了看坐在马扎上的我，额头上肉眼可见地冒出了一层细汗。
“这……这是怎么回事？谁干的？我马上叫人查——”
“不用查了。”明远打断了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来递到他面前，“这是马长河沙场的手续材料，还有他跟你们镇上几个人的关系。我今天来找您，就是想问一句——处理，还是不处理？”
胖子的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周处长您放心，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明远没有说话，只是把那张纸收回来，重新叠好放进口袋。然后他转过身，再次在我面前蹲下来，声音轻得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
“二叔，您信我。”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我伸出手，像他小时候那样，拍了拍他的肩膀。
“二叔一直都信你。”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村里人看到那几辆小车停在我家门口，一个接一个地出来看热闹。当大家认出来那个穿大衣的年轻人就是当年我供出来的周明远时，整个村子都炸了锅。
消息传得比风还快。第二天一早，马长河的人就来了，开着铲车和货车，把我家院子里那些碎砖烂瓦清得干干净净。带头的人点头哈腰地跟我说尽了好话，说猪全找回来了，一头不少，另外马老板还愿意赔偿十万块的精神损失费。我没说话，明远站在我旁边也没说话，那个人站在院子里尴尬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第三天，镇上来了工作组，把马长河的沙场和农庄项目都封了。村里人奔走相告，那些被马长河欺负过的人家都跑来我家道谢，说德厚你侄子真了不起，一句话就把马长河收拾了。我听着这些话，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明远在我家待了三天。那三天里他关了手机，推了所有的工作，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里陪着我。我们一起把猪圈重新修了起来，他脱了大衣，卷起袖子搬砖头，弄得满手满脸都是泥。我看着他笨手笨脚的样子忍不住笑，说你当了官怎么连搬砖都不会了。他也笑，说这些年坐办公室坐废了。
小花一开始还冷着脸不理他，后来看着他在猪圈里忙活的样子，眼圈慢慢红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小花给他夹了一筷子菜，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叫了一声哥。明远的筷子停在半空中，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了句谢谢。
那天晚上我们爷仨喝了不少酒。明远喝得最多，喝到最后眼眶红了，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大堆话。他说他这些年不是不想回来，是不敢回来。他说他怕回来看到这个家，看到我苍老的样子，想起那些年我为他受的苦，他心里受不了。他说他在单位拼命往上爬，就是想着总有一天能理直气壮地站在我面前，告诉我他做到了。
“二叔，我这些年过得也不容易。”他低着头，声音哑得厉害，“我总觉得欠您的太多了，多到我不敢面对。我越往上走，越害怕别人知道我是从这样的家庭出来的。我怕人家看不起我，所以我不敢回来，不敢跟人提起您。我知道我混蛋，我知道我忘恩负义，可我……”
我没让他说完，把酒杯往桌上一顿，打断了他。
“行了，别说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说：“你是周家的孩子，是我周德厚的侄子。从今往后不管你在外面当多大的官，在二叔这儿你永远都是那个蹲在枣树下写作业的小孩。以前的事翻篇了，不提了。”
明远端着酒杯的手抖了一下，然后他仰起头，把那杯酒一口闷了。酒液顺着他的下巴流下来，混着眼泪，掉在饭桌上。
小花在旁边哭出了声。
那天晚上我们喝到很晚。临睡前明远跟我说，马长河的事他会盯到底，县里已经成立了调查组，该处理的人一个都跑不了。他还说他以后会常回来，一个月至少一次，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负咱们家。
我笑着说好，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
我在想我妈，想我哥。
想跟他们说一声——你们看到了吗？那个孩子，出息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印证了明远说的话。马长河因为多项违法事实被立案调查，他背后那几个镇上的人也相继被处理了。我拿到了十万块的赔偿金，猪圈重新建了起来，比以前更大更结实。村里人对我态度也变了，见了面老远就打招呼，热情得让我不太习惯。
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明远。但我更知道，明远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靠的是他自己。我只是在他最难的时候搭了把手，后面的路都是他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明远现在每隔一两个月就回来一趟，有时候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来。他老婆是个挺和善的女人，见了我叫二叔叫得很亲热，一点没有嫌弃这个穷亲戚的样子。他儿子五岁了，虎头虎脑的，最喜欢往猪圈里钻，每次来都追着小猪满院子跑。明远就站在旁边笑，笑着笑着眼圈就红了。
小花去年嫁人了，对象就是她谈的那个小伙子，人老实本分，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婚礼那天明远特意请了假回来，以长兄的身份牵着小花的手把她交到新郎手里。小花哭得妆都花了，明远也红了眼眶。我坐在台下看着他们，心里满当当的，像是被人灌了一大杯热水，暖得浑身发烫。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我的猪圈又养了二十几头猪，不算多，够吃够喝就行。去年我把老屋翻修了一遍，加盖了一间房，专门给明远一家回来的时候住。院子里那棵枣树还在，每年秋天结满满一树的枣子，甜得很。
有时候我坐在枣树下乘凉，回想这些年起起伏伏的日子，觉得人这一辈子真是说不准。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永远不知道你种下的那颗种子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长成一棵大树。
我种下的那颗种子叫周明远，它曾经差点被风吹倒、被雨打歪，但它最终挺过来了，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
够本了，这一辈子，够本了。
前几天明远打电话回来，说他可能要调动到更重要的岗位了，以后会更忙，回来的次数可能会少一些。我说没事，你忙你的，家里有我就行。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二叔，不管走到哪儿，我永远都是您养猪供出来的那个孩子。”
我拿着手机，看着猪圈里那群拱来拱去的小猪崽，笑了。
“知道，”我说，“二叔知道。”
挂了电话，我起身去拌料，嘴里哼着那首老掉牙的梆子戏。夕阳把整个院子染成了金色，枣树的影子斜斜地拉在地上，一群麻雀从树梢上呼啦啦地飞起来，向着天边飞去。
天边有一大片火烧云，红彤彤的，好看得很。
创作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与现实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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