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克兰借反俄战争重塑历史记忆，纳粹合作者被重新“平反”
- 波兰撤销授予泽连斯基最高荣誉，因乌方以乌起义军命名部队
- 战争拖得越久，乌克兰欧洲前景越远，少数族裔冲突风险上升
- 纳粹将种族灭绝工业化，1942年四个月杀害200万犹太人
- 文章称欧洲和平工程须拒绝正常化纳粹合作者，维护战后秩序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推动了乌克兰对第三帝国本土盟友的重新“平反”。这是一个严重错误。
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近日因基辅决定以乌克兰起义军命名一支部队，撤销了授予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荣誉，此事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起义军是二战时期的一支游击武装，曾参与大规模暴力事件，导致约10万名波兰人死亡。
此事发生前不久，泽连斯基曾在著名纳粹合作者安德烈·梅尔尼克的墓前下跪。当时，梅尔尼克的骨灰刚刚重新安葬在乌克兰土地上。
持续四年多的战争，显然已经改变了乌克兰关于历史记忆的政治。俄罗斯的入侵为“去苏联化”和“去共产主义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凡是体现反俄抵抗的历史符号，都获得了更大认同。
这一趋势凸显出，结束战争、达成某种解决方案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防止乌克兰进一步偏离欧洲未来，也是为了维护大规模历史悲剧的记忆。后者正是战后欧洲秩序的核心之一。
泽连斯基在2019年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当时他承诺结束已持续五年的顿巴斯战争，并提出一种比前任彼得罗·波罗申科任内日益成形的族裔—语言民族主义更具包容性的愿景。
就在当选那一年，他曾前往祖父谢苗·泽连斯基的墓前祭拜。谢苗曾在红军中对抗纳粹德国。如今这种立场逆转，幅度之大，令人难以想象。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拖得越久，乌克兰的欧洲前景就越遥远。这不仅因为经济重建会变得更加困难，也不仅因为随着难民越来越不可能返乡，这个国家的人口前景将进一步恶化。
还因为，公民民族主义若被族裔—语言民族主义取代，基辅就会在少数族裔权利问题上与欧洲规范发生冲突。
那些容忍乌克兰起义军被正常化的人说，人们纪念它，并不是因为其反波兰暴力，而是因为它的反苏根源。他们还指出，其他国家也同样纪念有污点的民族英雄，比如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法国的拿破仑·波拿巴，以及战时的波兰家乡军。后者在报复乌克兰起义军时，也经常杀害乌克兰平民。
但这种类比是错误的。推动这种说法，只会让未来建设共同欧洲家园的任务更加困难。
把纳粹罪行说成只是另一种“种族灭绝”，同样站不住脚，因为这无视了纳粹邪恶的独特性。
纳粹不只是实施大规模迫害，他们把种族灭绝变成了一条工厂流水线。他们的暴行并非出于领土、资源或安全等传统目的，而是出于一种种族意识形态：要消灭每一个犹太人，以及其他被视为“劣等人”的群体，包括罗姆人和斯拉夫人。这些人同样被纳入清除、杀害、奴役或驱逐的对象之列。对纳粹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既是一场大国战争，也是一场种族战争。
纳粹从前线抽调了大量人力，只为确保毒气室昼夜运转。在“莱因哈德行动”期间，也就是大规模迫害最严重的阶段，他们仅在1942年7月至10月四个月内就导致了200万名犹太人死亡。这是历史上种族灭绝杀戮速度最快的时期，平均每天约有15000名犹太人被杀。
到1944年年中，即便战局已经日益危险，纳粹仍优先把铁路网络用于运输犹太人，而不是向前线运送军需物资。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他们用运牲畜的车厢把超过43万名匈牙利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
1940年，我外祖父的叔伯约瑟夫·纳赫蒂加尔和津德尔·纳赫蒂加尔与家人一起被关进波兰罗兹的隔都，被困在一个大型奴工营中。这个工厂的目的，是为德国国防军提供纺织品和其他物资。
在纳粹设立的各处隔都中，共有50万名犹太人死于饥饿、疾病和过度拥挤，仅华沙一地就接近10万人。到1942年3月，那些尚未死去的人被押送到海乌姆诺灭绝营，其中包括约瑟夫年仅两岁左右的孙子以色列。
新抵达海乌姆诺的人，通常会在60至90分钟内被杀害。他们每次被赶进卡车货厢，人数约为50至70人，并被欺骗说只是转运到别处。
实际上，车厢一旦封闭，里面就会被灌入燃料废气。受害者通常在10至15分钟内窒息身亡。在死亡最终因一氧化碳中毒降临之前，他们会尖叫，并持续数分钟拍打车壁。随后，尸体被丢弃在附近森林，受害者留下的血迹和排泄物被清理干净，然后这一过程再度重复。
纳粹用这种方式在海乌姆诺杀害了多达20万名犹太人。但这种移动式“毒气车”不过是一个试验项目。为了进一步提高大规模杀戮机器的效率，纳粹后来又在特雷布林卡、贝乌热茨和索比堡等灭绝营设立固定毒气室。
仅这三座灭绝营，就有约150万名犹太人遇害，其中包括我70多岁的高高祖父本代特·佩雷尔什泰因。从这三地活下来的犹太人，不到150人。
铁幕落下后，随着欧盟向东扩张，不同的历史记忆被纳入同一个政治共同体。结果，今天的某些叙事把纳粹和苏联都描绘成通过《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共同发动二战的力量，并把这场战争仅仅视为冷战时期半个欧洲被奴役的前奏。
但共产主义政权固然犯下了骇人罪行——事实上，俄罗斯人本身也是其主要受害者之一——这与纳粹若赢得战争并实施“东方总计划”后，准备对数以千万计斯拉夫人进行灭绝和大规模驱逐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
这些相互竞争的历史记忆，直接促成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也助推欧洲再次走向战争。只有当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俄罗斯——的利益都在欧洲大陆的主要安排和制度中得到体现，稳定而持久的地区安全秩序才可能恢复。
乌克兰在二战时期的历史十分复杂。乌克兰起义军及其政治设计者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反共与反犹问题上与纳粹立场相通，也曾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并依赖纳粹提供武器和补给。但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乌克兰起义军也曾与德军作战。
当然，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也曾在红军中服役。
与此同时，乌克兰辅助人员在巴比亚尔惨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参与围捕并押送超过33000名犹太人，在短短两天内把这些人送往死亡之地。受害者随后在那里被系统性地用机枪射杀。
许多乌克兰族人曾在纳粹灭绝营中担任残暴看守，并参与清空犹太隔都。苏德战争爆发时，有两个乌克兰营与德国国防军一同进军苏联。战争后期，一支由乌克兰志愿者组成的武装党卫队师成立，并直接在纳粹指挥下作战。
如果欧洲和平工程要取得成功，其所有成员都必须充分接受这一工程的奠基逻辑。只有当基辅的伙伴坚决反对那些明知故犯、却仍与现代史上最恶劣势力合作的人物和组织被正常化，一个立足于安全欧盟之中的安全乌克兰，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作者：扎卡里·派金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For its own sake, Ukraine must not normalize Nazi collabo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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