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注：本文章核心参考来源为“东北地区（黑、吉、辽）详细介绍（3.75万字）”、“辽宁省全方位概述：红色资源篇（上、中、下）”、“辽宁省全方位概述：古代历史篇”、“辽宁省全方位概述：近现代历史篇”）
（注）“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有时）。
壮阔东北，大美如斯。国之长子，奋发自强。这是我们的过往，也是我们的将来。
岁月流转，初心如磐。历史是永恒的坐标，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行。当风卷起“北国江南”的尘埃，千年流转、万年文明、亿年变迁的悲欢离合，仍在装点着祖国的大美山河。当你穿梭在古老的白山黑水间，你就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印记。“山河无恙”的背后，是无数勤劳勇敢的亿万东北人民“代代相传”的誓言。
据说，大诗人艾青曾经这样讲：“天下十分美，九分在东北，剩下一分给全国”（疑似）。可也有人却说：“天下十分哀愁，九分也在东北，剩下一分给全国人”（疑似）。的确，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土地和人民已经经历和参与了近现代中国所有的悲痛与苦难、荣光与创举的形成过程。
东北地区（Northeastern China），包括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有时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这里拥有38.7亿年“地质演化史”、25亿年“生命进化史”、1.6亿年（一说50万年）“人类诞生史”、8000年“华夏文明史”，以及2300年的“开拓史”和只有77年的“现代化史”。悠久的历史底蕴，多元的现代文化，让东北大地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地理风向标。
红色文化是中国“红色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创造的先进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不断奋起的深刻印记，内蕴着中国“红色政党”人的智慧和担当，具有穿越时空的不朽价值。它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记载着过去、呈现着当下、昭示着未来。
不知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知东北之美，就不知中国之富饶。不知东北，不知亡国之痛。不知东北之兴，就不知“救亡图存”不是口号，也就不知东北人民之伟大！没有他们，中国东北早已经被别的国家（如俄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占据了。失去东北，则华北危矣，中国危矣，世界危矣！
在战争、灾难和疫情日益频繁的当下，东北人民和东北这片土地上参加过的众多应对战争、灾难或疫情的重大挑战任务，对维系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世界和谐”的良好愿景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都离不开东北地区发生的众多“历史事件”所传承下来的“红色基因”。
红色资源的珍贵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历史光辉，更在于它在当下依然能带给人们精神滋养，用红色资源育人、育心。东北地区蕴藏的丰富“红色资源”，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每逢国家遭到不幸的时候，全国的14亿人口、34个省份、56个民族则又是会擅长“集中统一”团结起来。在每次战争、洪水、地震、干旱、火灾、疫情等各种事件来临之时，中华民族总能在不幸之时，将14亿人民的“赤子之心”凝聚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共同努力，战胜灾难，携手进步，保卫祖国。
从古时的“大禹治水”到今日的“抗击疫情”，历代前人都早已知道：想要在灾难中生存下来，光靠一个人可不行，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这样的“团结精神”，源自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积淀形成的“家国情怀”，而“家国情怀”的关键就在于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培养。
事实证明，爱国主义是凝聚民族力量，超越民族、地域、阶层差异，在面对重大灾难、挑战或推进祖国繁荣富强、不懈奋斗之时，将其迅速转化为激发“奋斗”与“团结”精神，筑牢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以及塑造人类未成年时期“塑造精神品格”，激发个人“努力学习、长大成才”的动力和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优秀文明、提升国际地位的唯一出路。
战争的意义复杂多维，通常指其作为集体暴力冲突在政治、历史、社会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从根本上看，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是解决民族、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战争不仅可能改变国际格局、结束旧秩序并建立新秩序，还作为解决纠纷的最暴力手段，通常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文明创伤。侵略战争在现代社会不被认可。但不论怎样，战争形态随着科技发展而演变（如从冷兵器到信息化战争），并常常加速科技创新和军事理论发展。同时，战争也可能激发民族觉醒和社会动员。
下面我们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来探究一下东北地区经历的众多历史事件……
【鸦片战争 中国之痛】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东北地区，东有日本、朝鲜、韩国，北有蒙古、欧洲、美洲（含“沙俄帝国”，即“前苏联”，也就是包括“俄罗斯”在内，涵盖中亚等地的15个国家），向南可通过海洋连接世界各地（主要为西亚、南亚、东南亚、大洋洲），向西可连接中国的华北（河北、山西）、西北（甘肃、宁夏、陕西）及南方各地（包括以山东为代表的华东及华南、西南、华中等各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富庶的自然资源和作为“战略要冲”的独特地位，使东北地区成为许多西方列强争夺决战的焦点。
“英国”（大英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面积达3550万平方公里）。1840年，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后，急需打开中国市场以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推行“殖民扩张”政策。
1839年6月3日，为反抗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公然向中国输入“鸦片”结束“闭关锁国”的途径，两广总督“林则徐”（1785-1850）下令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史称“虎门销烟”），至6月25日结束（历时23天），共销毁鸦片超1.92万箱、近2200袋，总重量近238万斤。“虎门销烟”触动了英国鸦片商人的利益，导致其在随后发生的香港九龙“林维喜事件”中，中、英两国因司法管辖权产生冲突，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并保护“鸦片走私”遂派出远征军发动战争。
1840年6月28日（清光绪二十年夏），英国舰队封锁广东省南部的珠江口地区（以东莞市“虎门镇”为代表），【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从1840年6月开始（长达2年2个月），鸦片战争导致原有80余万人兵力的中国清军出现了2.28万人伤亡（其中2000多人阵亡），7000多人兵力的英国军队出现了530人伤亡（其中71人阵亡）。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中国）与英国签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岛，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5个通商口岸，“废除公行制度”、“协定关税”和“赔偿烟价”等。
这场战争是中国从古代封建社会直接进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更是使中国第一次尝到了“丧权辱国”的历史滋味。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小农经济的解体。同时，鸦片战争也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出现的同一时期（1840年8月至1841年），英国侵略军舰艇（如“窝拉疑”号、“布朗底”号等）曾进入辽宁省大连市一带（包括复州湾、金州湾、青泥洼、旅顺口、小平岛等地）进行侦察、补给、劫掠牲畜粮食，并试探水文。但受以“爱新觉罗·耆英”（1787-1858）为首的清廷“不得遽行攻剿”指令限制，未遭清军抵抗，也未建立据点。然而，英军舰艇在大连湾进行的“探测活动”反而促使清廷重视辽东海防，由此推动1870年代李鸿章在辽宁省大连市（旅大）筹建“北洋海军基地”。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
185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赔款和军费，拼命加税，老百姓负担加重，加上外国货涌入，很多手工业者破产没饭吃。广东花都人“洪秀全”（1814-1864）先后带领杨秀清、石达开等人在“金田村”（现属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发起了以“上帝（天主教最高神）为尊”的反抗清朝的农民起义运动——史称“太平天国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这场运动坚持了14年（1851-1865），其势力曾扩展到17个省，但最终因为“天京”（今江苏省南京市）陷落而失败。它虽然没能推翻清朝，但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体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新特点，被视为“中国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中国超过7000万人死亡（间接死亡超过1亿），是中国（一说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1854年夏季），有20余名太平军乘船抵达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复州）长兴岛的“陈家嘴子”。他们上岸取水和购物，军纪严明且交易公平，由此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欢迎。然而，复州（瓦房店市）知州闻讯后，却派50多名巡警进行阻击，太平军击退巡警后便扬帆离去。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23日，英国（大英帝国）军队联合法国（法兰西帝国）军队在俄国（沙俄帝国）、美国（美利坚合众国）支持下，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如中国全境开放、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直接以“亚罗号事件（涉及英国）”和“马神甫事件（涉及法国）”为借口，在广东省广州市、东莞市（特别是虎门镇）附近制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此期间（1858年），英国海军舰队（可能包括法国）在发现“旅顺港”（亚瑟港）后将位于辽宁省南部的“大连湾”作为海陆基地，并擅自将大连湾水域划进《英国海图》。两年后（1860年），英国侵略军即攻占大连市“青泥洼城”，打劫民船，掠夺粮食牲畜。大连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抗击英、法两军侵扰。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变化，英、法两军最后撤走。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1858年1月，英国俘两广总督“叶名琛”至印度。1858年5月，“英法联军”北上攻入天津大沽口。1858年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四国联合签订《天津条约》，《条约》中明确写出：“将位于辽宁省南部的‘牛庄’（营口）列为通商口岸”。自此，营口市（现属辽宁省）成为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第一个开埠城市。与此同时，沙俄（俄罗斯帝国）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耶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等人利用武力迫使清朝“爱新觉罗·奕山”（黑龙江将军）、“爱新觉罗·奕沂”（恭亲王）分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
两部条约的签订，将原属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吉林两省（即外兴安岭、乌第河一线以南，黑龙江以北至乌苏里江以东）超过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俄罗斯”，成为今天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东南部的阿穆尔州、萨哈林州（库页岛）、犹太自治州、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南部）。这也使得原本濒临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的黑龙江、吉林两省彻底成为“内陆省”（即：没有出海口的省份）。如今，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敬信镇的中国、朝鲜、俄罗斯交界处的“防川村”，距离日本海出海口只有3-15公里——当有人俯视在这里，可以吹得了海风，听得见海浪声，闻得着海腥味，却无法真正抵达外面的海域。这是俄国被迫压迫清朝政府“割让领土”的残酷证明。
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攻陷大沽口，侵占天津，继而入侵北京，并在10月18日抢劫了位于北京城西北部“圆明园”内的大部分文物书画、珠宝玉器，并将圆明园“放火烧毁”（法军没有参与）。自此，清咸丰帝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负责议和。之后，恭亲王奕䜣又与英、法两国分别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文本，并订立《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在这场战争中，“清军”总共伤亡超过2.2万人，“英法联军”总共伤亡仅1500余人，累计参战超过29万人次，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黑暗时代）。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包括期间），东北地区先后爆发过小规模边防冲突与军民抵抗（如1852年、1857年、1859年、1860年黑龙江流域抗俄斗争），但未爆发全面战争。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化、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中国领土割让威胁、国防教育、禁毒（杜绝毒品）文化、经济贸易史、不平等条约、东北地区领土割据等。
【百万移民 勇闯关东】
（1855年后“闯关东”）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城”东门，是中国东北地区与内地（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的分界线。
1855年，由于内地人口暴涨，“地不够分”，大部分农民没有活路，山东、河北等内地“地狭人稠”。旱灾、水灾、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接连不断”（特别是“丁戊奇荒”），再加上黄河向北“改道至山东入海”引发洪水冲毁良田，人地矛盾愈发尖锐，导致有数千多万人被饿死。而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曾被著名的“满清王朝”（1616-1912）封为“长白山龙脉禁区”长达200余年，并修建了“柳条边”（“辽东长城”的延续版本），严重限制了外人（特别是内地人）的开辟和进入。南方虽然暖和，但人更多且战乱频繁（如太平天国），不如东北地区安全。东北地区黑土地肥沃、资源众多，“随便开荒就能种地”，但真正敢开发到东北的人其实并没有几个……
东北地区，北面为沙俄帝国入侵，东面又为新兴的日本所控制。从中东铁路过来的以俄罗斯为首的含有60多个国家的数百万“外国侨民”和从日本（包括韩国、朝鲜）迁入的300多万移民迁入东北地区，已经让东北这片土地已经面临“边疆无本地人口”的危机。在各种自然灾害和“内忧外患”的严峻考验之下，清政府为了抵御日俄、镇守边疆，居然向东北地区“放开移民、废除边禁”，鼓励外省移民到东北地区投资经商、移民实边以振兴当地经济。
因而，自1860年开始，东北地区陆续接纳了来自山东、山西、河北（含北京、天津）、河南、陕西及安徽、江苏，甚至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含香港、澳门、海南）、广西、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四川（含重庆）、甘肃（含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地区的大量外来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人口，以及从朝鲜半岛迁入的各种因灾而迁徙的数以百万计的广大群众，被称为【闯关东】。
据统计，从第一次“闯关东”大潮算起至1931年“9·18”事变前，东北地区的总人口已超过3000万，其人口几乎均源自从内地各省迁入的“闯关东”移民。广义上，从1644年“清顺治入关”时期至1949年（持续275年），从内地迁入东北地区的人群更是超过了4000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群或由河北方向的“山海关”入关，或由山东半岛方向的“渤海海峡”入关，还有的则是从“内蒙古”入关。这三条路径，共同构成了内地居民“开发东北”的最主要途径。自此，东北成为全国各省乃至周边各国优秀文化的“大集合”，是融合多国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熔炉”。
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从1898年开始，这里陆续接纳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朝鲜（韩国）、荷兰、波兰、印度、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俄罗斯等60多个国家（一说数百个国家）的数百（千）万侨民（如犹太、鞑靼、朝鲜、大和、罗姆等族群）陆续定居，先后开设多个领事馆、洋行和各种商铺，形成“哈尔滨开埠地”、“沈阳商埠地”、“长春侨民区”等一系列居民区。
至新中国成立后，多数朝鲜裔于1949年形成“朝鲜族”（现有人口170余万），多数俄罗斯裔（含犹太裔等数十个国家的外国群体）于1953年形成（确定）“俄罗斯族”（现有人口仅4000多人），至1950年代末外侨基本清零（一些群体被融入“汉族”或撤出国内）。而同期“闯关东”的汉民（鲁、冀为主）则已深度融入，奠定现代东北地区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含满、朝鲜、回、蒙古及俄罗斯等族）共存的移民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来自山西、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中原（含西北）地区，也因“内地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如“丁戊奇荒”），加之清政府“放宽封禁政策”、“鼓励垦荒与贸易”，因而有超过500万大军从“杀虎口”（在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张家口”（在河北省西北部）出发，进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包头、乌海、鄂尔多斯等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各地，进行垦荒、移民、经商任务。这项移民运动与“闯关东”同时出现，由此促进了汉族与蒙古族等“北方少数民族”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以及内蒙古地区各个重要城镇的兴起和“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并留下了丰富的“晋商”（山西商帮）文化、建筑遗存与民间艺术（如“二人台”）。这项运动，被称为“走西口”。
“闯关东”是全国乃至全球影响较为深远的一次重大人口迁移事件。它的产生，直接推动了东北地区诸多城镇（如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通辽、延边、鸡西、呼和浩特）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这些移民也向东北地区带来了内地的先进文化、饮食、艺术、方言、节日、医药、汉式房屋、纺织技术和农耕技术（含作物品种）等重要基因，直接推动了“北大荒”的开发和“二人转”（源自河北“莲花落”和山东“大秧歌”）、“东北菜”（源自山东“鲁菜”）、“东北官话”（源自山东“冀鲁官话”、河北“北京官话”，山东胶东地区的“胶辽官话”在此跨海北上成为辽宁大连、丹东、营口等地的汉语方言）、“大花衣服”等东北地区的独有文化形式。
大规模“移民实边”充实边疆人口，改变了东北地区此前“国防空虚、地广人稀”的局面，由此增强了清朝、民国政府对东北地区的实际控制力，对于抵御沙俄、日本、美国、英国等海外诸国（列强）的侵略野心，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促进“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闯关东”移民的“坚韧自强、勤劳勇敢、艰苦开拓、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也是当代中国人民在学习、生活、工作时应有的良好心理素质。
由此，“闯关东”才是一次真正改变东北人口局势的标志性事件，没有之一。
【关键词】闯关东、走西口、移民文化、人口迁徙与历史、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民间艺术（含语言、建筑、节庆、服饰、饮食、医药、文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言与文字教育（含文化）及其形成、历史政策、自然灾害对人口的影响等。
【洋务运动 激扬江山】
（1860-1890年代“洋务运动”）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内有“太平天国”闹乱，外有“西方列强”强占）的清朝政府，统治根基被动摇。特别是沙俄、日本两国加紧了对东北地区的渗透，因此边防空虚，急需加强北方边防力量。一些开明官员看到西方洋人的“坚船利炮”，受清代思想家“魏源”（1794-1857）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启发，觉得“应该学点真本事才能‘强兵富国’”，顺便能把“皇位”再次坐稳。
1860年代至1890年代，以沈阳人“瓜尔佳·文祥”（1818-1876，又名“关文祥”）、“瓜尔佳·桂良”（1785-1862，又称“关桂良”）和爱新觉罗·奕訢、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12-1885）、张之洞（1837-1909）等人利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留中式制度，学习西方技术）的指导手段，进行了一场“自我改革”式的“维权”（维护清朝统治）运动，这就是【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期间，江南制造总局（上海）、上海洋炮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汉阳铁厂（武汉）、开平煤矿（唐山）及京师同文馆（北京）、唐胥铁路（唐山）、电报线路等一批“工业、经济、文化成就”开始出现。“东北地区”也不甘落后，其产生具有鲜明的“御俄抵日”色彩，深度影响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的历史走向。
在此期间，李鸿章在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以制造58艘次舰艇、具备维修“铁甲舰”和“巡洋舰”能力的“大型船坞—炮台”为支撑基础，创办了“北洋海军”（1888-1909），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海军。李鸿章还委派“吴大瀓”（清朝官员）和“叶赫那拉·铭安”（吉林将军）在吉林省吉林市建立“吉林机器制造局”（1882年建立），造出了“中国第一枚机制货币”——厂平银元（1884年）及“康济号”蒸汽轮船（东北第一艘，1894年）、“表正书院”（东北第一所兵技学堂，1883年）等多个成就。除“吉林机器制造局”之外，中国第一条地铁线路规划，也源自1939年“伪满洲国”时期的“新京”——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
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照片（1844年沈阳人“爱新觉罗·耆英”在广州所拍）、第一张邮票（1878年营口“大龙邮票”）、第一座现代化引水工程（1879年大连“龙引泉”）、第一家商业化煤矿（1900年“抚顺煤矿”）、第一张音乐作品（1904年沈阳人“孙菊仙”录制的唱片《京剧选集》）、第一部影视作品（1905年沈阳人“任庆泰”在北京拍摄的电影《定军山》）、第一家中医院（1918年沈阳“立达医院”）、第一座规模化炸药工厂（1923年沈阳“东三省兵工厂”）、第一件机制陶瓷（1923年沈阳“肇新制窑厂”）、第一家石油冶炼企业（1928年“抚顺石化”）、第一台机动车辆（1929年沈阳“民生牌汽车”，疑似）、第一家化学工业企业（1933年出现在大连，疑似），更是相继出现在隶属东北的“辽宁省”。
中国第一家机械化金矿（1887年“漠河金矿”）、第一条国际铁路（1897年连接满洲里—绥芬河与哈尔滨—大连的“中东铁路”）、第一家百货商店（1900年哈尔滨“秋林洋行”）、第一家啤酒厂（1900年“哈尔滨啤酒厂”）、第一家卷烟厂（1902年“哈尔滨卷烟厂”）、第一家电影院（1905年哈尔滨“科勃采夫法国电影院”）、第一个省级行政建制“行省”试点（源自1907年“黑龙江省”建省）、第一支交响乐队（1908年出现在哈尔滨）、第一条商业步行街（1900年哈尔滨“中央大街”）、第一家自办广播电台（1926年“哈尔滨广播电台”），则出现在同属东北的“黑龙江省”。
“洋务运动”不仅打破了东北地区长期“封禁”下的自然状态和传统的“旗人”依附关系，催生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和经济、文化、产业等发展成就，而且还积极向西方引入了蒸汽动力、机器生产、新式通讯（电报）、交通设施等一批先进科学技术，为20世纪初期的东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工业重心”奠定了物质与技术基础，加速了东北地区从“封闭边疆”向“近代化区域”的真正转变和“产业阶级工人”的初步形成，为后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面对日、俄等列强的觊觎，“洋务运动”通过演练“边防军”、建立“军工后勤体系”，显著提升了东北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有效遏制外部侵略势力，为巩固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提供了必要的军事支撑。
【关键词】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社会变革、中国工业历史、世界工业历史、“第一”成就、工业教育与文化、工业开发、经济建设、广播电视事业、街道管理、卷烟等商品贸易、铁路文化、行政管理（含行政区划建立）、矿产冶炼、艺术教育（含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娱乐、影视作品、拍摄技术等）、交通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医药文化、军事武器及设备制造、手工业（如瓷器）制造、货币交易及其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等。
【日俄混战 雄霸天下】
（1894年甲午战争）
还没尝到洋务运动的滋味，远在日本的“睦仁天皇”（明治）在“黑船事件”（1853年）及后来的“改革变法”（明治维新）后妄想称霸亚洲，于是便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向朝鲜（含韩国）及中国各地“侵略扩张”，实施“大陆政策”。此时的清朝是一个通过“洋务运动”回光返照的古老帝国，政治极度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1894年初，朝鲜半岛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结果日本也趁机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
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六月廿三），日本帝国主义的“船只”突然从朝鲜半岛“突围”，向山东、辽宁及京津（含河北）地区宣战，“甲午战争”终于爆发了！
1894年11月21日，日本军队相继攻占辽宁省南部的大连、长海、庄河、丹东、营口等一系列港口之后攻入旅顺口，直逼沈阳，对旅顺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劫掠、强暴和屠害，累计造成2万余人遇害。旅顺口地区仅剩36人被留下埋葬居民尸体，其遇难者葬于大连市旅顺口区白玉山东麓的安葬岗纪念碑（今称“万忠墓”），史称“旅顺大惨案”。
在这一战争中，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则“仓皇迎战”，刚刚通过洋务运动“回春”的清政府军的力量，面对日本军队的强大实力根本无心投入，终究还是化为一片散沙……
在这场战争中，清朝军队伤亡总数大概为3-4万人，日本军队伤亡总数只达1.3万人。最终清朝军队惨败，李鸿章在旅顺口创建的“北洋水师”海军“全军覆没”，中国人第一次败给了日本人。
中国的清朝政府（以“李鸿章”为首的官员）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与日本（伊藤博文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原将辽宁沿海地区割让给日本，后因俄国、德国、法国三国联合干涉并为谋求霸权利益而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史称“三国干涉还辽”），日本随即被迫放弃。
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西方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这还没有多久。清朝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使清朝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于是，以英国（大英帝国）、法国（法兰西帝国）、日本（大日本帝国）、俄国（沙俄帝国）、德国（德意志帝国）、美国（美利坚合众国）、意大利（意大利王国）、奥地利（奥匈帝国）等八个国家为首的“西方列强”便已经开始将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自此，西方列强便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日渐高涨”。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赔款”的加深，人民不堪重负，终于爆发了著名的“义和团运动”。1900年初，一群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由30-40万名农民群众组成的“义和团”从山东、直隶（今河北）传入东北地区（含内蒙古），至6月份达到高潮。“义和团”的以修建“中东铁路”势力渗透相对严重的“沙俄侵略军”为火力，其火种首先通过水路在牛庄（今辽宁省营口市）登陆，随后便迅速蔓延至奉天（今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全省，参与者主要多为青少年、破产手工业工人、农民、车夫、店员及部分痛恨外国侵略者的士兵。短短两个月内，“义和团”便拆毁了沙俄修筑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设施，包括“砍电线、拆桥梁、烧教堂、拔哨所”等。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
由于“义和团”运动在华北、东北等地的持续发酵，以“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为首的清政府内忧外患、“排外势力”心情不断增长，“中外矛盾”日益激化，却因为“戊戌变法”（1898年）中“维新派”遭遇了来自叶赫那拉皇后（慈禧，1835-1908）的残酷镇压而无力抵抗。因此，这八个“西方列强”更加放肆，遂趁火打劫，妄图吞并中国。
于是，1900年6月6日，英、法、日、俄、德、美、意、奥等八国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被守军击毙、日本使馆书记生在永定门接见“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英国海军中将）联军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为由“进攻天津（主要为大沽口炮台）”、“集结北京”，以叶赫那拉皇后为首的“清政府”正式向8个国家“宣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正式爆发！
在这一时刻，古老的“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毁于一旦（1900年7月），清朝旧都“北京（城）”也被“八国联军”彻底占领（1900年8月），滥杀、强暴、劫掠、烧毁等非人道暴行“频繁上演”，叶赫那拉皇后（慈禧）连同爱新觉罗·载湉（光绪皇帝，1871-1908）仓皇出逃至陕西长安（西安）……
八国联军“攻城略地，扩大征伐”的四处惊动，已经引起了包括“李鸿章”等议和代表的高度警惕，由此发布“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驻扎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集结六国”（英、法、德、意、日、俄）的俄军，于当年（1900年）7月“集中庞大兵力”，对东北地区实施军事占领。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1900年7月16日，沙俄军队在原属中国黑龙江省的“海兰泡”（今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城的数千名中国人全部被俄军枪杀，泅水逃生的不到数百人。
1900年7月17日～21日，沙俄军队又先后将原属中国黑龙江省的“江东六十四屯”（现属俄罗斯“阿穆尔州”）数万余名中国居民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阿穆尔河）“淹死”，只有极少数人泅水获救。
1900年8月28日，沙俄军队占领“黑龙江城”（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爱新觉罗·寿山”自杀殉国。至9月22日，沙俄军队占领“吉林城”（吉林市），至28日占领“辽阳”（现属辽宁省），至10月1日占领“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并在11月胁迫奉天将军“伊拉里·增祺”（1849-1919）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企图把军事占领“合法化”，并将俄罗斯以法律形式“独占东北三省”，后因遭中外反对而作废。
俄军利用“军事占领”的机会，大肆掠夺中国东北地区的金矿、煤矿、石油和森林等资源，并在后来的1903年以“压迫数万名中国（等国）劳工”的代价再次重建了“以哈尔滨为中心，南至长春、沈阳、大连，东起绥芬河，西达满洲里”的“中东铁路”（中国东方铁路），成为近代中国交通史上的“残酷见证”，由此推动了哈尔滨、长春、大连等一众城市的形成。
1901年9月7日，清王朝政府以在此次战争阵亡超过1.5万人（清军、义和团）的代价与“八国”（英、法、日、俄、德、美、意、奥等，阵亡超2500人）和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赔款白银4.5亿两”并“允许外国军队驻扎京、津要地”。《辛丑条约》的签订，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还损害了国家主权。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也因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04年日俄战争）
沙俄（俄罗斯）帝国在依据《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3月27日）获得了在辽东半岛开港、建市、修建铁路等特权后，于1899年正式在原“青泥洼”地区设立并开发“旅大市”（今辽宁省大连市），并将大连湾商港改名为“达里尼（俄语：远方）自由港”。自此，大连（市）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可能以外国语言命名的大城市。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年7月）发生后，俄罗斯以利用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机，派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攻占海兰泡（现为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江东六十四屯（现属俄罗斯）及齐齐哈尔、吉林（市）、辽阳、奉天（沈阳）等地，累计造成了数以万计的群众阵亡。但这种野心的坚持却被日本人无心夺走，日本与俄国从此进行了又一次的对华战争。
1902年4月，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但当年10月俄罗斯第一次撤兵之后，便不肯继续履行条约，招致日本、英国、美国等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1903年8月12日，日本“明治天皇”正式向俄罗斯（沙俄）的“尼古拉二世”方面提出交涉，要求俄罗斯承认日本在朝鲜有“优越利益”，日本只承认俄罗斯“于满洲铁路有特殊利益”。两国几经谈判均未获结果。（2月6日）日本后照会俄罗斯终止谈判，并断绝外交关系。
于是，1904年2月8日（清光绪二十九年腊月廿三），日本海军未经宣战突然袭击驻扎在中国清朝时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南部“旅顺口”（属大连市）的俄罗斯军队，【日俄战争】正式爆发。
日本军队于战争爆发后相继进攻现属辽宁省的“大连”（1904年5月）、“旅顺口”（1905年1月）、“奉天”（1905年3月，今“沈阳”）、“长春”（1905年）、“哈尔滨”（1905年）等多个城市、重镇，并打响了日俄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奉天之战”。1905年8月10日，日俄双方在美国朴茨茅斯正式举行和谈，于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
这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机枪”和“堑壕战”的战争，也是亚洲国家第一次击败欧洲“列强”的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在这场战争中，生活在战区的中国人民，被强暴、被烧杀，财物被劫掠。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即在这场战争中已有2万人死于战火，财产损失折合银元高达6900两。历时15个月后，“俄国军队惨败，日本军队获胜”，日本势力从此入侵东北三省，于1905年在辽宁省大连市设立“关东州”（1945年为苏联红军攻陷，1955年移交给新中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收回的城市）。这场战争也为后来发生在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预演）。而日俄战争，也因此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
俄国战败后，沙皇无力在欧洲与德国抗衡，转而寻求与英国和解。1907年《英俄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英、法、俄“三国协约”正式形成，与德、奥、意“三国同盟”全面对峙，成为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
那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及了全球30多个国家，造成了超过2000多万士兵及平民的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805-33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达1.22万亿至2.23万亿），由此引发了欧洲“四大帝国”（德国、奥匈、奥地利、俄罗斯）的“彻底瓦解”，美国、日本、苏联等国家在此“先后崛起”，促进了新式武器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如苏联“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和著名的“凡尔赛-华盛顿军事体系”的建成（但未能维护持续和平），为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隐患。
“日俄战争”的残酷经历，还让当时在日本仙台县医学专门学校求学的“周树人”（笔名：鲁迅，1881-1936）深受触动，周围围观的中国同胞神情麻木、冷漠，甚至有人拍手叫好。日本学生则欢呼“万岁”。立志决定“弃医从文”（医学只能救治肉体，无法拯救灵魂），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思想革命的急先锋”，其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树人”先生评价称：“我在一次细菌学课堂放映的幻灯片中，看到一名中国人因被指控为俄国做军事侦探，即将被日本军队斩首示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日本在辽宁大连获得“关东州”后，中国人民的对领土完整的心理一下子到了“濒临崩溃”的程度。1925年3月，著名爱国诗人闻一多（1899-1946）甚至还写下了令人落泪的《七子之歌》。这首诗歌形象地将自己的祖国——中国，被外国侵略军夺走后形成的“七个儿子（失地）”，其中一个就是大连（见《七子之歌：旅顺—大连》）。
剩下的六个失地，分别是澳门半岛、九龙半岛、香港岛、台湾岛，以及山东的“威海卫”和广东湛江的“广州湾”。由此，旅顺、大连也就因而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伤感之地”。1955年5月27日，苏联（俄国）决定正式将“旅顺—大连地区”（今大连市金州区及以南各区）的行政主权（包括驻旅顺—大连海军）交付给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正式“回归”的地区，为“英占香港”（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和“葡（萄牙）占澳门”（1999年12月20日）的“回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连，由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个没有经历过“民国”（1912-1949）历史的城市（在民国经历的37年内一直被划归为日本的“关东州”和苏联红军接管的“旅大地区”）。
日俄战争不仅是对中国神圣领土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也使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空前浩劫。从军事角度来看，日俄双方在战争中均使用了新的军事技术和战术，对后世影响深远。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已经成为东北数千年历史风云中难以忘却的“奇耻大辱”。
【关键词】甲午战争、马关条约、日本侵略、日俄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海上军事文化等。
【辛亥革命 民国觉醒】
（1911年“辛亥革命”）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进入了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遭到残酷破坏，已经丧失了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此后，随着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和1870年代“洋务运动”的失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相继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边缘，世界列强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特别是自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开始，清政府自此成为“洋人的朝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经济水平几度日下。清朝末期的一系列“新政”和“预备立宪”两种“骗局”，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还加重了剥削，激化了社会矛盾……
这时，以孙中山（1866-1925，即“孙文”）为首的“革命带头人”在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强大的状态下，力求试图“推翻封建统治、发扬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权、民族、民生），于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在美国夏威夷州檀香山（火奴鲁鲁）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然而，孙文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即被清廷通缉和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在这期间，来自西方的舆论分子不断压制着孙中山的视线（如与针对康德黎、马格里等人的关联，以及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以“日本”为假想敌人的《中俄密约》等）。可孙文却“迎难而上”，于1896年将活动基地设在了日本。
1905年8月20日，孙文、陈天华、黄兴等70余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核心，许多团体（如“兴中会”、“光复会”等）的成员陆续加入该会。以“中国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尽管大部分都失败了，使“中国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有效冲击了满清王朝的多年统治，扩大了该会的革命影响。然而，腐旧的“满清帝国”一直在阻挠着“中国同盟会”这种革命组织的“无休止的行动”。为了维持“满清帝国（王朝）”的统治，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逮捕革命党人”、“查封革命报刊”以及“武力镇压起义（如黄花岗起义）”等），极大伤害了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派”的自尊心理。
在“满清帝国”政府的顽固阻挠与“革命党”的多次持续斗争，特别是被原四川总督“赵尔丰”（1845-1911，辽宁省辽阳市人）镇压的1911年5月—9月四川地区“保路运动”及其引发的“成都血案”（湖北新军部分兵力被派往四川镇压，导致湖北“武昌城”内空虚），以及1911年10月9日“汉口事件”（原因：部分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汉“汉口”配置炸弹时不慎爆炸，多名军人被捕牺牲）的惨烈情形下，革命党人提前行动，连夜提防清军袭击……
最终，在1911年10月10日晚，随着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成员“熊秉坤”（1884-1969）等人攻占楚望台军械库，【辛亥革命】正式爆发！
在这一刻，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武昌”，两天后连克（攻占）“汉阳”、“汉口”（均在湖北省武汉市长江以北），完全控制“武汉三镇”。起义次日（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正式成立，推举“黎元洪”（1864-1928）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发布檄文号召“各省独立”。短短两个月内，湖北、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山东等15个省先后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导致清王朝统治“土崩瓦解”。
与此同时，曾经被清朝视为“龙兴禁地”的东北汉、满、回、蒙古等各族同胞，因部分底层人民生计艰难、不满清廷剥削、积极参与革命（如张榕、松毓等满族领袖），因此在“武昌起义”打响后更是联合“反抗清帝”，使得清帝“不敢东归”，彻底断绝了清廷的最后退路，由此打破了“满人必保清”的刻板印象。
1911年11月，同盟会会员“张榕”（1884-1912）等东北地区革命党人在“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成立“联合急进会”，整合多部新军与民团等“反清力量”，并提出“响应南方，建设满汉联合共同政体”的目标，成员达数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革命党”的最高机构。这批“革命党人”（特别是原奉天（辽宁）省医师“顾人宜”（1867-1931）），后来于1911年11月20日在“复州城”（今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旁的城子坦、李家、卧龙一带发动了一波攻打“清军巡防营”的“大规模起义”，也就是“城子坦起义”，被史学界认定为“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随后，同属“同盟会”成员的商震、石磊、程起陆、祁耿寰、徐镜心等一代“革命党人”还先后在辽宁省的庄河、凤城、辽阳、奉天（沈阳）等地相继爆发“起义”。
紧接着，吉林“熊成基事变”（1910年2月）、黑龙江“齐齐哈尔事变”（1911年末）以及内蒙古“归绥新军起义”（1911年11月9日）等各类战役也相继出现。然而，由于部分“革命党人”遭到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1844-1927，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人）和原清末“东北军”首领“张作霖”（1875-1928，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人）的残酷镇压，导致许多“革命党人”被暗杀（如1912年1月23日的“张榕”遇害事件），部分革命组织即由此“彻底瓦解”。同期“辛亥革命”中，3万余“革命党人”也在此次战争中英勇牺牲。
但“东北军”的积极响应，有效牵制了后来的“北洋政府势力”，并因此声援了“南方革命”，为灭亡“满清政府”（1616-1912），建立“中华民国”（1912-1949）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来自东北的“革命党人”，虽未建立持久性的政权，但通过“内部瓦解”和“军事牵制”，彻底堵死了清王朝的退路，遏制了日本、俄国等列强利用东北局势制造“满蒙独立”的企图，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让清廷意识到“关内难守，老家亦不可保”的“动荡的局势问题”，直接促成了“南北议和”中“清帝和平退位”的战略性决策，成为“辛亥革命全国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最终——1912年1月1日，由“独立各省代表”推荐选举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在江苏省南京市正式“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1949）成立，国祚37年，定都“南京”，改用“公历”，以“中华民国”纪年。此时的“清廷”，利用原北洋军阀领袖“袁世凯”（1859-1916）组阁。袁世凯一方面派兵攻占“汉口”，另一部分与革命党取得谈判。孙中山承诺“若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命令其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于是——1912年2月12日，清代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正式颁布“退位诏书”，接受汉、满、蒙、回、藏等族“五族共和”，标志着享国296年（1616-1912）的“清朝”正式灭亡，两千多年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完全终结，“辛亥革命”最终取得圆满胜利。
（1928年北伐战争）
“民国”成立以后，东北地区改由如今的“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实际控制（1916-1928），实行“半独立自治”。这时候的“东北地区”，已沿袭清朝建制相继设立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后来在1926年相继联合其它“国民政府人”（30多万人）对刚刚兴起的“红色政党人”发起了“北伐战争”（1926-1928），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8年6月4日5时23分，张作霖在乘坐专列时于“皇姑屯”（在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的“南满铁路”三洞桥附近）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被炸成重伤后不久在当日于家中死去（终年53岁），史称“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其子“张学良”（1901-2001）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恪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中正”（1887-1975）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东北各省同时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并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白红旗”。这场行动由此标志着“北伐战争”的正式结束，“南京国民政府”自此完成了“形式统一”，“北洋军阀政府”也就因此“宣告终结”。
在张学良主政东北并宣布“易帜”后，东北三省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跟随国民政府的“反苏”路线，打算武力收回中东铁路主权。但在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派军警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苏方人员并封闭苏联职工会，这一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激怒了苏联，被称为“五·二七事件”。而在同年7月10日，东北当局强行武力接管中东铁路，免职并遣送苏方高级官员，苏联随即提出最后通牒，并于7月17日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不久（1929年5月），中苏边境爆发大规模战争，苏军分路进攻现属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扎赉诺尔等地，东北军虽顽强抵抗但装备悬殊，且南京政府未派兵援助。至11月底，东北军伤亡近万人，多名旅长阵亡或被俘。全线崩溃，张学良被迫接受苏联建议“停战议和”。1929年12月22日，双方签订《中苏伯力会议草约》，规定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原状，苏军撤退但继续占领黑龙江省“黑瞎子岛”等中国领土，事件以中国失败告终。2008年10月14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交付黑瞎子岛西部的部分土地。
在“张作霖”统治时期（直至1945年以前），东北地区的工业总产值曾一度占中国的85%左右（台湾占10%左右，其他地区只占5%），拥有当时中国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如钢铁、煤炭、石油、军事工业等），其铁路网密度位居“全国之首”（总里程超万公里），许多城市（如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具备“现代都市”基本雏形，一些城市（如长春）甚至还规划了地下铁路（地铁）、抽水马桶、供水系统、园林绿化及管道煤气，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森林城市”和“文明城市”。
在东北地区，这些城市还聚集着数以千万计的“闯关东”难民（以山东、河北等遭受关内灾荒战乱的人群为主），以及来自60多个国家（如俄国、日本和犹太地区）的大量移民。民国时期，这些移民彻底改变了当地人口结构，形成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这里，建筑风格混杂（如“新艺术运动风格”及来自欧洲、印度、中国、日本、朝鲜、俄国（苏联）、美国甚至阿拉伯等地的建筑形态）、宗教文化多元（如遍布“哈尔滨”城区的各类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萨满教、印度教、神道教、伊斯兰教等历史遗迹），语言、服饰、饮食、节庆、医药等文化特征均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发展态势。
东北地区作为“天下粮仓”，水稻、小麦、玉米、大豆、高粱等农作物“产量巨大”，绝大部分通过大连港“大量出口”，但经济结构受到了以日本为代表的“外资势力”控制严重，“资源掠夺”性质明显。张作霖开发的“奉天兵工厂”（1921年在沈阳成立），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军事工业生产企业”。这里的产能“亚洲领先”，能自主生产火炮、飞机和军舰，由此支撑了“奉系军阀”的强大动力。哈尔滨工业大学（1920年成立）、东北大学（1923年成立）等“一系列高校”，更是从国内外其他地区聘请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经费充足，一度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学术中心”之一。东北地区的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相对先进的公共服务（如电力、自来水），但底层民众面临高税负、兵匪骚扰及殖民压迫，贫富差距极大。
民国东北并非单纯的“落后边疆”，而是一个在殖民阴影下野蛮生长的现代化前沿。它拥有超越关内大部分地区的物质文明，却因主权不完整和战争频仍，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最终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迎来新的历史转折。
【关键词】辛亥革命、奉系军阀、北伐战争（国内革命战争）、中东路事件、北洋政府、保路运动、东北地区历史、中华民国历史等。
【建党伟业 薪火相传】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是一片饱含“红色基因”和“家国情怀”的沃土。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民主政治的发展甚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对后来的中国“红色政党”的诞生提出了客观要求，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许多国家级政治名人的“早年生活”均与东北地区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的“红色革命基因”，最早就始自于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
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修筑，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自此成为重要的“铁路枢纽”与“工人聚集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民主工人政党）自1905年起便在哈尔滨地区的中国工人群体中开展有组织、有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比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的系统传播早了十余年。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下，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呼和浩特等地的工人积极参与“罢工”斗争。
1898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的“陈仲甫”（1879-1942）在结婚（1897年）后第二年被过继给在奉天（今辽宁沈阳市）任官的四叔父“陈衍庶”（字“昔凡”）。他跟随嗣父“陈衍庶”前往奉天（沈阳），留在其身边抄写文稿、接受教育、做家务杂活，期间并未担任正式官职。在奉天（沈阳）生活期间（1900年），陈仲甫亲眼目睹了沙俄军队在东北地区的侵略行径（如：俄军侵害中国妇女、屠害中国平民、无故驱逐或打亡中国火车乘客等“惨状”）。
这些见闻极大地刺激了他，使其深刻意识到“国家危亡”的紧迫性，成为他后来立志“反帝救国、转向革命”的重要思想转折点。这场发生在东北的“忆事”，也为“陈仲甫”带领“李守常”（1889-1927）等人及包括“毛润之”等13名代表于1921年在上海市创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执政党（现有1亿成员）——“中国共产主义红色政党”奠定了基础。
1905年，与俄罗斯（俄国）接壤的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依托“中东铁路”（1903年“全线通车”），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向国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心，后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又在哈尔滨成立“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华（哈尔滨）工人团”，对中国工人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宣传，成为1921年中国“红色政党”的文化起源地。“中东铁路”聚集了大量中俄产业工人，一些党的成员（如舒米雅茨基等人）还深入工厂，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罢工斗争”有机结合。
1907年，哈尔滨的中国工人首次通过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5月1日），为“全国首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地工人运动”的实质性融合。
1908年，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镇西堡乡河夹心村的“任辅臣”（1884-1918）于哈尔滨首次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世界红色政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加入世界“红色政党”的人（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它和2000余名华侨工人“远离祖国”，在俄罗斯乌拉尔山地区彼尔省的“阿拉伯耶夫斯克矿区”从事开矿、伐木等艰苦劳动。
“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爆发后，在任辅臣的倡导与组织下，全矿区1500余名华工毅然参加“红军”队伍参与“十月革命”，受到苏维埃政府的热烈欢迎，组成了“中国团”，编入“红军第三军第二九狙击师”，任辅臣被任命为团长。十月革命后，他率领的中国团打了许多漂亮仗，受到苏维埃政府的嘉奖，被命名为“红鹰团”，并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至1918年末（11月29日），“任辅臣”在维雅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4岁。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已经得到了“列宁”（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的称赞。“十月革命”的爆发，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1922-1991，简称“苏联”）的“盛世开端”。
1910年，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的“周伍豪”（1898.3.5-1976.1.8，字“翔宇”），因“家道中落”而被其四伯父“周贻赓”（原“奉天度支司俸饷料正司书”）推荐入“银冈书院”（在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读书半年。至秋季，他又考入一个刚开办不久的新式学堂——“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在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学习。
在此期间，“周伍豪”曾参观过“日俄战争遗址”，目睹战火留下的残垣断壁及百姓苦难，深刻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亲眼目睹了中国妇女在被伯父（周贻赓）称为“不可随意进入”的“沈阳租界”内受洋人欺凌（而中国巡警竟“包庇洋人”、“处罚受害者”，周围人群“敢怒不敢言”）的悲苦与折磨，深刻理解了其伯父所告诫的“中华不振”，先后接触多个“辛亥革命”消息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进步人士的著作“拓宽眼界”。
在此背景下，当“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的校长“魏福锡”在一次修身课上问及读书目的时，“周伍豪”摒弃了许多同学口中的“为光宗耀祖”、“为做官”、“为吃饭”等个人功利问答，毅然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口号，旨在通过知识救国、振兴民族，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为实现“祖国振兴发展”及“人类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由此，“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思想口号”成为无数中国未成年人（0-18岁）及青年学子（18-24岁及以上）“努力学习、勇敢追梦”的前进力量。1977年11月“恢复高考”后，这种誓言更成为全国许多“高考战场”上催人奋进的“精神口号”。
“周伍豪”后来又先后考入“天津南开中学”（1913年）、远赴“日本留学”（1917年）、参与“五四运动”（1919年）、领导“黄埔军校”（1925年）、指挥“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参与“红军长征”（1933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协助组织“解放战争三大战役”（1948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国家政府总理。至1976年1月8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由“中东铁路”即时传至哈尔滨。旅俄华工、俄国布尔什维克及先进知识分子在此形成传播合力，使黑龙江成为苏俄革命思想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1918年初，哈尔滨总工厂中国工人群体建立了早期工会组织“三十六棚工业维持会”，标志着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由开发“中东铁路”时期的俄罗斯工人从欧洲“传播”；二是由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沿海路“传播”；三则是由旅日留学生“传播”。这三条路径的唯一交汇点，就在“中国东北”——其传播路径主要包括：（一）由“中东铁路”时期的俄罗斯工人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带“传播”；（二）由西方国家乘船抵达辽宁省大连市一带“传播”；（三）由旅日留学生乘坐火车在辽宁省的沈阳、丹东、大连一带“传播”。
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中国无阶级革命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最早是经过中东铁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开启，起点就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的一些青年学生（特别是1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及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级人员，因不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和会”上要求“无视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些西方列强（以德国、英国、法国为主）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时“北洋政府”正在准备签字），在“北京故宫南门”前举行“集会游行”，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被称为【五四运动】。这里的“二十一条”，是1915年日本逼迫“原北洋政府总理”袁慰廷（1859-1916）签订的一份“企图攻占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在这“二十一条”里，其中的“第二号”（满蒙权益）就与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有关。
求学于北京、天津等地的东北籍学子（如辽宁的杨晦、任国桢、车向忱、陈镜湖，黑龙江的马骏等）以实际行动声援“五四运动”。他们，或“火烧赵家楼”（以“杨晦”为代表），或请求北洋政府“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以“马骏”为代表）。最终，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长沙、南京等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因为“五四运动”，大部分学生相继“罢课”、商人相继“罢市”、工人相继“罢工”。尽管北洋政府（以“张作霖”为代表）在此运动中镇压并拘捕了部分示威人员。但“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的开始，也是奠定中国“红色政党”起源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
最终——1919年6月28日，中国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结束。
“五四运动”的结束，进一步推动了“工人阶级觉悟”，为“建党伟业”奠定了思想和阶级基础。这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在在中国广泛传播，李守常、陈仲甫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第三国际”代表“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俄罗斯人）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先进分子联系并推动“建党伟业”。
1920年8月，陈仲甫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成立第一个“红色政党”的早期组织，任“书记”，实际起到发起组作用。两个月后（同年10月），李守常也在北京成立早期组织，随后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及旅日、旅法留学生中也建立了早期组织。各个“党”的早期组织，其名称均“非常不一”（有的叫“小组”的，也有的叫“支部”的）。
这个时候——一场“惊天动地”的机遇来了！
1921年7月23日，以北京（张国焘、刘仁静）、上海（李达、李汉俊）、武汉（董必武、陈潭秋）、长沙（毛润之、何叔衡）、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等七个城市的代表，以及“旅日华侨”（周佛海）、“陈仲甫指派代表”（包惠僧）等13人，联合其它50余名成员（疑似），于上海市黄浦区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公馆”召开了这个中国“红色政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但在7月30日晚，该会场遭法租界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中止，其代表们被转移至距离上海市西南100多公里的浙江省嘉兴市“南湖”的一艘“红船”上继续举行。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确定了“中国红色政党”的名字，选举产生“中央局”，陈仲甫任“书记”。这项事件标志着一个拥有105年历史的中国“红色政党”正式诞生。
1921年“一大”之后，中央当局就此计划“东北工人运动”。
1922年初，党人罗章龙（1896-1995）赴东北地区考察，建议在北满（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建立“党组织”。
1923年3月，李守常派“党人”陈为人、李震瀛等人赴远赴哈尔滨，以《哈尔滨晨光》报记者身份为掩护，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发展党—团员。7月，陈为人等人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为东北地区的“建党伟业”积蓄力量。同年9月创办“哈尔滨通讯社”作为宣传阵地。随着各地“党组织”（如大连、奉天、长春支部）的相继建立，1927年10月，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人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决定在今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福安里”成立“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后改称‘满洲省委员会’）”，实现了东北三省“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原“国家最高领导人”——刘绍选（1898-1969）就曾在这里担任“省委书记”。
“建党伟业”是一次“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指引了新的方向”，探索出符合国情的“正确道路”（以基于曾经中国近代革命“屡遭失败”的缘故——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为“背景”），先后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它又带领无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全面小康”，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革命自此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他又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改变了世界发展趋势。
历史最终证历史最终证明：“没有‘红色政党’就没有‘新中国’”。
【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关键词】五四运动、青年文化、学生文化、思想品德建设、马克思主义传播、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红色政党”成立、红色精神、革命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历史教育、思想品德—哲学教育、法治-法律-法学文化、管理学文化、国内外政党文化、中国近代历史、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安全、周伍豪“读书求学”——中国教育、人类教育事业、教育历史及文化、学习精神、考试文化（含高考）、思想品德意识树立、青少年时期立志、报国振兴思想、个人全面发展与心理品质重塑等。
【抗战烽火 硝烟犹存】
（1931年—1945年“抗日战争”——起源）
自1868年“睦仁天皇”实行“维新政策”（明治维新）后，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早已经向那个沉睡中的东方大国制定了“大陆政策”（即：企图将“中国”作为自己的“殖民地”），也就是“先吞占东北，再吞全中国”。1929年“日本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更是为了“重振经济”，急需向外（特别是中国）“抢夺优质资源”以转嫁危机，从而加速了对外“扩张侵吞”的步伐，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国家。
东北地区，地近朝鲜（1910年曾归属日本），与日本隔海相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这三场战争都把辽宁视为在中国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中国最久、占领中国时间最早的地区。从1894年“甲午战争”后的“旅顺大惨案”和次年（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利用中国赔款2.3亿白银中的80%来发展军事），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作为主力“占领京津”，再到1904年“日俄战争”后“攻克旅顺口军港”（最终从开发“军港”的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这个东洋岛国一次次地向西不断挑衅东方大国的军事底线。1910年，日本与朝鲜（韩国）“合并”，更使朝鲜半岛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的“跳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并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次年（1915年），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1927年，中国国民军势力迅速发展，日本一面策划“满—蒙”（东北）独立，一面出兵济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先占东北、内外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随后，日本首相田中（奏一）先生又向日本天皇“裕仁”（1901-1989）上奏了《田中奏折》，明确提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东北）；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扩张战略。
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在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南满铁路“三洞桥”乘坐专车时，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身受重伤后不治身亡，被称为“皇姑屯事件”。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对这种态度消极应对，而对日本军队的行为“隐忍不发”，且疲于应对国内动乱，难以估计东北局势。在这种消极的隐忍态度下，日本关东军在后来发动的袭击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抵抗。
此时，刚刚建立10年的中国“红色政党”主力正处于“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南昌起义”、“井冈山秋收起义”为代表）时期，在被国民军队“围剿”和“白色恐怖”的严峻环境下（特别是1931年4月16日吉林长春“万宝山事件”的发生），面对外敌（特别是日本军队）“无暇应对”……
沉寂3年之后，即1931年9月18日，那个沉睡已久的东方大国被日本关东军的大炮“点醒了”！
（1931年—1945年“抗日战争”——进程·上）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民国二十年八月初七日亥时），日本关东军（以该军中尉“河本（末守）”为代表）受裕仁天皇（昭和，1901-1989，日本第124代天皇）的委托，在今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柳条湖—北大营一带的南满铁路区域亲自用炸药炸毁了其中一条铁轨，在其现场摆放有3具穿“中国军服”的尸骸，反诬是中国的“东北军”破坏所为（被认为是“中国军队袭击日本军队”）。以日本王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1885-1948）为代表的各路日本军队以此为借口，决定向沈阳市北大营兵营旧址发起总攻、炮击营里的“东北军”。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当局（特别是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特别是第七旅共8000余人）大部分收缴军械（仅“王铁汉”团等少数部队违令抵抗）“被迫撤退”，引发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成为长达14年（1931年—1945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起点。
次日（9月19日）凌晨，日本军队的炮火即已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连同其旁边的沈阳城——“一并沦陷”。从此，“北大营”里的东北守军很快被“击溃”，“东北军”主力被撤入关内（即除中国东北以外的各省），张学良亦将辽宁省政府“迁至锦州”。于是，拥有30余万兵力的“东北军”不敌只有1万兵力的“日本关东军”，中方（东北军）死亡300多人，日方（关东军）死亡仅24人。
之后，日本军队于当年9月19日起“分路进攻”攻占辽宁（省）全境，9月21日“占领吉林（省）”，11月19日“占领黑龙江（省）”。短短4个月零18天（至1932年2月5日），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全境“正式沦陷”，致使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作为“9·18事变”的爆发地，位于东北地区的辽宁全省在短短数日内即遭到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自然资源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辽宁岫岩籍爱国将士“黄显声”（1896-1949）在日本军队突袭沈阳的那一刻“英勇反击”，打下了中国“抗日战争第一枪”。吉林怀德（公主岭）籍爱国将士“马占山”（1885-1950）则带领其它“东北军”，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江桥蒙古族镇“炮击日本”（尽管“齐齐哈尔”后在当年11月19日为日本军队占领），被称为“江桥抗战”，也打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民间武装“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9月19日清晨，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由中国“红色政党”组建的“满洲省委员会”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标志着中国“红色政党”在日本军队侵略的第一时间即果然站在了抗日战争的起点上。至此，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损失最严重、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第一枪”由此发端，“十四年抗日战争”由此确立。“东北沦陷”后，日本“昭和天皇”特派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1883-1948）任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即“康德”）建立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傀儡伪政权“伪满洲国”（国都“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对东北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当时东北地区的3000多万同胞饱受磨难。
这时的“伪满洲国”，下辖奉天、锦州、安东、热河、吉林、滨江、龙江、三江、间岛、黑河、兴安东这时的“伪满洲国”，下辖奉天、锦州、安东、热河、吉林、滨江、龙江、三江、间岛、黑河、兴安东、兴安西、兴安南、兴安北等14个“省”及“关东州”（今辽宁省大连市），共15个地区，囊括了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全部和北京市北部（怀柔、密云、延庆等部分地区）、河北省承德市、秦皇岛市北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通辽、呼伦贝尔三市及兴安盟（含锡林郭勒盟的部分地区）。总面积达113.5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4000万人（1937年，疑似）。“伪满洲国”的得名，即因“南京国民政府”、“中国红色政党”及国际社会对该政权的“不予承认”。
“9·18”事变后，“满洲省委员会”即号召“武装抗日”。在黄（显声）、马（占山）、邓（铁梅）等多位“爱国将领”的带领下，原东北军官兵、警察、民团、绿林武装及民众“纷纷举义”，组成名目繁多的抗日队伍（如自卫军、救国军等）——也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覆盖东北地区102个县（主要为辽宁东部、西部山区各县市），总规模一度超过60万人。该军队先后“攻打沈阳”（1932年3月-6月）、“反攻哈尔滨”（1932年初）、“伏击镜泊湖”（主要为“王德林部”），但后来因装备低劣、补给断绝、派系林立、纪律不一，且未获国民政府实际支援而被陷入“孤立状态”。至1933年初，多数队伍伤亡、溃散或投降，总损失超20万人，部分将领（如马占山、苏炳文等）率余部退入苏联、热河等地。
1933年（至1935年），根据中央发布的《一·二六指示信》文件精神，分布在辽宁、吉林东部以及黑龙江大部、内蒙古大兴安岭山区建立的十多个“武装反日游击队”（如磐石、珠河（尚志）、新宾等“游击队”），开始收编改造“抗日义勇军”，并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含“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等），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日本关东军”强行将中国东北地区定位为“资源供应地”和“军事基地”，“工业发展完全服从于战争需求”，导致重工业（如煤炭、钢铁、军工）“极度膨胀”，民需轻工业“严重萎缩”。至1943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工业资本占比高达79%，轻工业仅占20.8%，导致中国民族工商业被排挤、吞并或沦为“附庸”。而东北地区97%以上的“工业产能”、95%以上的“产品”、2.23亿吨“煤炭”、1100万吨“生铁”、580万吨“钢材”及大量“木材”均为日本军队所掠走（控制）。
这些资源绝大部分运往日本本土支持其军工生产，而非用于东北本地建设，导致本地民众生活物资极度匮乏。修建超过1万公里的铁路、公路，实则主要为运输资源和兵力投送服务——这些道路，分别连接港口（如大连）和矿山。同时，日本军队还在东北地区制造了如辽宁抚顺“平顶山”、吉林舒兰“老黑沟”、吉林通化“白家堡”、辽宁阜新“万人坑”、辽宁“本溪湖”、吉林“小西沟”、内蒙古“海拉尔”等多起因“报复袭击”、“强征劳工”、“实施‘三光’（烧光、杀光、抢光）”而造成的“屠害惨案”。不仅如此，日本军队还采用“杀鸡取卵”式开采各类资源，破坏矿田完整性，造成生态环境长期不可逆损害。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民族工业已初具规模且发展迅速。日本军队占领后，强行切断原有市场联系，将东北地区纳入日本殖民经济体系，中断了东北地区独立的近代化道路。
（1934—1936年“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10日，当时起家于江西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因在“苏区”（苏维埃地区）内打破“国民军”封锁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且为北上参与支援“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他们突破“四道防线”，越五岭，过湘江，闯遵义，下云南，四渡赤水河，横渡金沙江。又挥师北上，飞夺泸定桥，横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奔行腊子口，会师吴起镇，与国民军“斗智斗勇”。红军各师30多万人历经2年，终于以只有7000多人幸存的惨重代价，于1936年10月22日抵达了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军事重镇——延安市（含甘肃省会宁县、宁夏西吉县等地），由此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铸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中国医科大学”，其前身就是曾跟随“中国工农红军”完美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卫生学校”（在高校界中为“全国唯一”）。辽宁大连人“关向应”（1902-1946），在此期间即与贺文常、任培国等人共同参与并指挥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任务。他们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出发，先后转战湘、鄂、川、黔等省，巧渡金沙江，征服大雪山，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1931年—1945年“抗日战争”——进程·下）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3月至5月，中国国民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北京、天津、河北及辽宁（特别是绥中县）四省（市）的长城沿线抗击侵华日本军队进攻，史称“长城抗战”。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陕西省西安市发动“西安事变”，旨在逼迫蒋中正“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该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转折点。
1936年2月20日，杨靖宇（1905-1940，河南确山人）、赵尚志（1908-1942，辽宁朝阳人）、周保中（1902-1964，云南大理人）等领导人建立的分布在东北地区的所有人民革命武装统一合并为“东北抗日联军”。
至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共编成11个军，总人数超过4.5万余人，活动范围覆盖今黑、吉、辽、蒙（内蒙古）四省（区）70多个县，相继涌现出杨靖宇（马尚德）、周保中（奚李元）、李兆麟（李超兰）、魏拯民（关有雄）、赵一曼（李坤泰）、祁致中（祁宝堂）、赵尚志、王德泰、夏云杰、汪雅臣、陈翰章等“英雄人物”，及冷云（郑香芝）、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等“投江八女”（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1910-1946，辽宁辽阳人）先后分别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杨）、第二（周）、第三（李）“总司令（指挥）”。
紧接着，流寓沈阳的巩天民、刘仲明、邵信普、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张韵泠等9位爱国知识分子，为搜集日本侵华证据并将证据提交给国际联盟。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成立“国联”（国际联盟）爱国外交小组，并完成了名为“TRUTH”（真相）的证据汇编，历经辗转呈现给“国联”调查团，有力地向世界展示出第一份“日本侵华资料”，为中国抗日战争赢得国际舆论支持，被称为“沈阳九君子”。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19时30分，日本军队在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以“诡称演习时一士兵离队失踪，要求进城搜查”为线索对原宛平县城（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发动攻击，导致“北平（北京）沦陷”（7月28日），史称“7·7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华“全民族抗战”的开端。当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日本军队攻入江苏省南京市“中华门”附近，屠害30余万人，史称“南京大惨案”，迫使原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市。
这时，由日本关东军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731”（总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100”、“516”等“防疫给水部队”，先后通过“特殊输送”制度将抗日志士、平民百姓，甚至无辜妇女“抓捕”移交至部队作为“圆木”（实验材料）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细菌感染、冻伤、烧伤等实验。据档案记载，受害（死亡）者至少有1万多人。至1940年起，众多“防疫给水部队”多次在浙江、湖南、贵州等地先后投放鼠疫、霍乱、天花等“致病菌毒”，由此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和疫情蔓延。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绝大部分实验材料被日本军队自行销毁，并逃亡外国。
1937年后，百团、淞沪、太原、台儿庄、武汉、滇西、湘西等多场会战接连爆发。“东北军”各部作为“国军”序列参与正面战场主要战役，表现英勇但损失巨大：“淞沪会战”时第67军全军被日本军队“完全打光”，军长“吴克仁”当场牺牲。“徐州会战”时第51军（军长“于学忠”）在淮河北岸狙击，保障“台儿庄战役”侧翼安全。“临沂保卫战”时第57军111师协助“张自忠部”退击日本军队。
第53军参与“长沙会战”、“滇西反攻”。第49军参与“南昌会战”、“上高会战”。骑兵第2军参加“忻口会战”、“太原会战”。第111师师长“常恩多”（1895-1942）、委员长“万毅”（1907-1997）于1942年“发动起义”，脱离“国民军队”，加入“八路军”（后发展为解放军第114师）。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军建制基本消耗殆尽，多名师长以上将领阵亡，剩余部队在解放战争中陆续被歼或起义投诚。
1938年，为打破日本军队“三江大讨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三路军主力分别向五常、海伦等地战略西征，虽损失惨重，但保存了骨干力量，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但在1939年后，日本关东军相继实施“治安肃正”和“集团部落”政策，切断抗联与群众联系。至1940年底，“抗联”人数锐减至不足2000人，杨靖宇（1940年卒）、赵尚志（1942年卒）、赵一曼（1905-1936，四川宜宾人）等将领相继牺牲，以“冷云”为首的“八女”（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挽臂“集体沉江”（‘江’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乌斯浑河），壮烈殉国。
至1940年—1941年，“抗联”主力分批退入今俄罗斯（苏联）远东地区，建立南、北野营进行休整和训练。1942年8月，南北野营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委，接受正规军事训练并派遣小部队回东北地区侦察。
在这期间，东北抗日联军累计作战数万次，歼灭日—伪军队22万余人（其中日本军队17.2万），牵制数十万日本军队，是中国抗战开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的抗日武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这时，这个红色政党“中央指挥部”的所在地已迁至陕西省北部的“延安市”。在这一年（1938年），一代伟人“毛润之”（1893-1976）即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对日反击文章”——《论持久战》。
与此同时，以高鹏振、孙铭宸、孙铭武为代表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雄事迹也相继被来自上海的田汉、聂耳等人看中，成为1935年电影《英雄儿女》主题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创素材】。而同样源自1935年9月2日“东北抗日义勇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地球五星遍地红”旗，则成为了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的原型。
1941年（民国三十年），因“珍珠港事件”爆发，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150多万红军兵分三路（海参崴、海兰泡、赤塔方向）同时进攻中国东北地区，对日本关东军实施“八月风暴”行动，完全掌握制空权，地面部队迅速越过大兴安岭和原始森林，直扑长春、沈阳。
早在1939年，苏联与日本即在今天的“诺门罕布尔德镇”（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爆发“诺门罕战役”，被认为是“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导致日本军队势力范围转而向东南亚扩张，引发了“太平洋战争”。1945年后，此时的“关东军”部队精锐已被调入“太平洋战场”，有战斗力的部队非常稀少，面对苏军突袭“几乎无力抵抗”。苏联军队在出兵中国东北的同时，还先后俘虏了“溥仪”等傀儡和70多万日本军队。苏联以“战利品”名义，大规模拆卸并运走东北的工业设备，包括鞍山钢铁厂、抚顺煤矿等核心企业，总损失估值高达20多亿美元，导致东北工业瘫痪。
1945年8月15日，野心蓬勃的日本政府，在德国波茨坦终于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8日，随着“爱新觉罗·溥仪”（末代皇帝）在吉林省通化市大栗子沟宣布“退位”，统治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长达13年5个月17天的“伪满洲国”正式宣告灭亡。
1945年9月3日，日本政府正式签下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
（1931年—1945年“抗日战争”——结果）
中国军民顽强抗战，大量杀伤日本军队军有生力量，共毙伤俘日本军队155万余人，消耗了日本大量军力和国力；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本军队约128万人，超过太平洋战场和亚洲、大洋洲其他战场投降日本军队的总和。在这背后，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代价。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5月—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当即决定将105余万日本侨民从葫芦岛港等辽宁省内港口遣返回日本，累计回国12批次，另留下几千名孤儿、儿童和妇女被中国人收养。1948年12月2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等7名日本头号“甲级战犯”予以死刑。
从1931年到1945年这14年间，由“九一八”事变为起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军事波及和动员上涉及当时全球所有国家实体（其中有61个国家参战），波及当时世界上所有23亿人口（其中有2亿军人参与动员），导致全球8500万～9000万（甚至包括1亿）军民死亡（占当时世界23亿人口的3%左右），超过1～2亿人受伤（在战争领域上“全球唯一”），直接经济损失达5～6万亿美元（直接军费开支超过1.3万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放在全球“GDP”上仅次于美国、中国，位居“世界第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亡和受伤人数最多、情况最惨烈的一次战争，并由此重塑了整个世界格局，以及全世界唯一在成员国、观察国上涉及所有主权国家和地区（疑似）的机构——“联合国（UN）”等多个国际组织的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相继出现，欧洲部分国家“相继崩盘”（如“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以及英国、法国等“老牌帝国”的衰落），全球相继新增独立国家达132个（之前原有63个），使世界主权国家数量达到197个（一说200多个）。战争需求还推动了原子能、计算机、航空航天等技术的突破，为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奠定基础。“联合国”的诞生，更使确立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集体安全”原则。
“抗日战争”，更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720多万（一说800多万）日本军队已在中国境内累计造成死亡（一说伤亡）超3500多万人（其中直接死亡2100多万人，相当于当时4.9亿中国人口的5～8％），导致中国境内人口损失超过5000多万人，34个省份的波及和沦陷区超过600～700万平方公里（特别是有930余座城市被侵占），4200余万人无家可归，被抢文物超过360万件，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41100亿人民币）。
最终（1945年），日本、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政权（轴心国）被战败，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同盟国”获胜。
1956年6月9日—19日，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铃木启久”等8名日本战犯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审判，判处13—20年有期徒刑。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抗日战争，动人心魄。一寸山河一寸血，那是中华民族战争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经历了14年浴血奋战，伟大“抗战精神”终于形成，由此延伸出中国人的所有红色精神谱系的各个源头。抗战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苏区精神、老区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大别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等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精神谱系”，就已经因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抗日战争”形成了。
以“抗日战争”为代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给全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但也重塑了世界格局，推动了科技与和平机制的发展。这场战争不仅带来了空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还彻底改变了国际政治版图，加速了殖民体系瓦解，并催生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抗日战争”，更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以“一战之力”，洗刷中国近代“百年耻辱”，促进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转向复兴”的“伟大转折”和“团结觉醒”的民族精神，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并对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牵制日本军队主力”、推动“战后秩序重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长征精神】忠于人民，坚定正义的革命精神；不惧艰难，不惜牺牲的救国精神；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理想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团结精神；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奋斗精神。
【东北抗联精神】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关键词】抗日战争、日本侵华（国外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内外军事领域、国防领域及安全（含国土、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及安全）、国际政治联动、国际援助、政权建设、产业转移、资源掠夺、战争消耗损失、人口外流与难民潮、人口伤亡、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重塑、红色精神、民族意识与精神觉醒、联合国成立、全民族统一战线、人类和平事业、国歌与国旗（含国徽）诞生、中国与世界历史、宣传动员、教育变迁、全球战略影响、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国防军事教育、历史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政治—哲学—法学教育、语言文学教育（含外语）、人类军事与战争文化史、红军长征、军事与战略转移、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照金精神、老区精神、苏区精神、北上抗日、中国医科大学、张作霖、民国时期军阀（奉系军阀）、皇姑屯事件等。
【解放战争 东北大局】
（1945-1948年“东北解放战争”）
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转变为“阶级矛盾”，核心在于“政权归属”与“建国道路”之争。尽管中国政府已在1945年达成《双十协定》、1946年初签署停战令，但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极端分子赫然坚持“一党独霸”方针，在美国支持下妄图消灭“红色政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最终悍然撕毁“和平协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地区是中国“人民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唯一占据全盘优势的战场。他背靠苏联、美国和朝鲜，拥有当时中国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铁路网，可作为巩固的“战略大后方”。此时的东北地区，工业产量占全国七成以上，钢铁、煤炭、军工产能巨大。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3月，苏联红军撤离吉林省四平市后，国民军队迅速进攻。
1946年3月15日，著名的“四战四平”战役打响。“东北人民解放军”于3月17日凌晨解放四平，此谓“一战四平”。
1946年3月中旬，“国民军队”从沈阳向北进犯，战斗从4月18日打响，民主联合军队坚守阵地达30余天，后因兵力相差悬殊，于5月18日夜到翌日凌晨主动实行战略转移，此谓“二战四平”。
1946年4月28日，随着以“李天佑（1914-1970）”为总指挥的拥有1.2万余兵力的多支军队（如“三五九旅”）一路斩除4000多名“国民军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民主联合军队）”正式进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标志着黑龙江省正式“全面解放”，“省会”哈尔滨市也成为“全国第一个正式解放的大城市”，重新回归到人民手中。“哈尔滨的解放”拉开了一股“红色新生力量”自北向南“解放全中国”的序幕，为中国“红色政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了重要实践。
1947年，“东北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于6月4日发起总攻。6月28日，“国民军队”调集沈阳增援四平的先头部队已到泉头车站，民主联合军队于6月30日撤离四平，此谓“三战四平”。
当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乌兰浩特市“王爷庙”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正式诞生”。这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早两年，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首次成功实践。此前（1946年4月3日），内蒙古各阶级领导在河北省承德市召开“四·三会议”，确立“平等自治”方针，解散了“东蒙古自治人民政府”，实现了内蒙古东西部力量的统一。
1948年3月1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向四平发起总攻。3月13日，“国民军队”残兵全部投降，此谓“四战四平”。
四次作战，交战双方投入军队46个师，40余万人。毙俘“国民军队”官兵5万人，东北民主联合军队（1948年初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伤亡近3万余人。该战役的胜利，彻底切断了东北“国民军队”的联系，把“国民军队”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三个孤立的城区，为“辽沈战役”和全国各地的“解放运动”创造了历史性贡献。
然而，这次战争只不过是这场“全国性地方内部战争”的一个预演……
（1946-1950年“全国解放战争”）
1946年6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突然撕毁此前签订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集结约22万兵力，向以“宣化店”（今属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被称为“中原战役”。李先念、王震等解放军“指挥官”率领中原军区部队实施“中原突围”，冲破封锁，此举被视为拉开全国“解放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序幕的战略行动。
1948年9月12日，林阳春（1907-1971）、罗雅怀（1902-1963）率领“东北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连克河北省秦皇岛、唐山二市和辽宁省锦州、葫芦岛二市等地各县市，解放战争中的“第一场大战役”——【辽沈战役】就此拉开帷幕。
10月10日，“蒋中正”（1887-1975）调集的20多个师猛攻辽宁省锦州市“塔山”，史称“塔山战役”，不过后来没能突破解放军的封锁。
10月11日，高级将官“廖耀湘”（1906-1968）指挥的“国民军队”驰援锦州，于14日对锦州发起攻击，15日攻克，全歼守敌，俘敌10万余人。17日，驻守长春的“曾泽生”（1902-1973）率2.6万人起义，后投降。“东北野战军”主力于26日在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大虎山等地包围“国民军队”第九兵团，两天内激战歼10万人，并将廖耀湘等一些高级将领全部俘虏。在短短52天（9月12日—11月2日），辽宁省的葫芦岛、锦州、盘锦、鞍山、沈阳、铁岭、抚顺及吉林省的长春、四平、松原、辽源和吉林市等地“均被波及”。
10月19日，随着“东北革命军”的进驻，原驻长春的“国民军队守军”起义投诚，长春市宣告“和平解放”（此前原省会“吉林市”已于同年3月9日“解放”）。至此吉林省“全境解放”。
11月2日，沈阳、营口等城市在被解放军歼敌15万人后“相继解放”，至此辽宁省“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相继于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65天）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交界地区发动“淮海战役”。60余万“解放军”对战80余万“国民军队”，引发“解放军”伤亡10余万人，“国民政府军”伤亡和被俘55余万人。之后，“解放军”又在1948年11月29日～1949年1月31日（63天）在河北、北京、天津一带发动“平津战役”，引发北京（北平）“和平解放”。100余万“解放军”对战55余万“国民军队”，引发“解放军”伤亡3.9余万人，“国民军队”伤亡和改编52余万人。
“三大战役”历时142天，累计消灭“国民军队”主力150多万人，基本解放了中国长江以北地区。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3日解放南京，宣告“中华民国”统治正式覆灭，“国民政府”被迫南迁至台湾。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10月1日15时，时年56岁的“毛润之”在北京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场事件（开国大典）标志着中国人民在经历了长达109年的“近代沉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终于“站起来了”，成为中国“近代”与“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新中国已经走过了77年的“光辉岁月”。
1949年10月下旬，解放军开始进驻福建全省，歼灭“国民军队”10万余人。1951年6月23日，解放军进驻西藏，踏平“嘎沙政府”，西藏（自治区）正式和平解放。至此，“解放战争”已全面结束。
在这场战争中，拥有70万兵力的“东北解放军”累计歼灭47.2万国民政府军（兵力55万人），累计伤亡6.9万人（疑似），并涌现出“杨子荣”（1917-1947，著名京剧《智取威虎山》和小说《林海雪原》主角原型）、“梁士英”（1922-1948）、“董存瑞”（1929-1948）等著名“战斗英雄”。在解放战争中，拥有530万人兵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累计歼灭807万“国民军队”，俘虏、击毙国民军队高级军官1686名。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兵力方面首次超越“国民军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发生时间：1949年10月1日）和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辽沈战役”缴获的大量装备及东北生产的炮弹、被服，直接支援了“解放战争”中的淮海、平津、渡江等后续战役。
发源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由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后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从初入东北的十余万人，逐渐发展为“百万雄师”（有6个省军区、16师、92个独立团，总兵力达150多万人）。辽沈战役后，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并挥师南下，成为解放全国的主力军之一。之后，这支军队还先后参加过“渡江战役”（1949年5月）、“衡宝—广西战役”（1949年9月-10月）、“解放海南岛”（1950年3月-5月）等重要任务。1950年3月，这支军队后来统管“中南军区”，至1955年4月并入“广州军区”，从此番号“取消”。
为支援解放战争，辽宁仅东部地区就在4年内有超过33万人参军。辽西兴城、绥中及辽北等地累计出动民工超百万人，担架约10万副，并调运给中央80万吨粮食、30万吨钢铁及近300万吨支援关内解放的“战略物资”，有力推动着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沈阳解放后，中国“红色政党”领导的民主政府对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境行使“行政管辖权”。
简言之，没有东北的胜利，就没有解放战争的快速全局胜利。东北是解放战争的“破局之地”和“胜利之源”。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正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三座大山”的压迫，结束了百年来受外人欺负、内部混乱的日子，也结束了国家长期分裂和战乱的局面，为后来搞建设、过上好日子打下了坚实基础，也让让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彻底改变了国家命运。
【解放战争精神】信仰坚定、纪律严明、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一切为了新中国，一切为了人民。
【关键词】解放战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四平战役、全国解放、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内战）、解放军形成、国内外军事文化、董存瑞精神、红岩精神、战略战术转变等。
我们已经阐述了1840年以来上面16个历史事件，分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闯关东、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五四运动、建党伟业、奉系军阀时代、抗日战争（含“红军长征”）、解放战争。关于“东北地区”在1949年至今发生的历史大事件，我们接着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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