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章太炎：生前骂遍天下英雄，死后追悼会竟赴会者不满百人|国学|康有为|章太炎|章炳麟|邹容

1936年6月14日，苏州锦帆路五十号的一间书房里，一位老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走的时候，抗日烽火已燃遍华北，国难当头，偌大的中国竟无多少人注意到一个时代的灵魂就此谢幕。更让人唏嘘的是，仅仅一个月后，上海官绅为他举办追悼会，可容纳千余人的礼堂里，最终到场的不足百人。追悼会在寂寞中闭幕，冷冷清清，仿佛送别的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客。

这个人，叫章太炎。

他生前骂过康有为、骂过袁世凯、骂过蒋介石，骂遍天下英雄；他七次被追捕、三次入狱，革命之志终不屈挠；他是鲁迅的老师，是钱玄同、黄侃、刘文典的业师，是清末民初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也是一代革命元勋。可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名震天下的人物，死后追悼会却“赴会者不满百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余杭人。他出身于一个末落的书香门第，自幼受的是严格的儒家教育。1890年，他进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经学大师俞樾，潜心朴学。

如果按正常的剧本走，他本该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皓首穷经，终老书斋。但章太炎偏偏不走寻常路。1897年，他担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他当众剪掉辫发，立志革命。

1903年，是章太炎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他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斥康有为的保皇言论，并为19岁的少年邹容的《革命军》作序。他在文中写道：“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

这篇文章如同一颗炸弹，炸碎了清廷的颜面。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租界警探来抓人时，报馆主事陈范闻讯逃逸，叫人去给章太炎报信，让他快跑。章太炎拒绝躲避，端坐不动。7月1日，19岁的邹容也主动投案。

在租界会审公廨的法庭上，章太炎面对清政府的指控，铿锵发声：不认野蛮政府。最终，章太炎被判监禁三年，邹容被判两年。邹容在狱中身患重病，于1905年4月3日病死狱中，年仅20岁。章太炎抚尸哭不出声来。

鲁迅后来评价章太炎的这一段经历时，用了两句话：“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章太炎的名声，就是从“苏报案”开始响彻天下的。

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他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他的文章气势磅礴、言辞犀利，梁启超看了都要退避三舍。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得了一个绰号——“章疯子”。

这个绰号，最初并非来自敌人，而是来自他的革命同仁。为什么呢？因为章太炎太“狂”了。他骂人从不看对象，也从不讲情面。他骂康有为“妖孽”，骂袁世凯“独夫”，骂蒋介石“叛徒”。他不仅骂敌人，连盟友也骂。他骂孙中山“不学无术”，骂黄兴“有勇无谋”。他认准的道理，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改。

这种“疯”，与其说是性格缺陷，不如说是一种极致的纯粹。他不站队、不结党、不逢迎，他只站“对”——站在他自己认为对的那一边。

章太炎一生中最著名的“疯”，莫过于大闹袁世凯总统府。

1913年，袁世凯以议事为由，将章太炎骗进北京，然后将其软禁起来，派宪兵“保护”。章太炎勃然大怒，舞动手杖追击宪兵，宪兵四处逃窜。被软禁期间，他常常豪饮，然后乘兴挥笔大书“袁贼”二字，再用火焚之并骂：“烧死袁贼！”袁世凯派人送来五百大洋，他抓起银圆砸向来者，吼道：“袁奴快滚！”袁世凯又差人送来锦缎被褥，他在被褥上写上“袁贼”二字，然后烧成窟窿，连同食品一起扔出窗外。他还宣布绝食抗议，一直坚持了十四天。

1914年1月7日，章太炎手持羽扇，扇柄上挂着袁世凯授予的二级大勋章，大摇大摆走进总统府，点名要见袁世凯。袁世凯明知来者不善，拒不接见。章太炎在传达室等得不耐烦了，暴跳如雷，口口声声大骂袁贼，掀翻室内的桌椅，打碎门窗的玻璃。这就是当时京城家喻户晓的“章太炎大闹总统府”。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评价道：“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

袁世凯拿他没办法——杀了吧，背负杀名士的骂名；放了吧，他又到处骂你。于是只好一直软禁着，直到袁世凯死后，章太炎才重获自由。

章太炎的后半生，渐渐地“安静”了下来。1917年，他脱离了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此后，他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

1932年，65岁的章太炎从北平南返，受邀到苏州讲学。1935年，他在苏州锦帆路五十号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正式系统开讲国学。讲学时，他不带参考书，不编讲义，惟凭口诵手写，《说文》《尔雅》背诵全文，对《汉书》颜师古注亦如数家珍。每次讲演，学生从旁记录，缮写后呈他审阅。不收学费，已缴者如数退还。

从表面上看，章太炎确实“退居”了。他不再写那些锋芒毕露的政治檄文，转而埋首于故纸堆，研究小学、音韵、训诂。于是，一些舆论开始评价他晚年“渐入颓唐”、“退居于宁静的学者”。更有小报诋毁奚落。

可他们忘了——也或许是不愿记起——那个在狱中端坐不逃的章太炎，那个用大勋章作扇坠骂袁世凯的章太炎，那个七次被追捕仍不屈服的人，从来就不曾真正“颓唐”过。

他晚年愤于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临终时，他留下的遗嘱只有两句话：“设有异族人主中夏，世世子孙勿食其官禄。”没有一句交代自己的身后事，他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这个国家。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苏州家中逝世。国民政府于7月9日发布《国葬章炳麟令》，称其“性行耿介，学问淹通……岿然儒宗，士林推重”。

可官方的礼遇，并没有换来民间的热忱。

上海的追悼会在7月18日举行。一个可容千余人的礼堂里，到四点一刻竟仅五十多人出席，最终也只到了一百多人。鲁迅写下的原话是：“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

一百多人，对一个曾经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人物来说，实在是太过寒酸了。于是有人慨叹：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

可鲁迅说——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

为什么不得当？因为那些去吊唁的人，记得的不是作为“学者”的章太炎，记得的是作为“革命家”的章太炎。可问题是，晚年的章太炎已经“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青年一代没有经历过他的革命年代，看到的只是一个古奥难解的国学老人。他们对他的“热诚”自然无法与对高尔基相比。

但鲁迅看得清楚：章太炎真正的价值不在学术，而在革命。他在病逝前10天，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之后，他又写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鲁迅在文中写道：“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他称章太炎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誉其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