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葬场保安自述:为了每个月一万六的工资,我看到了许多不该看的
我叫周德生,四十八岁,在城西殡仪馆当保安。
这是我干的第三年。说实话,这工作不是我最初想要的。年轻的时候在工厂开叉车,后来厂子关了,我四处打零工,工地上搬过砖、小区里扫过地、医院里推过担架。到了四十五岁,忽然发现什么都干不动了——腰不行,膝盖也不行,站在风里久了就浑身疼。
这时候有人给我介绍了这份差事:殡仪馆招夜班保安,一个月一万六,包住不包吃,一天十二个小时,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
一万六。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什么忌讳都忘了。
面试那天,管事的姓孙,大家都叫他孙头儿。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就一个要求,胆子要大,嘴巴要紧。你干不干?”
我说干。
就这样,我成了火葬场的守夜人。
头一天上班的时候,我站在殡仪馆的大门口,看着那条幽长的走廊,惨白的日光灯,闻着空气里若有若无的烧纸味和消毒水味,腿肚子有点抖。但我告诉自己,周德生,你活了大半辈子,什么苦没吃过,死人总比活人好伺候。
事实证明,这句话我说得太早了。
死人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活人,和他们带进来的秘密。
入职头一个月,孙头儿让我跟着老赵熟悉流程。老赵是这里的老员工,干五年了,瘦高个,烟不离手,走路没声。他带我转遍了殡仪馆的每一个角落,从告别厅到冷藏室,从整容间到火化间,最后在烟囱底下站定,弹了弹烟灰说:“这个岗位,工资高是有原因的。你在这里待久了就明白了——有些人白天人模狗样地鞠躬,到了后半夜,鬼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
我当时没听懂。后来才慢慢品出了他话里的意思。
第一次让我后脊发凉的事,发生在我入职第三个月。
那天凌晨两点多,我照例在馆区巡逻。殡仪馆夜里是没什么人的,告别厅空荡荡的,只有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得挽联簌簌响。我打着手电筒走到后面的冷藏室,忽然听见一个很轻的声音,像谁在低声说话。
我站住了。
冷藏室里放的是明天要火化的遗体,这个时候不应该有人。我把手电筒的光调到最暗,贴着墙根摸过去,从门缝里往里看——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男人,站在一具盖着白布的遗体旁边,手里拿着一张纸,嘴里念念有词。
那男人我认得。白天在告别厅,他跪在亲属队伍的最前面,哭得几乎晕过去。灵堂上的遗像是个年轻女人,旁人说那是他老婆,结婚才三年,车祸走的。
他在哭,所有人都看见了。
但深更半夜,他来干什么?
我屏住呼吸,听见他念的东西像是某种咒语,一字一顿,发音古怪。然后他伸手掀开了遗体脚部的白布,露出那双惨白的脚。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什么东西——我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才看清,是一根针,很长很细,在手电筒的反光里闪了一下。
他把那根针刺进了死者的脚底。
我做保安之前看过不少乱七八糟的新闻,什么给死人扎针防止魂魄回来找麻烦、什么封住死者的窍穴能保活人平安。但亲眼看见是另一回事。那一刻我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没有声张,悄悄退了出去。第二天,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孙头儿。孙头儿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没看错。有些地方的习俗,觉得横死的人怨气重,要用针封住七窍,不让魂回来。”
“可那是他老婆。”我说。
孙头儿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记到现在。他说:“越是亲近的人,越怕她回来。”
我后来再也没有问过这件事,但那个男人蹲在冷藏室里扎针的画面,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我梦里。
可是跟后来看到的事情比起来,这只能算个开头。
大概是去年秋天的时候,殡仪馆送来一个老头子,八十七岁,正常死亡,据说是在家里睡过去的。灵堂布置得很体面,儿孙满堂,花圈从厅里摆到了厅外。
我站在门口维持秩序,看见那老头的三个儿女在灵堂里哭得撕心裂肺,尤其是大儿子,扑在棺材上哭得拉都拉不动。来吊唁的亲戚朋友排成了长队,每个人都红着眼眶,嘴里说着“节哀”“走得太突然”。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之后,我帮着工作人员把遗体往火化间推。路过家属休息室的时候,门没关严实,我无意间往里瞥了一眼——就那么一眼,我整个人愣住了。
刚才哭得要死要活的三个儿女,此刻正围坐在茶几旁边,茶几上摆着一份文件和一沓红彤彤的钞票。老头的遗像就立在茶几旁边,相框还没撤。
大儿子嘴里叼着根烟,拿着计算器噼里啪啦地按,说:“拆迁款一共是一百八十万,加上爸卡里剩的十二万,总共一百九十二。房子归我,剩下的你俩一人五十七万。”
女儿不干了:“凭什么房子归你?当初说好了三一三十一!”
老二冷笑了一声:“得了吧,你嫁出去几十年了,伺候过爸一天没有?你那份早就该扣掉。”
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完全忘了隔壁灵堂里还摆着他们父亲的遗体,忘了刚才跪在棺材前说的那些“来世还做您儿女”的话。
我站在门外,听着里面为了一百九十二万争得面红耳赤,忽然觉得那间休息室比冷藏室还要冷。
后来他们把老头推进火化炉的时候,我站在外面看着那扇厚重的铁门缓缓合上,心想:老爷子在天有灵,看到刚才那一幕,不知道会是什么滋味。
最让我难过的,是一个小女孩。
那是今年春天的事。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女儿开车回老家过年,在高速上出了连环追尾,妈妈当场死亡,女儿受了重伤被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也走了。两个人都被送到了我们殡仪馆。
女孩的父亲从外地赶来,是个瘦瘦小小的男人,穿了一身皱巴巴的西装,一看就是临时借的。他来的时候遗体已经整过容了,但车祸留下的痕迹还是遮不住。工作人员让他确认遗体,他看了一眼妻子,又看了一眼女儿,没哭出声,整个身子往下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
告别仪式很简单,没有多少人,也没有多少花圈。男人站在两具棺材前面,一个人站了很久很久,什么话也不说。
我以为他会哭。但他没有。他的眼眶始终是干的,干得发红,像被风刮过一样。
火化那天,他抱着两个骨灰盒从里面出来,一大一小。我给他拉开门,他走到门口忽然停住了,回过头问我:“师傅,你们这里……能不能把她们的骨灰放在一起?”
我愣了一下,说要去问问领导。
他摇了摇头,说:“算了。不用了。”然后又重复了一遍,“不用了。”
他抱着两个骨灰盒坐进了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发动了好几次才打着火。车子冒着黑烟开走了,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消失的方向,忽然想起自己的女儿。我女儿今年十九岁,在省城读大学,寒假回来的时候嫌我身上有股烧纸味,不愿意让我抱。我当时笑着骂了她一句,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是一种多大的福气。
后来我跟老赵说起那天的事,老赵抽着烟,听完半天没吭声,最后把烟掐了,说了一句:“你看,这就是咱们这个活儿。每天都有人变成灰,每天都有人抱着盒子回家。你以为你只是在看大门,实际上你在看人间最底儿掉的那些东西。”
我问他:“那你看了五年,怎么受得了的?”
老赵笑了一声,那笑声在空荡荡的门卫室里回荡。“受不了也得受,”他说,“一万六的工资,不是白拿的。”
他说得对。这份工作的工资里,有一半是看门的钱,另一半,是看透世态炎凉的精神损失费。
这三年里,我还见过很多事。
见过有人半夜翻墙进来偷骨灰盒,抓到了才知道是死者的前夫,说要把骨灰带回去重新安葬,因为“她活着的时候没跟我过上好日子,死了不能再受委屈”。
见过有人在告别厅里打架,原因是死者生前有两个情人,两边都来送葬,在灵堂里撞上了,打得假睫毛和领带满地都是。
见过出殡的车队在半路上突然改道,后来才听说,是家属嫌殡仪馆的收费标准太贵,偷偷把遗体运到了隔壁县的火葬场,就为了省几百块钱。
最离奇的一次,有个老太太在火化炉前面突然醒了过来。
是的,你没听错——人没死透。
送来的时候是街道养老院开的死亡证明,说早上查房的时候没呼吸了。结果推到火化炉前面,老太太忽然手指动了一下,紧接着眼睛睁开了一条缝。我眼尖,一眼就看见了,吓得差点没叫出来,赶紧冲上去把推车拉了回来。
后来120来了,把人又拉回了医院。不过听说老太太在医院里又撑了三天,最后还是走了。
这件事之后,我有好几天吃不下饭。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后怕——如果当时我没看见那一动呢?如果人就这么被推进去了呢?
我越想越不敢想。人这一辈子,到了最后那一步,连自己的命都做不了主。活着的时候争名夺利,死了以后连眼皮都抬不起来,全靠别人的良心来决定你的结局。
而良心这东西,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现在,我在这家殡仪馆已经干了三年多了。
我慢慢学会了怎么跟死人相处——其实死人比活人实在,他们不骗人,不算计人,不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安安静静地躺着,等待那最后的十分钟。火化炉是人生最后的公平,不管贫富,不管老少,到了那扇铁门后面,都得变成灰。
我还学会了一件事:不熬夜的时候尽量回家看看女儿,陪她吃顿饭。她嫌我身上有味道,我就在回家之前换一身干净衣服,用洗衣液反复搓手。
一万六的工资,我每个月都往女儿的卡里存一万块,自己留六千。等她毕业了,我想给她攒一套首付,让她在城市里有个落脚的地方。
至于我自己,我想好了。有一天我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去,在山上种几棵果树,养几只鸡。离火葬场远远的,离死亡远远的。
可是我知道,离得再远,也逃不掉那一天。谁都是。
我只是希望,到了那一天,等我躺到那张推车上的时候,能有一个像我这样多管闲事的保安,帮我最后看一眼这个世界。看看那些来送我的面孔,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然后安安心心地,变成一把灰。
老赵去年辞职了,走的时候跟我喝了一顿酒。我问他以后还干不干这行,他端着酒杯摇了半天头,说:“不干了。知道得太多了,心里装不下了。”
他走之后,新的保安来了,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跟我当年一样,被一万六的工资晃花了眼。
我带他熟悉馆区,走到冷藏室门口的时候,他忽然问我:“周哥,这工作……吓不吓人?”
我想了想老赵当年跟我说的话,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不吓人。就是有些事情,看到了就烂在肚子里,别往外说。”
他点了点头,似懂非懂。
我没再多说。
有些东西,得他自己去经历。等他值完第一年夜班,等他看够了那些生死之间的荒唐事,他就会明白——
这份工作真正的重量,不是一万六的工资条能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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