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潮观鱼 阮佳琪】
一部中国电影，“重启了新加坡一项根本性政策议题”——推行近50年的方言限制政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公共审视。
随着《给阿嬷的情书》潮汕方言版一票难求、本地观众呼吁原声放映的声量持续走高，当年轻一代争相涌入影院聆听祖辈乡音时，新加坡媒体与社会各界不由得陷入深思：在多元文化的今天，那条语言“红线”，是否已不合时宜？
“潮州话电影引发了一场远超电影本身的讨论”
自6月18日在新加坡上映，《给阿嬷的情书》（后简称为《阿嬷》）潮汕方言版已经三度加场。
社交媒体上，甚至有买不到票的影迷，计划专程前往邻国马来西亚观影。在一向对公开放映方言电影有着严格限制的新加坡，这一盛况堪称“史无前例”。
在“压倒性”需求的催动下，新加坡数字发展与信息部（MDDI）上周表态，称愿意为增加潮州话放映场次提供便利和支持，同时“适时检讨现有方针，支持在新加坡对方言的欣赏和使用”。
6月29日下午3时，第三次加增的40场潮语原音版《阿嬷》开售，1.4万张票在三小时内几乎售罄。本地片商透露将向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再度申请加映100场原音版。
新加坡媒体MSNEWS看到，怡丰城的Golden Village影院外排起长龙，人头攒动的队伍里不乏满头白发的中老年观众，大家专程赶来等候该片潮语原声场次，但门票很快便宣告售罄。
MSNEWS
在研究方言的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Tan Ying Ying看来，这一幕其实是有些“心酸”的。
“电影票售罄，不代表一种语言仍然鲜活。《阿嬷》所引发的狂热，非但不能证明方言依然兴盛，反而恰恰证明了这些语言已经奄奄一息。”
她在亚洲新闻台（CNA）发布的评论文难掩惋惜之意，“我们不会为唾手可得的东西排上两个小时的队。我们排队，是因为我们害怕即将永远失去某样东西，或者是事实上已经失去的东西。《阿嬷》给了我们两个小时，来好好坐下来思考这件事。”
而这场讨论的维度，早已远超电影本身。MSNEWS指出：“最初这确实只是一部电影，但如今已迅速演变为一场关于语言、身份认同，以及新加坡长期以来对待方言的政策是否仍契合当下国情的更广泛讨论。”
曾经，在新加坡占人口70%以上的华人社群中，各种中国方言极为普遍。
但在1980年代之后，随着新加坡政府推行“讲华语运动”，鼓励华人“多讲华语，少说方言”，以建立共同身份认同后，这些方言逐渐从公共频道淡出。
据“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等资料记载，当年甚至有学校会对讲方言的学生施以严厉惩罚，让他们反复抄写数百遍“我不说方言”，还出现了“讲华语，孩子的未来靠你今天的努力”等口号，进一步强化了华语与方言之间的对立关系。
“讲华语运动”宣传册 新加坡国家遗产委员会
在这一背景下，新加坡大众媒体的方言内容长期受到严格限制：电视与广播电台不得常规播出方言节目；若影片全程采用汉语方言拍摄，除非获得特别批准，否则无法在商业院线公映。
1979年10月，香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成为首部须经华语配音后方获准在新播出的剧集。直至2024年，中文方言节目在新加坡主流电视和广播中仍然受到限制。
这一语言工程的成绩很漂亮：在“讲华语运动”刚启动时，近70%的新加坡人在家使用某种中文方言；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已骤降至8.7%。
也有新媒统计称，以方言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华裔家庭比例，已从1980年的76%下降至2020年的12%。
在方言传承日渐式微的当下，与之相反的是，十年一次的新加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本地华裔居民人口在2020年达到3006769人，比10年前增加7.6%。
按照籍贯分，福建、潮州、广东、客家、海南的人排名前五，占华裔居民人口约87.7%。最大方言群福建人，在2020年增加了5.5%，达1180599人。
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过去10年来，新加坡主要九个方言群体为：福建、潮州、广东、客家、海南、福州、兴化、上海、福清，人口皆有所增长，增幅介于2.0%至11.3%。
1881年至2020年期间新加坡人口中各汉语方言群体的比例，依次为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客家话以及其他
各籍贯人口的绝对数字随总人口同步增长，但会说这些方言的年轻面孔，却在成比例地消失。在许多人看来，方言的衰落是以牺牲文化传统和家庭纽带为代价的。
2020年数据表明，60岁及以上新加坡华人中仍有31.6%在家中使用方言，而在5至34岁的年轻群体中，这一比例仅为1.4%。
祖辈讲方言，讲英语的孙辈听不懂。福建话和潮州话的新加坡变体，可能在这一代就消失了。
这种文化断层的焦虑，在《阿嬷》上映时爆发了：这部中国电影最初仅有华语配音版本，在公众强烈反对下，新加坡有关部门才像“挤牙膏”似的，“史无前例”地陆续批准了几十场潮州话原声版本的加映。
“政府这次如此通情达理，有点出人意料。”《联合早报》如此评价。报道指出，政府的声明措辞“小心翼翼”，其既要照顾本地电影观众的期望，又要表达新加坡语言政策的一贯立场。
新加坡发行商Clover Films的董事总经理Lim Teck告诉ScreenDaily，“我们就潮州话版本的发行事宜与IMDA分类部门进行了多次沟通。鉴于公众反响热烈，前16场潮州话版本公开放映很快售罄，我们随即申请了额外50场放映。”
Lim Teck认为，这一成功反映了新加坡观众对以原汁原味方言放映内容的强烈需求，并希望《阿嬷》能为更多影片以原声语言上映铺平道路，例如粤语电影。
他直指，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已经过时，不再符合消费者的观看习惯，“观众越来越多地在各类平台上观看多语言和方言内容，但同样的内容在电影院却仍然受限。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现有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当前的媒体环境和消费者期望。”
面对争议，新加坡政府支持的语言推广机构“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也开始“端水”。
其声明称，“围绕《阿嬷》产生的种种讨论，或许带来一件值得欣喜的事：喜爱华语与珍视祖辈的潮汕乡音，二者并不冲突。”
该理事会还补充称，这场热议也体现新加坡人深深眷恋自身文化根源。
“民众为讲述祖辈下南洋故事的潮汕话场次排队等候的这份热忱，同样也会、且永远会推动华语持续传承发展。”
“中国小成本电影竟能引起如此分量的议题”
在新加坡，《阿嬷》不是近两年唯一受到瞩目的方言电影。
2024年，来自中国香港的电影《破·地狱》在新加坡上映时，除了作为“香港电影巡礼”开幕电影的场次以粤语原音播出，也曾被观众要求增加至少10个原音场次。更有不少影迷因一票难求，专程赶往马来西亚新山观影。
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教授Luo Futeng指出，在近几十年来所有华语配音上映的电影中，围绕《阿嬷》的讨论是“最为激烈”的。
他同时表示，批准原声放映很可能只是新加坡政府对公众强烈反响作出的临时性回应，“在我看来，这只是政府倾听民意后的一次性举措，而非政策转向。”
BBC认为，《阿嬷》“无心插柳”，意外点燃了新加坡长期推行华语、限制方言的语言政策争议，同时也掀起了一场关于“抢救方言”的空前讨论。
“方言对我来说更多是关于家庭，而非经济利益。”在新加坡经营方言教育学院的李庆耀近日在接受《海峡时报》节目采访时，如此阐述方言在他心中的意义。
在长辈影响下，李庆耀熟练掌握潮州话、闽南话和广东话，多年来致力于新加坡方言教育。在他看来，“华语能让你与整个中国建立联系，但说方言则是你连接自己家族根源的方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Lee Cher Leng也表示，“方言一直是新加坡华人的根。相比之下，我会说，华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叠加上去’的语言，是我们在学校学来的。”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么一部小成本电影，居然能引出这么有份量的议题。”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当《阿嬷》最初仅以华语版本上映时，引发了新加坡民众和本地电影行业的强烈不满。
有人在《联合早报》的Facebook愤怒留言，“何苦为难老人？我们只不过想看一场戏。”
在Reddit的热帖中，也不乏质疑声：“这部电影的核心，就在于讲述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依然坚守自身文化、不忘故土。给这部电影配音，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选择。”
还有人公开质疑，“我们大量引进放映韩国、日本、法国影片，难道有整整一代人因此改说韩语或法语吗？认为一部潮汕话电影就会让新加坡人舍弃华语，这种想法纯粹是不动脑子、机械盲从规定。”
“电影院可以放映泰米尔语、印地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电影及其他外语，唯独中文方言却不行。”
最初的八场潮州话特别场，吴思琳抢到了其中一场的门票。
作为一名潮汕人，她在电影中最受触动的一幕，是一个她再熟悉不过的仪式——潮州话称之为“出花园”。那是她15岁时，父母依照传统为她准备的成年礼。
银幕上的场景，几乎是当年自己的翻版。然而，去年她的外甥女年满15岁时，这个仪式已经没有了。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会讲方言了，”吴思琳说，“我觉得是时候重新检视这项政策。如果政府真心想保留我们的一些文化，那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让这场讨论真正发酵的，是一封来自新加坡电影界顶层的联名信。知名导演邱金海与梁智强通过《海峡时报》公开喊话，批评现行的电影方言政策落后，不利于本土电影行业发展。
“如今，放映方言电影与放映法语或马来语电影并无不同。方言电影在家庭媒体和流媒体平台上早已不是问题，甚至在飞机上也已普遍接受，那么电影院为何还要继续承受这一过时政策带来的负担呢？”
信中公开呼吁，“考虑到电影院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市场中吸引观众的难度，政府应考虑一切可能的途径，为本地运营商和发行商减轻负担。”
两人还进一步发问：“如果要证明‘讲华语运动’的成功，有什么比彻底放宽这条规定更好的方式呢？……这样做，也可以展现新加坡华人在处理文化多样性问题上，已经非常成熟。”
接下来的一周，声援浪潮从影坛蔓延至政坛。继多名新加坡导演加入讨论后，在野党工人党议员陈立峰也在脸书公开表态，称方言是“我们祖辈旅程、习俗与身份的有机、鲜活载体”。
工人党票仓后港区以潮州人居多。陈立峰在脸书发文指出，他坚信方言跟传统习俗一样，是本地华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张文杰也在社媒发文称，“讲华语运动”推行以来，方言家庭比率已大幅下降，方言“不会对华语构成威胁”。
他质疑，地铁站已增设福建话和潮州话的安全广播，政府也制作了方言版宣传视频，新加坡人不应出国才能观看原汁原味的方言电影。
这场讨论的热度仍在攀升。已有两名新加坡国会议员表示，已向当局询问能否让电影以原方言版本放映。
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蔡引舟在社交媒体透露，将在7月7日国会复会时向部长提出相关提问。他希望了解MDDI做出这项决定的具体考量，以及IMDA在未来评估中会否更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
《海峡时报》的评论文则更为直接：新加坡，你要自信。
文章指出，“从双语到多语自信，《阿嬷》引发的争议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继续投入母语教育的同时，承认方言和传承语言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值得拥有更显著的位置。一部电影，重新打开了新加坡一个根本性的政策议题。”
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Luke Lu同样认为，《阿嬷》的商业上映，“其意义已远不止一部华语电影本身。”
“我们早就应该审视这些政策了。”他直言，当初推广华语是为了改善沟通、帮助多元华人方言群体实现社会凝聚，但今天的现实已截然不同。
“必须从语言学角度强调，没有任何实证证据表明接触汉语方言会妨碍一个人学习华语。任何持相反观点的说法都是出于意识形态信念，而非实际的语言学研究。”
Luke Lu进一步指出，对当今的新加坡年轻人而言，英语更可能干扰他们的华语学习，而非方言。方言在新加坡实际上属于“濒危语言”，且这一趋势已不可逆转。
相反，允许公众消费方言文化产品，“很可能有助于提升和加深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这也完全符合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和“讲华语运动”推广中华文化的目标，“尤其是当华人社群真正的文化遗产，与来自中国南方祖辈们多元的语言和族群习俗息息相关之时。”
Luke Lu在评论中还揭示了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现实：对今天许多新加坡年轻人来说，潮州话听起来已经和韩语一样陌生。然而，“我们却面临一个荒谬的局面：K-pop（韩国流行音乐）可以在本地中文电台播放，而粤语流行歌却仍受到限制”。
Luke Lu透露，他在采访华人社群知名人士的研究中发现，许多人仍然认为“讲华语运动”过于极端。
他认为，“放弃方言是他们在建国名义下做出的牺牲。允许方言在公共媒体中更自由地使用这一小步，将大大有助于弥合这些创伤，让年长者重新与一种他们曾经自由使用的语言建立联系。”
但他也强调，这“并不是在呼吁推广方言或将方言引入新加坡公共教育体系，而是主张不再将方言视为需要特别审批的对象”，将这些语言与韩语等其他外语放在同等地位上对待。
Tan Ying Ying在CNA的社评中写道，围绕《阿嬷》的热潮，还包含着“对一种濒危语言的哀悼”。在她看来，新加坡方言政策所折射出的，其实是“过去某种焦虑的幽灵”。
“1979年限制方言的那些理由，已经不再适用于2026年的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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