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文/林晓筱
原刊于《书城》2026年6月号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1873—1939）的《英国小说：从起源到约瑟夫·康拉德》（The English Novel: From The Earliest Days To the Death Of Joseph Conrad，陈海晖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以下简称《英国小说》）最初出版于一九二九年，属于作家暮年之作。在这个阶段，福特的著作多半是对自己文学生涯和创作经验的总结。该书围绕小说的发展，从古希腊写到二十世纪，内容涵盖小说与道德、小说与读者阶层的接受、小说与真实等话题，其中也包含福特本人的写作观念。
《英国小说：从起源
到约瑟夫·康拉德》
[英]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著
陈海晖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
福特认为自己的创作既是“印象式的”，又是“历史性的”。他和当时许多英国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关注“瞬间的印象”。同时，他的创作又喜欢采取“三部曲”“四部曲”等长篇叙事模式，他认为这种模式能让小说家获得足以比肩历史学家的地位。
“印象”与“历史”，这两种特质放在小说创作层面来看，关乎“事实”在时间切片上的呈现方式，这是他那一代小说家站在小说发展的十字路口都须面对的问题。然而，福特集这种显然矛盾的态度于一体去呈现小说的发展史，难免会让人质疑其批评的立场和方法。《英国小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既不是严肃的文学史著作，也非随笔性的创作谈。其雄心勃勃的副标题标记出“从起源到约瑟夫·康拉德”的时间段，让整本书反倒像是将漫长的“历史”呈现为“印象”式的主观感受，好像有些不伦不类。福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这本书又具有怎样的价值？
缘 起
福特自述这本书写于“一九二七年七月至八月”间，写作地点分别在“纽约、帕维亚号轮船、马赛港及其周边地区”，也就是说，此书是在长途旅行的颠簸中写成的。全书并不长，中文版除去附录总共不到一百页。即便在如此短的篇幅里，也存在多处认识偏差和疏漏。比如，作者认为诗人威廉·布莱克是一位小说家；亨利·沃恩与托马斯·沃恩的生卒年份对不上；龚古尔兄弟（the Goncourts）被误写成古尔蒙兄弟（the Gourmonts）。此外，论及英国小说发展，他提到了大量国外作家，竟然忽视了简·奥斯丁，这一点多少让人觉得不解和遗憾。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本书更像是一份草稿，或者一本宏大论著的序言或提要。尽管福特声称他曾在“一九二九年最后四天和一九三〇年的头两天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但这番修改依旧未能核准那些细节。研究者解释福特出版此书的目的，多半认为是出于名声和生计考虑，这固然是我们以下要理解此书出版的重要方面，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或许这就是他有意保留“印象感”的写作，情况又会如何呢？
称之为“印象感”，首先是因为本书所收文章是他在美国各处演讲的讲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福特已创作出了包括《好兵》（The Good Soldier）、《队列之末》（Parade’s End）在内的经典之作，其间，还与维奥莱特·亨特（Violet Hunter）创办了《英语评论》（English Review），并在庞德的帮助下创立了《跨大西洋评论》（Transatlantic Review）——这两份“小杂志”成了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驿站。福特招待过庞德、艾略特、乔伊斯等外国作家，在信息尚不发达的年代，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版图是在这两个驿站里绘制的。同时，这两座驿站不仅派送新人，还邀约前辈。福特打通了文学的代际隔阂，亨利·詹姆斯、托马斯·哈代等人与诸多现代小说家在这两座“文字共和国”中比邻而居。
文学创作和文坛活动理应给彼时年过五十的福特带来足够显赫的名声，但他的私生活，尤其是几次在婚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草率与鲁莽，使得维多利亚时代遗风尚存的伦敦文学圈对他的人品产生了巨大质疑，其恶名从舰队街蔓延至整个文学界。福特曾试图通过大量的创作来为自己挽回声誉，但效果适得其反——写得越多，斥责声越响。根据福特的传记作家弗兰科·麦沙尼（Frank MacShane）介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福特的小说在英国本土要么直接被拒，要么卡在出版环节。总之，他在英国的发展前景一片惨淡。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1873—1939）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传来了好消息，福特的小说居然在大洋彼岸卖出了四千多份（Frank MacShane，The Life and Work of Ford Madox Ford，1965），这样的出版成绩不仅缓解了他的经济压力，更让他感受到去彼岸发展的召唤。许多美国读者还慕名前来拜访，其中就有一个叫詹姆斯·庞德（James Pond）的人。此人是一个演讲经纪人，专门介绍欧洲的有识之士前往美国演讲，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邀请福特前往美国进行为期十周的系列演讲，内容由福特自行决定。福特欣然应邀，于同年十月前往美国。提起美国，福特在《英国小说》前言中指出，即便那里没有他的追随者，但这个国家的读者对“任何艺术或工艺的技术层面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或许在他心中，于陌生之地展开小说的探讨，更能在比较安全、安心的环境下梳理自己的事业。离去有时也意味着抵达。因此，书稿中的“印象感”，可看作是来自福特散落在人生各个阶段的残影的聚合，来自旅人向陌生人展开的朝向“小说”这个心灵故乡的望乡故事。
康拉德与“印象”
故乡也包含着故人。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福特决定将这些讲稿集结成书。成书的念头与约瑟夫·康拉德有关。彼时康拉德已去世四年，他的手稿整理者乔治·基丁（George Keating）向福特展示了小说《诺斯特罗莫》（Nostromo）的部分内容。福特看完手稿后，在给友人的信中直言“念及旧情，为之一颤”，并在同一封信中说，他决定“在船上写一部英国小说简史”（Max Saunders，Ford Madox Ford: A Dual Life, vol.2，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福特与康拉德初识于一八九八年，机缘源自福特当时正在研究的“阿伦·史密斯海盗案”。他原本打算根据这个案件的轶事写成一部小说。在一次聚会中，他向D. H.劳伦斯的文学经纪人爱德华·加内特（Edward William Garnett）讲述了其中内容，加内特由海盗主题联想到了康拉德，于是撮合福特与康拉德见面。
两人见面时，彼此都还未写出真正的经典之作。康拉德于一八七八年抵达英国，在英国已出版了包括《阿尔迈耶的愚蠢》《“水仙号”上的黑水手》等小说。而在福特名下，真正出版过的作品只有一部儿童故事集、两部小说和一本诗集，而使他崭露头角的是他为外祖父写的一本传记（其外祖父福特·马多克斯·布朗是著名画家，被称为拉斐尔前派的导师）。康拉德比福特年长十七岁，但这并非文青向前辈学习的故事。他们彼此心里都清楚，谁也不比谁更有资格教授小说创作的经验。不过，两人还是弄出了很大动静，居然提出要共同写作小说。放眼现代主义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史，作家合创小说的模式实属罕见。他们的想法传开后，作家朋友圈里一片哗然。亨利·詹姆斯直言这是“一场在早餐时讲述的噩梦”，这位大师意识到，做梦人和述梦人的彼此分离，会让一切梦境沦为噩梦。
事实证明，他们的合作超出了幻梦的边界，自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九年，两人总共合作完成了三部作品：《继承者》（The Inheritors，1901）、《浪漫》（Romance，1903）和《罪之本质》（The Nature of a Crime，1909）。写作过程中，双方的确发生了许多摩擦，但可以确定的是，福特和康拉德都在合作中建构出了清晰的身份和共同的创作理念，这也是福特在《英国小说》中展现出的重要一面。
康拉德与福特合著的
《罪之本质》
伦敦达克沃斯公司
1924年版
身份对于两人来说是不同的两个课题。福特的研究者和传记作家在论及他的生平时，感觉最为棘手的问题莫过于他虚构的人格。在这位希望以“业余爱好者”被人接受的作家心中，他理想的状态是被当成一个从容不迫、身兼多种才艺且能游刃有余地驾驭各项技艺的绅士。他说：“中世纪的人们常说，一个真正合格的人，须写过一本书、建过一座屋、栽过一棵树、养过一个孩子。”于是，在初登文坛之际，福特就为自己开出了一系列身份标签：拉斐尔前派的后代、杂志创办者、音乐评论家、诗人、批评家、小说家，甚至是醉心于园艺和耕作的园丁。若考虑到他是一个甚至都会更改姓氏的人，此举也就小巫见大巫了。好在福特极为勤勉，任何身份他都尝试过。康拉德的出现，让他开始专心、严肃地思考小说家这一身份。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喜欢漫谈之人。他在聚会中引人注目的讲述，在亨利·詹姆斯眼中便像是一只只“松垮臃肿的怪兽”（baggy monsters），一旦落在笔端往往会变成离题的琐碎之章，这也是他的小说容易遭人诟病的地方。福特坦言，在与康拉德合作的过程中，他主要负责对词语的掌握，“但康拉德对于小说的整体架构——即如何构建故事，让它的吸引力持续增强，直至最后一个词——无疑拥有极为高超的驾驭能力”。换言之，是康拉德让福特学会了收拢诸多身份，并形塑小说写作中的向心力。同样，在小说家威尔斯眼中，康拉德在与福特的合作中也获益良多。“福特极大地帮助康拉德完成了自身和语言风格的‘英国化’，为他照亮了英国文坛的诸多方面……就用词的准确性与写作的完美性，康拉德与福特进行了无尽的探讨。”
一个通过整合小说创作经验，重塑小说家的身份；另一个通过打磨语言，认同书写中的英国性。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两人有关小说的架构和词语的探讨，最终形成了所谓“印象主义小说”的理论构建。两人均认为，他们必须如同画家一般，呈现事件表层的诸多侧面。写作无疑是一种模仿感知的行为，笔下人物的最终走向，往往与最终揭示的深层真相不符乃至相悖。相比于记忆的连贯性，对于瞬间碎片的捕捉更为重要。
《黑暗的心》
[英] 约瑟夫·康拉德 著
黄雨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版
多年以后，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借助马洛之口说出：“某一事件的意义并不像果核那样藏于内部，而是包裹在故事之外，让那故事像灼热的光放出雾气一样显示出它的含义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无疑是在对这一理论作最好的注释。而在福特的回忆里：“我们一致认为，一部小说所能产生的总体效果，须与生活本身与人类所产生的总体效果相同。因此，小说绝不能是单纯的叙述或报道……我们意识到，生活本身并不会叙述，而是将印象烙印在我们的大脑中。同样，如果我们希望在你们身上营造‘生活感’，就不能进行叙事，而必须呈现印象……我们还认为，艺术的全部要义在于选择。”如果说这种“印象主义小说”有最终奥义的话，那么福特认为它就是：“首要之务在于让你看见。”
因此，《英国小说》的“印象感”亦出自他与康拉德共同创作小说的经验。其内在的布局与主题的选择，基于福特有关印象主义小说的“选择”理念，目的在于让人“看见”有关小说的论述。该书的写作视角极为丰富，不仅涵盖了读者、作者等绕不开的内容，还加入了福特根据自身经验对媒介和社会语境等多种要素的考察。将如此多的角度浓缩在一本小册子之中，它所要采取的论述方法也必然只能是一种“印象式”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妨也可以把这本书当成一本印象式的“小说面面观”。
事实上，福特在《英国小说》的开篇就强调了这本书的基调。他向读者勾勒出这样一个场景：他在田地里观看一位画家作画，平视望去，田野一片漆黑，随后画家领他登山远眺，田野随即变换了色彩。在福特看来，观看角度的变化虽不会对画家的构图产生影响，但视角的不同，会让事物呈现出别样的颜色。即便颜色会随着角度和时间的不同继续变化下去，但它给观察者带来的体验却弥足珍贵。他这么说，无疑在强调印象主义的视角，其意图在于把英国小说的发展切割成几个印象式的主题，并在主题和主题之间建构串联的脉络。《英国小说》既是小说发展史的整体印象，也是小说各个要素的印象发展的呈现。
小说的踪迹
福特切入整本书的立场是清晰的，他指出：“人必须生活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必须坦然面对这个时代的种种情况。”再明确一点说，所谓“这个时代的种种情况”，实际上是福特作为文学从业者所感受到的小说的具体情况。作为创办过两份杂志的主编，福特认为小说在发展过程中无法摆脱媒介的影响。在他看来，小说最初在如普鲁塔克、马可·奥勒留、李维、西塞罗等作家笔下，更像是一种为伟人立传式的写作，旨在给当时的民众树立一种文化培养模式，其媒介作用折射出的是小说的宣导功能。而进入中世纪之后，尤其是在世俗生活和神圣生活逐渐分野之后，福特清晰地观察到，小说原有的功能开始向诗歌转化，并带有社会阶层的属性：“‘传奇故事’（Romaunts或Romances）是供中世纪的贵族和神职人员个人阅读的，而较短的民谣、维拉莱（virelais，一种法国抒情诗）、歌谣之类的作品，由于阅读起来不那么令人疲惫，则是面向广大普通听众的。”
这样的观点本身并不足以为奇。但关键在于，福特眼中的媒介问题不仅包括体裁问题，更强调感官的接受，“广大普通听众”依照诗歌特有的押韵和节奏，在较短的时间里依靠“听觉”体验文学的模式，与教会垄断拉丁文所建立的长时间“阅读”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基于“印象观”所得出的结论，若放在文化史中进行考察，则会引出文学之于社会阶层形塑的不同结论，但福特显然并不想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他真正关心的问题在于，无论何种阶层采取何种体裁，也无论感官接受上如何不同，将两个阶层放在小说演变之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不同阶层的人都在借用小说乃至各类文学形式进行超越个体体验的训诫。在神圣生活中，这种训诫是教义的宣讲，而在世俗生活中，它就是市民生活的道德。
当福特不得不面对莎士比亚这座巨峰时，他兀然提出一个有趣的说法：“实际上，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为朗诵而创作的小说。”乍看之下这个观点不太好理解，这么说无疑是忽略了莎士比亚作为戏剧家的崇高地位。但仔细琢磨福特的论述，其实这是在解答一个在他看来比研究莎翁笔下“黑夫人”“十四行诗创作动机问题”等一般文学史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莎士比亚从不校对自己作品的校样？”
且不论福特是如何得出莎翁“不校对”的结论，关键在于：福特所说的“莎士比亚作品”（校样），指的不是我们看到的对开本所呈现的“戏剧文本”，更多是指演出时用的“台本”。福特认为，它抹去了莎剧的“文学纯洁性”。这种“纯洁性”便是基于文字描写的优雅风格，而当文字所描绘的内容被搬上舞台，以可视的道具、布景等手段被展现给观众时，基于书写的文字也就褪去了原有的样貌：“有了真实的城堡、水泵以及其他的一切，莎士比亚所有的描写都变成了令人无法忍受的赘述，还让说出那些话的人物显得格外不真实。因为正常人在仰望夜空时，不会说什么‘灿烂金辉的锈迹’，而是会说‘看那些星星’……”通过人为区分莎士比亚的剧作家和有声小说家的身份，福特意在强调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伴随着印刷术和文法教育的普及，首先在乔叟身上彰显出来，因此，《坎特伯雷故事集》在福特眼中不出意外地也脱离了其诗歌史的地位，而成了真正意义上受惠于印刷术的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作品，从而与斯宾塞的《仙后》等依靠诗歌的“听觉性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当读者改变了小说的接受模式，将阅读纳入接受小说的通行模式之后，小说中的个体性生活经验逐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英雄、使徒、道德楷模和《圣经》典故里的传奇人物让位于日常生活中的人物，世俗生活中的神明悄然降临在小说的国度之中，因此，《堂吉诃德》无疑成了这方面的典范。福特说：“当堂吉诃德擦掉和蔼平静的脸上的凝乳时，与他周围那些骗子和粗俗的农民（那些猫和猴子！）相比，他简直如同神明一般。”所谓的凝乳，大体上指的是愁容骑士脸上沾染的道德假面。若对这样的观点加以延伸，便不难发现后世伊恩·瓦特等人在小说中发现的“近代主体”的崛起轨迹，也可从中看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与小说发展之间的联系。只不过，福特几乎是凭直觉，印象式地觉察到了其中的关联。
然而，在福特看来，小说在依托媒介和阅读行为的改变进入世俗王国之后，其实并没有完全改变自古以来它所承担的道德使命。这种局面直到十八世纪才迎来了改变。在他眼中，《天路历程》虽然依旧保留了较强的道德说教色彩，但作者班扬已觉察到“灌输一种教义并使其深入读者的脑海和骨髓的最佳方式，是让读者仿佛亲身置于某些场景之中，对这些场景的思考会在他们心中引发某些道德的或实际的想法”。于是，小说的“逼真性”问题降临了。
通过福特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所谓“逼真性”意味着小说写作者作为世俗生活构建者的使命的觉醒，小说也在这个意义上，从对寓言和教义的辅助式涂抹，正式进入了对具体可感的现实的呈现。经过丹尼尔·笛福等人的努力，人们推开了十九世纪小说繁荣景象的大门。福特回望着这个并不久远、依旧存有余温的时代，其叙述中包含难得的细致分析。面对纷繁复杂的小说发展的新局面，福特将当时的小说分为三类：一类是逃避日常世界的文学作品，另一类是得益于印刷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通俗小说”，最后一类则是被他毫不含糊地冠之以“现代”之名的现代小说。
“现代小说”在福特笔下呈现出两个彼此相关的重要特质：超然性和事件性。福特认为，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受到了法国小说尤其是司汤达和福楼拜的影响。在这两人身上，人们会发现：“赋予小说人物的台词，不必被认为是作者个人观点的表达。从那时起，人们突然意识到，小说本身就能够被视为一种进行深刻严肃且多方面讨论的手段，因此也是一种对人性进行深刻严肃探究的媒介。小说真正找到了自身的价值。”由此，小说家自身也从道德说教、寓言写作乃至市场主导的写作预期管理中松绑出来，专注于小说写作艺术的探索。这种解脱同时也带来了小说呈现内容的巨大变化：“小说的故事应该是关于一个‘事件’的历史，而不是讲述一个中心人物和他身边的女性在一段时间内的经历，直到小说以婚姻的美满结局或死亡的悲惨结局收尾。”后一种方式恰恰是传统小说或者商业小说的固有模式。
正是现代小说让作者从连贯叙事的模式中脱身而出，达到一种“超然”的状态，于是日常生活中独特的“事件”才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为了说明这一点，福特以自己主办杂志的经验为例说明：“新闻界最显著的一个事实是，即使最著名的编辑突然去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的报纸仍会平静地运营……”也就是说，“超然”的写作者必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从完整叙事切分出来的“事件”之中，从而通过某个瞬间，凸显人物最真实的一面。这一观点的内在精神是与弗吉尼亚·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等现代作家的小说观相通的，当然也与他昔日的好友约瑟夫·康拉德相通。
纵观整本著作，《英国小说》尽管内容松散，但其内里却暗含着一整套逻辑，之所以读起来不连贯，其原因还在于福特所要涵盖的内容仍然过于宽泛，超出了仅仅用“印象式”的写作所能概括的内容。从体裁到媒介，再到社会阶层，最终落在现代小说创作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上——这个跨度的确过于庞大，就如同他在开篇所描绘的画家作画的场景一样，他在这本书中带领读者走上了山峰。站在一座座由小说发展史上的大师所组成的山峰上，福特真正呈现的不是小说发展的未来，而是它的来路。
这一点，可以从整本书的目录编排上看出。全书除第一章之外，其余各章标题均以“走向”（原文为Towards）这个动词开头。这表明福特写作这本书并非为了抵达某处，而是为了勾勒发展轨迹，其位置类似他在往返于欧美的航船上的位置。《英国小说》中的观点，犹如海上的波浪，向前涌动的同时也在不断回撤，从而形成一个个旋涡，读者看到的是福特在旋涡中呈现的一个个有关小说面相的“印象”。当他确立副标题“从起源到约瑟夫·康拉德”的时候，不仅在表达对于昔日与他一起探讨小说艺术、合作创作小说的这位忘年交的缅怀，也寄托了人生暮年之际，于奔波之中对自己往昔的文学生涯的怀念。
《英国小说》出版后，福特在《重返昨日》那本更为成熟的论著中，再度提起小说创作，思绪又回到了康拉德以及两人的“印象”之说，只不过这一次，旋涡汇聚成了一股水流。提起自己与康拉德的交往，他这样写道：“两条如此皎洁的银色溪流一旦交汇，两岸便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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