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苏轼蜀学取代程朱理学成为主流，宋儒能不能完成现代化｜文史宴|儒家|孔子|朱熹|理学|程朱|苏轼

因为微信推荐机制的更改

如果您喜欢敝号

请进入敝号页面点亮“星标”

这样不会错过好文推荐

文/桓大司马

大司马听说《十字军之王3》是一款想象力极其丰富的游戏，可以玩出无数新奇的历史模拟来，于是前段时间就设想了一个历史实验，看能不能在游戏里践行出来，实验设想如下：

选择1066年的苏轼，在道学内部创建一个蜀学派系，与历史上的蜀学信条相似，与程朱理学的区别在三点：

一是宇宙观上认为人不能完全认知宇宙，给神秘力量“水”留出空间，避免了理学家自认为掌握天理从而审判众生的狂妄，也避免了理学家把社会生活全面伦理化的僵化，更避免了其中把忠君作为天理的政治伦理塌方。

二是方法论上主张兼采佛、道与百家教义，注重对新思想的吸纳和转化，给儒教与时俱进提供了空间。不过，这一点也有一些风险，因为孔孟二人的元意是中国古代的天花板，兼采其他道、法、墨的垃圾实际上拉低了儒家的下限，但理学本身也兼采道、法、墨乃至佛教，两者在拉低下限方面是不相上下的，蜀学好歹没有理学僵化。

三是社会哲学上，主张社会各阶层贯彻其“志”，各司其职，鼓励专业主义。这样避免了像理学那样对全社会都用一套标准要求，让全社会都去做道德家，一方面唱高调让社会陷入虚伪，一方面也给皇帝提供了社会标准化的抓手，可以让皇帝把科举与理学结合起来，从物质和心理上驯化全社会。

此外，为了加强教派的组织度和对朝廷的制衡，大司马还增加了一些加强蜀学教主权威的教义，这个跟苏轼的想法不太一样，但如果蜀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有可能朝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大司马设计的蜀学是苏轼基础上的2.0版。

创建蜀学之后，利用苏轼在官场和学术界的人脉，转化官员和乡绅成为蜀学信徒，苏轼自己当教主且传给认可的人，同时在辽国和西夏传教，建立域外据点，掌握一定军事实力以对抗皇帝的镇压，最终蜀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教主与皇帝抗衡，彻底解决中式皇权政教合一、极度集权的痼疾。

这个做法在历史上不是没有根据的。孔子晚年本有意传教主之位给颜回，但可惜颜回早死，其他弟子彼此不服，于是“儒分为八”，儒教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教团，只能分散给各国效力，最终被政治权力消融。如果颜回能够统帅独立的教团，由于儒教基本垄断了教育，哪国国君想用人才都得看教主的脸色，那样儒教就有点中世纪天主教与神罗皇帝和各国国王抗衡的意思了，可惜中国历史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

模拟进程如下：

1066年，苏轼以眉州刺史开局。

1071年，苏轼升任惠循节度使。这是游戏失真之处，宋代节度使早已没有实权，地方上治政以主管财政的转运使最为重要，此外提点刑狱公事、提举常平公事、安抚使分管司法、农业、军事，四者都不是完全的地方首脑，游戏机制应该设计为四者并行，各管一摊且在职权交叉处互相扯皮、降低效率的玩法，可惜哪怕是P社对唐宋之变也不够了解或者制作上有心无力。

1080年前后，苏家因苏轼担任节度使，苏辙担任广德刺史，出了两个高官，苏轼、苏辙的几个儿子又都通过了童子试，家族未来前景不过，在宋朝各家族的排行从140位跃升到了30位，P社对官本位思维模拟得还是不错的。

1087年，苏家因为苏轼的贤能达到四品，声望暴增，成为宋朝排行前五名的“豪族”。到了宋朝还玩九品中正制，也是游戏设置不合理的地方。中唐以后，基于社会声望的清流、浊流之别，逐渐被朝廷转化为基于政治的正途、杂途之别（以是否科举出身为标准），九品中正制的社会评判已经完全被科举成绩取代，不会有贤能几品的观念了。

1090年，苏轼升任福建观察使。P社的宋朝官职继续混乱，大家姑且对应南宋为应对危局为设的制置使吧。

1098年，苏轼当到中央高官吏部尚书。便利是可以花费更少的影响力，提升家族成员的仕途前景。

1103年，苏轼升任御史大夫。宋朝御史大夫成了虚衔，实权掌握在御史中丞手里，但P社还是让御史大夫充当唐代的角色，可以视为宰相，当上御史大夫弥补了历史上苏轼没有当成宰相的缺憾。不过御史大夫的给玩家的便利是探寻别人的阴私来要挟，还不如吏部尚书给家人谋官的便利，反而更不好用了。

1107年，苏轼积累够8000虔诚度，创立蜀学。

与道学相比，教义有以下调整：

三大核心教义中修改了两个。

一是把格致改成了团体身份，在华夏文明内部对其他教派（主要是佛教、道教、巫教）传教速度大幅上升，本来华夏各教就是互渗的，等于是把理学改宽容了。孔子虽然也鼓励“多闻”，但并没有提出朱熹那种通过日常事务来归纳天理的玩法，孔子对巫术也远比朱熹宽容，甚至自己也使用过巫术，所以这个修改更符合孔子的元意。

二是把仁政改成了共融圣事，因为儒家主张的是小政府，小政府本身就是仁政，把政府搞大再行仁政多此一举，所以改掉。共融圣事的意思是教主有权赦免罪人、进行绝罚，还可以卖赎罪券，其实就是天主教教皇那一套，是抗衡皇权、提升本教组织度的利器。孔子如果能够传位颜回，儒教教团化，是有可能发展到这条路上的。

第三个核心教义孝道其实作用不大，但这是儒教的根本，儒教的一切伦理都是以血缘之爱为依据，而且早期儒教的孝悌也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父兄为大，本身与现代伦理也不冲突，所以不能改也不必改。这条教义的好处是天然提升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家族会更和睦一些，减少父子成仇的情况（游戏里其他文明这种情况多）。

六条主要教义改了三个。

性别观点从男性主导改为男女平等，不是为了政治正确，而是为了家族有更多当官机会，果然一改，家里的女孩也能赴童子试了，明显提升了家族威望。这个虽然不能说是孔子元意，但是儒教也没有明确反对这一点，随着社会发展，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圣职专权传统从平信徒神职人员改成神权制，有专门的祭司，不是人人都能当蜀学的祭司，这样的话杜绝了高官显贵通过社会能量来自称蜀学祭司的路，也阻止了皇帝自称圣贤的路，增强了蜀学的独立性。

相应的，信仰领袖从无变成属灵，就是有一位神权领袖，可以跟皇帝抗衡，避免皇帝实现“皇帝＋教主”身份叠加。当年孔子如果后继有人传给颜回，儒家就会是一个宗教社团，所以这两条也是历史可能出现的。

其他教义方面的修改有：

对巫术的态度从罪行变为接纳。儒家不可以忘本，不可以忘却自己的巫术本源嘛，而且，对巫术的接纳可以减缓政治对社会的接管，日本古代无论学儒学、佛学都全部巫术化，使政治集权进展很慢，是好事，而且接纳巫术也能为蜀学吸引大量信巫术的人才。从历史的角度说，蜀地巫鬼之风很盛，苏轼对巫术也有一定接受度，对祈雨、解梦都不排斥，也是有历史依据的。

神职的性别限制从仅男性改为性别不限，主要目的不是政治正确，而是想把苏家几十个女儿、孙女、外孙女利用起来。前文已提到，这一条在儒教也不是没有可能出现的。

神职人员的任命从世俗，可以剥夺改为属灵，可以剥夺。皇帝不能判断你配不配当儒生，只有教主可以，这样教主就可以抗衡皇帝。也就是说，儒教共同体而非皇帝确定儒生的前途，这是无论理学、蜀学都想要的，只不过历史上做不到，所以这一条也符合历史。

创教七年之后，1114年，苏轼病故，享年77岁，比历史上多活了13年，最终数值和属性如下。擅长的外交和学识都比出道时翻了两倍有多，学识技能点满，外交中宗族重心点满。

苏轼死后，由长子陈许节度使苏迈继承。

现在问题来了，大司马想得挺好，但是游戏机制不支持。千辛万苦创立了蜀学，结果儒教的几个圣地都不在控制之中，连信仰领袖都无法创建。苏轼创建蜀学时当京官而非地方的观察使、节度使，只能要求苏家子女和宾客改宗，没法令下面的州县改宗。另外，苏轼的儿子中有四个节度使和一个刺史（苏迨的亳州刺史官职没显示），全部改宗之后，也没有带动领地的改宗。孙女虽然有两个嫁到辽、夏的，也无法要求姑爷改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