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出生于山阴的名门望族,为官宦之家,其高祖张天复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曾祖张元汴更是隆庆五年状元,祖父张汝霖乃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张岱的生活十分优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余生钟鼎家,向不知稼穑”。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根本不知农事。又说自己:米在囷廪中,百口从我食,婢仆数十人,殷情伺我侧。
传世名篇《湖心亭看雪》写于崇祯五年(1633),短短不足200字,有空灵晶莹之气,但寻其笔墨之时,却又一无所有。
雪中痴相公,吾道不孤。
这样的经历其实是张岱生活中的常态。
一次张岱年少时曾夜游庞公池:为了赏月景,张岱泛船游庞公池,深夜悄冥,不见灯火,张岱在船中铺好凉席,斜卧在小船里赏月,时间一长便起了睡意,半梦半醒中,隐约听着船头的童子唱歌,声渐远,醉与梦相杂,月影渐淡,嗒然睡去,到最后,连童子也呵欠连天,歪斜着睡去,这一晚夜游的经历,平淡无奇,张岱只是在这次游记的最后写道:不晓世间何物谓之忧愁。
天启七年,31岁的张岱到绍兴,恰逢十五,想要去会稽山香炉峰赏夕阳,去后不想归,继续赏月,好友见他未归,担心山中老虎,就约了一群人来接应他,漫山呼喊。第二天,城里竟然传言昨日山上出现了大批盗贼。而张岱写道:胜期难再得,纵遇虎,亦命也。
即便有老虎,也阻挡不了赏月。
但这一切终究成为梦幻。
在他48岁那一年,即1644年,明朝灭亡了。
明亡前,他是官宦之家浪迹世间的翩翩公子,不知人间疾苦;明亡后,他是浪迹山中无人识得的落魄隐士。
然而当亡国之时,他已经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他躲在山中,披头散发,像野人一样生活,老朋友看见他都吓一跳,害怕得如同毒药猛兽一般,不敢接近。
这个时候无疑是痛苦的。作为百姓,给谁交粮都是交,埋头种好自己的地就行了。但读书人不一样,他需要对自我的说服。
为明朝殉国的士大夫并不乏见,上至大学士范景文、尚书倪元璐,下至普通士子。倪元璐殉国时说:“天下事非一人所为,以待能者。”也就是说,天下事到如今已经不是我一人能改变的了,我只能以身殉国,后面的事就让后面的人来做吧。
张岱必须要说服自己活下去。
所以他说:“殉节为易,守节为难。”也就是说在清军平定天下以后,遗民依旧保持气节,比在国亡时殉国更难。因为殉国是那一刻短暂的决定,而保持遗民气节则需要用漫长的余生来坚持。他又说“能不死,而更欲出于不能死之上”,“吾辈身任绝学,责在万世,正不可轻视一死”。在余生之中,作出贡献远远比现在死去更重要。而许多殉国者以一死来躲避责任的行为,实为对自己所承担责任的逃避。
而张岱花费了约40年来完成《石匮书》,实现自己所说:但得留发肤,家国总勿计。
其实,持有张岱这种想法的人在明亡清初之时并不少见。
黄宗羲则对于忠君思想更是嗤之以鼻,他认为:“不在一姓是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所以,在黄宗羲这里,为大明殉国不是最高尚的,更重要的是殉国者的一生为官生涯中的功过是非,他是否尽职尽职,是否真的为百姓做出过贡献,才是根本。至于那君王,就让他消散在历史里吧!而到了晚年,张岱又是另外一幅模样,他给自己撰写墓志铭: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
此时的张岱69岁了,在那个年代已经是高寿了,他写这个墓志铭也是估计着自己时日不多,但却没想到自己活到了93岁。
他又说自己:
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这两段话,前者是鲜明的对比,后者是自我的调侃;前者是对生活真实的记录,后者无奈的调侃。
张岱直至晚年,或许终于看破,但仍无法解脱。生于明, 长于明,置身隐逸于清的统治下,将这份黍离之悲伴随至生命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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