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我们今天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普通人而言，生活仿佛按下了快进键，一切都来不及思考就已成为过去。这个“快”不是让我们越来越轻松，而是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模糊，那种莫名的茫然无处不在弥漫四方。
在视频化、碎片化的环境中，我们如何思考、如何表达、如何生存都变成了问题。特别是AI的出现，它在向我们描摹一个似曾相识的乌托邦和美丽新世界的时候，我们丝毫没有欢欣鼓舞，不期而遇的恰恰是加剧了我们的恐惧和末日感。
这时，我们可能很容易产生怀旧情绪。这个怀旧不是对熟悉的往日时光的迷恋，而是面对今日不真实生活的一种对峙和抗拒，是对有效的历史资源的重新发掘和再现。
就在这样的情势中，我读到了高渊先生的系列访谈《择一事 终一生》。
《择一事 终一生》，高渊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
这是一部名实相副的“高端访谈”。
作家高渊对施蛰存、谭其骧、钱钟书、王元化、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丰子恺、盖叫天等十三位文史、科学、艺术领域的现当代大师的系列专访，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这些大师的专业成就、历史地位和划时代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普通人的形象。
高渊抓住了“所谓大师，不过是把使命活成了日常”这一核心认知，通过精心设计的访谈提纲，和被访者一起，从另一个角度塑造了这些杰出人物的形象。
我想，高渊先生能够实现他的期许和目标，与他的视野和专业性有直接关系。他超越了通常人物访谈的浅表叙事，而是以专业对接专业、以克制尊重风骨、以格局穿越历史，通过捕捉各位大师独一无二的职业细节与治学功力，淋漓尽致地彰显了高端访谈的视野和专业性，成为当下人物访谈的优秀作品。
所谓视野，是访谈者的修养、学识、格局和对人与社会历史的深刻认知。这是高端访谈采访者的暗功夫和软实力；所谓专业性，不仅指采访者对采访对象的熟知程度，更体现在他对采访对象的深刻理解，敢于在“功课”基础上引向“真问题”，用真知灼见和被访者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
因此，它背后隐含着采访者远超预期的精心准备，在高质量的交流中碰撞出新的洞见。
《择一事 终一生》目录
面对文史学术大家施蛰存，高渊抓住治学核心细节，他不是讨论其现代文学创作成就，而是聚焦其“四窗治学”（有人说至少遗漏了“两窗”，编辑和教书），关注其终生跨界古籍、金石、翻译却从不浅尝辄止，尤其对晚年残碑考据一字不苟的学术态度和文人治学的操守和坚守。
采访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他跳出“史学泰斗”的空泛赞誉，紧扣《中国历史地图集》数十年的勘证历程，捕捉谭其骧为核实一处河道、一座古城反复比对史料、实地勘证、纠正千年谬误的细节，读懂史学家“字字有据、史无虚笔”的求真信念。
面对钱钟书、王元化两位大学者，高渊没有围绕坊间趣闻和个人光环，而是专注钱钟书学贯中西、避俗求真的治学理念，淡泊虚名和潜心治学的内心世界；写王元化则立足其独立思辨的学术品格，突出其不追随时代流潮、敢于质疑通说、秉笔直书的治学态度，精准触及其思想深度。
在对科学大师的采访中，面对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等，为国之重器敢于从零开始，敢于登攀的无畏精神，他不用悲情、也不虚张声势。采访钱学森，他没有大谈爱国情怀，而是从其归国后从零搭建中国航天学科体系、立足国家需求布局科研的专业格局。当然他也没有回避“钱学森之问”这样的尖锐话题；采访王淦昌，他关注其一生深耕核物理基础研究、隐姓埋名潜心攻关的情怀和坚守；采访邓稼先，他捕捉其扎根戈壁二十八载、直面核爆危险、以身试险的职业担当。
高渊真是读懂了科研工作的枯燥和孤勇，尊重科学规律与专业逻辑，让科学家的形象跳出“英雄符号”，回归纯粹的专业本色。
而采访艺术家丰子恺、戏曲宗师盖叫天时，高渊同样以专业眼光走进巨匠内心世界。他没有肤浅地夸赞丰子恺画作的清新治愈，而是关注其每幅作品的反复磨洗，用极简笔墨表达美育理想的创作诉求；盖叫天七十年武生生涯，不局限于舞台风采，而是深挖其一招一式的千磨万砺、拒绝舞台敷衍、坚守传统戏曲功法的艺术家操守。
跨领域的切入，充足的前置调研，是高渊采访最扎实、最硬核的专业底蕴。
在高渊的笔下，十三位领域不同、风格各异的大师，拥有了统一的精神底色：一生专注一事，求真求实、守矩有度、心怀家国。他们是现当代中国完成了历史化和经典化的人物，是彪炳史册的人物。而高渊的采访功力，正是通过捕捉日常、真实、专属的职业细节，串联起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科研工作者、艺术从业者的专业信仰，让人物采访升华为对时代专业精神的庄严致敬。
高渊通过这组大师专访的专业性给人以深刻印象：他扎实的学识，职业的敏锐以及宏大视野，以专业致敬专业、以真诚呼应真诚。高渊在证明：真正的采访专业性，不是话术和套路，不是浮夸和没有边界的拔高，而是读懂专业的敬畏心、尊重人物的边界感、洞察时代的大格局。
这份纯粹且扎实的职业素养，不仅成就了经典人物的深度访谈，更为当代人物访谈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择一事 终一生》书影
我想，可以和高渊的《择一事终一生》对读的，是《巴黎评论》中的“作家访谈”。
自1953年 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最著名的是“作家访谈”栏目。中文出版方介绍说：这个栏目是“巴黎评论”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栏目，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被认为这是“一份能够定义我们写作生命之精髓的不朽档案”。
这个“访谈”之所以能够持久，首先在于编者的认真，他们从准备到实际操作，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但并非配合作家某种新书出版，因此毫无商业气息。作家们纵谈他们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以及文坛秘闻，甚至人际关系，既松弛也自由，或专业或理论，但都妙趣横生趣味无穷。
因此，与其说我们在讨论一本杂志，毋宁说我们也在讨论一种文明。这种文明带给了文学另外一种景况。不管怎样，《巴黎评论》在世界文学界获得了崇高的信任，它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读高渊先生的这部高端访谈的感受，和读《巴黎评论》中的“作家访谈”，就大体相似到了这样的程度。
（作者为文学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来源：孟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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