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强行抓走八路军大队长的妻子和女儿，大队长愤怒反击，同样绑走了日军军官的妻儿，这场对抗如何收场？
193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定县北门外升起一缕纸钱灰。几个挑着柴草的汉子驻足，道声“甄大队长可真够狠”，随后压低嗓门继续赶路。就在他们脚下，一座无字新坟正慢慢冷却，这里埋着日军大队长龟尾的头颅。村人议论的，不仅是这方新土，更是几年前埋在心里的屈辱与怒火。
甄凤山其实并未出身“显赫”。1903年，他生在定县南关，一家人薄田几亩。1929年前后，河北闹旱灾，甄为讨口饭踏上“闯关东”的路。齐齐哈尔周边的林子里，他第一次听到“抗日”两个字，那是逃难汉对着篝火说的：“东洋鬼子来了，咱得反抗。”一句简单话，把他拉进了硝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色武装蜂起。1932年初，甄加入一支号称“打日匪”的山林队伍。头领王老大先是抗日，后又被金条收买转向伪满。甄不愿俯首，摸黑刺死一名驻守哨兵，割下军帽与肩章丢到王老大面前，只说一句：“跟鬼子混，你自己挑。”王老大没回话，营火烬了，队伍也就散了。那夜风雪很大，甄凤山独自踏着冰壳回冀中，肩上背的，是开始觉醒的抗日念头。
回乡后，他接触到地下党。1936年底，堂叔甄玉蕃把一本《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塞到他手里，嘱咐：“路子要正，心要硬。”甄就此入党。此时华北形势急转直下，卢沟桥枪声一响，日军铁甲车顺着平汉线南下。定县一带，百姓庄稼还未收，就被炮火踏成焦土。
八路军115师进入晋察冀的消息传来时，甄正带着二十来号青壮在洼地练土枪。1937年秋，他的队伍被编入晋察冀三分区。军政干校的教官讲战术，也讲政治：“枪膛要擦亮，脑子更得擦亮。”这话他记了一辈子。培训回来，他的队伍从散兵改成了连排建制，还多了一个职务——大队长。
敌后作战，硬拼没胜算，情报就成了命脉。1938年春节前，定县城里来了位号称北平女生的“张美智”。她爱穿浅色旗袍，常在茶肆里与乡绅细声交谈。甄派人连盯三日，发现她出入伪警备队。三分区保卫部门借灯会做幌子，把她请进庙里，几句话就让她露了底。行刑前，她怔怔看着油灯：“你们怎么知道？”执刑的战士回了句：“老百姓的眼睛。”短短一句，却胜过万言公文。
张美智的案子刚结，龟尾的大网便撒下来。1938年4月，甄妻王均携两个女儿回娘家，被日军在半路抓获。龟尾扬言：“交人投降，保你妻女无恙。”信一封封送进根据地，全被甄撕了。他只对参谋说：“他拿我软肋，也露了自己软肋。”
龟尾家属随军驻在保定，往返路线清清楚楚。甄挑了七人组成武工队，夜里趁暴雨潜进小站，悄无声息扣住看护班长。凌晨两点，人已押上驴车离开。天亮时，龟尾大怒，急调宪兵四处搜，却只找见一张纸条：“人换人，地选在滹沱河湾。”
交换那日，灰云低垂。河滩上两侧并排绑着人，风卷着芦苇沙沙响。甄远远看见妻子，嘴角血痕未干，小女儿却不见踪影。他喊：“把孩子交来！”龟尾冷笑，抬手指向远处废井。王均呻吟一声，泪流却无声。这场换人谈崩了，敌我双方扯断绳索，各自撤退。甄伏在河底泥沙里，握枪到手指发白。
三个月后，定县城内突然起骚动。刚过午时，南门被里应外合打开，两挺机枪对着街口扫射。甄指挥主力从粮仓屋脊跃下，冲进日军指挥部。楼梯拐角处，他与龟尾照面。龟尾拔枪未及瞄准，一匕首直入胸口。甄拔刀时低声道：“滹沱河畔，命还命。”
战斗持续不到一刻钟，城内电台被捣毁，伪县长高砚然趁乱逃往保定。当天夜里，甄仅带走弹药、粮布，第二天拂晓将城池交还地方武委。奇袭虽胜，人心却沉。他把龟尾首级草草掩埋于北门外，不让号手吹号，也不立旗帜，只嘱乡亲“莫再点香”。那年他36岁，头发已现雪色。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定县四周的碉堡依旧林立。为护住群众，晋察冀军区授予甄凤山“抗日英雄”称号，但他常说：“英雄不过是挡子弹的人。”1944年底，他被调任定县城防司令。整座城墙残缺，他仍要求部队每周巡壕，“枪口要抬得高，民房要护得住。”解放战争开场后，他把阵地交给接防部队，决意脱下军装。有人不解问他何故，他笑答：“仗打到今天，路已宽，我该让年轻人走。”
1972年，甄凤山病逝家中，乡里为他草草办了出殡。队伍里曾跟他一起撤出的老兵抬棺时，小声嘟囔：“大队长的仇早报了，可咱可别忘那口井。”旁人点头，没再言语。岁月推移，北门外那座无字坟土被青草覆盖，但在定县老人茶余的断续絮语里，那个“命还命”的夜晚仍像翻腾枪火般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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