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写出这句话的的诗人艾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他的诗句穿透战火与岁月，至今仍能叩击无数国人的心灵。
可就是这样一位被冠以“人民诗人”称号的文坛巨匠，私人感情生活却始终伴随着争议，为娶学生抛弃身怀六甲的发妻，相守16年后又倾心有夫之妇，还曾郑重说出“我从不玩弄女性”的自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1
1910年，艾青出生在浙江金华一户地主家庭，原名蒋正涵。
因为出生时母亲难产，算命先生说他“克父克母”，刚出生的他就被送到贫苦农妇“大堰河”家里寄养，直到五岁才被接回亲生父母家，却只能称呼父母为“叔叔婶婶”。
这段童年经历在他心里埋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一生都在渴望温暖与共鸣，却又总在亲密关系里带着不安与偏执。
1932年，22岁的艾青因为参加左翼美术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在狱中，他写下了那首后来震惊文坛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用滚烫的文字怀念养育自己的农妇，也奠定了自己在中国诗坛的地位。
1935年，25岁的艾青出狱，父母立刻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迎娶表妹张竹茹。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包办婚姻，张竹茹是典型的旧式女子，裹着小脚，目不识丁，一辈子的天地就是家庭与灶台。
而艾青是受过新式教育、留过洋、写过新诗的进步青年，两人从思想到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新婚之夜，艾青灌下半瓶烈酒，倒头就睡，把独守红烛的新娘晾在一边。在他心里，这场婚姻从来不是归宿，而是一套必须挣脱的封建枷锁。
婚后不到半年，艾青就以外出教书为名，离开了浙江老家，辗转来到常州武进女子师范担任国文老师。
他几乎不给家里回信，也从不主动提及家里的妻子，仿佛只要不去面对，这段婚姻就不存在。
就在这里，26岁的艾青遇见了15岁的女学生韦嫈，原名张月琴，一个灵动聪慧、热爱文学的江南少女。
讲台上的艾青才华横溢，讲台下的韦嫈满眼崇拜。
两人常常一起讨论文学，在操场的夜色里散步，艾青会解下自己的围巾披在少女肩上，给她讲外面的世界，讲诗歌与理想。
对韦嫈而言，艾青是师长，是引路人，更是能和自己灵魂共振的知己；对艾青而言，这个鲜活明亮的少女，才是他理想中爱情该有的样子。
只是彼时的韦嫈并不知道，眼前这个深情的男人，家里还有一位素未谋面的妻子。
而这段感情，很快就因为艾青被学校辞退而暂时中断。
韦嫈的父亲得知此事后，严令女儿和艾青断绝往来，两人就此断了联系。
三年后，两人在杭州意外重逢，此时的韦嫈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正准备去贵阳报考大学。失而复得的喜悦冲垮了艾青的理智，他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感情，向韦嫈坦白了爱意。
得知韦嫈要去读书，他甚至当场跪下，紧紧攥着对方的手苦苦哀求，甚至以跳江相胁：“你要是走了，我就立刻跳进江里。”
少女的心终究抵不过这样炽热的告白。韦嫈放弃了自己的大学梦，选择留在艾青身边。
而为了给这份“真爱”一个名分，艾青回了一趟老家，向已经怀有七个月身孕的张竹茹提出了离婚。
1939年，挺着大肚子的张竹茹裹着小脚，从浙江老家千里迢迢赶到桂林，想挽回自己的丈夫。
可她看到的，是艾青和韦嫈同居的小屋，以及丈夫冰冷的一句“地方太小，住不下”。她没能等到丈夫的回心转意，只能在简陋的旅馆里生下了孩子。
因为旅途劳顿加上心情郁结，孩子生下来就体弱，没出满月便夭折了。
没多久，艾青和张竹茹正式办理了离婚。
这场由父母包办的婚姻，最终以一个女人的半生悲剧和一个婴儿的夭折收场。
而艾青转身，就和18岁的韦嫈在桂林的出租屋里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两把椅子，一盏油灯，证婚人是一位跛脚的编辑诗友。
那时的他一定以为，自己终于挣脱了旧时代的牢笼，找到了真正的灵魂伴侣。
可他没有想到，16年后，同样的故事换了主角，又一次上演。
02
和韦嫈在一起的最初几年，确实是艾青人生里难得的安稳时光。
两人辗转重庆、香港，最终奔赴延安，一路风雨同舟。韦嫈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的助手与知，：她为他誊抄诗稿，打理生活，在他创作遇到瓶颈时默默陪伴，在他遭遇挫折时坚定支持。
艾青的创作也在这段时期迎来了高产期。
他用诗歌记录时代，歌颂土地与人民，笔下的文字厚重又深情。
他还亲手用胶泥给韦嫈做了浮雕头像，当作爱情的信物。
那几年里，他们先后生下了女儿艾清明、儿子艾端午，日子虽然清贫，却满是烟火气的幸福。
可再炽热的爱情，终究要落入柴米油盐的日常。
随着四个孩子接连出生，韦嫈从一个热爱文学的灵动少女，慢慢变成了终日操劳的家庭主妇。
她的手因为常年做家务变得粗糙，眼里的星光被育儿的疲惫慢慢磨平，曾经和艾青聊不完的诗歌与理想，渐渐变成了孩子的奶粉钱、家里的柴米油盐。
而艾青，始终是那个追逐诗意与激情的诗人。
他习惯了被理解、被照顾，却很少回头看看妻子的付出与委屈。
韦嫈产后高烧，想喝一碗鸡汤补身子，他却摔了砂锅，不耐烦地说：“你当我是伙夫吗？”生活里的琐碎矛盾越积越多，抱怨与责备慢慢取代了当初的温柔与共鸣。
1950年，结婚刚满11年，艾青就向韦嫈提出了离婚。
韦嫈没有同意，她想不通，那个曾经为了自己可以跳江的男人，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她为他放弃了学业，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耗尽了最好的青春，到头来却要被一句“没有感情了”打发。
这场离婚拉锯战，整整持续了五年。
1955年，45岁的艾青已经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定居北京，在中国作家协会任职。
也就是在这一年，作协大院的工间操上，艾青的目光被一个年轻的身影牢牢吸引住了，23岁的高瑛，刚从哈尔滨调到作协担任文学编辑，青春饱满，眉眼明亮，做操时腰间露出的一道白皙腰线，撞进了诗人沉寂多年的心湖。
艾青开始不动声色地接近高瑛。
他借着讨论文学的名义和她搭话，关注她的一举一动，甚至会在二楼的窗口，默默看着院子里做操的她。
直到相处了一段时间，艾青才知道，高瑛不仅已经结婚，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谭谊也在文化系统工作。
可知道真相的艾青并没有退缩。
他约高瑛在北京龙潭湖边见面，把自己两段婚姻的来龙去脉、所有的过往都和盘托出。
也就是在这次谈话里，他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人争议的话：
“有一点我要向你说明，我的感情经历比你复杂得多，但是，我从不玩弄女性，我都是认真地去爱，当然有爱对了的，也有爱错了的。”
这句话并非后人杜撰，而是完完整整记录在高瑛后来撰写的回忆录《我和艾青》里。
在艾青自己的认知里，他每一段感情都是真心投入，从未抱着游戏的心态。
他只是在爱情消逝的时候，从不勉强自己将就，也从不避讳去追寻下一段心动。
他对高瑛说：“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你结婚了，我不会有非分之想；如果你的婚姻美满幸福，我也绝不会夺人所爱。”
而高瑛的婚姻，恰恰并不幸福。
她早就和丈夫提出过离婚，只是因为家人劝阻才一直拖延。艾青的出现，像是给了她一份挣脱现状的勇气。
很快，两人的恋情就传开了。
高瑛的丈夫谭谊直接跑到单位告状，一时间满城风雨。
高瑛被隔离要求写检查，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而艾青托人给她带话，说自己依然爱她，无论事情发展到哪一步，都会对她负责到底。
1955年5月，艾青和韦嫈的离婚官司终于尘埃落定。
法院判决四个孩子里，三个归艾青抚养，最小的女儿艾梅梅跟着母亲韦嫈生活。
这场持续了16年的婚姻，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
1956年3月，46岁的艾青和23岁的高瑛正式登记结婚。
消息一出，文坛一片哗然。
有人指责艾青喜新厌旧，背叛婚，也有人说，追求爱情是人的天性，不幸的婚姻本就该解体。
而所有的争议，都在一年后，迎来了最残酷的试金石。
03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艾青被错划为右派。
一夜之间，他从受人尊敬的文坛巨匠，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改造对象”。
他先后被下放到黑龙江北大荒国营农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劳动改造，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
很多人都以为，年轻的高瑛会在这个时候离开艾青。
毕竟她才24岁，还有大好的人生，没必要跟着一个“右派”耗一辈子。甚至还有人劝她和艾青划清界限，检举揭发，保住自己的前途。
可高瑛没有，她拒绝了所有“好意”的劝说，也拒绝检举揭发任何人，毅然带着孩子，跟着艾青踏上了流放之路。
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在新疆的戈壁风沙中，她陪着艾青种地、喂猪、扫厕所，干最粗重的活，过最清贫的日子。
曾经的文学编辑，变成了能扛着锄头下地、能缝补浆洗的主妇。
最难的时候，艾青一度陷入消沉，是高瑛在身边鼓励他、陪着他，告诉他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她用自己的坚韧，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也守住了诗人心里最后的光。
艾青晚年曾说，自己这辈子最感激的人就是高瑛，没有她，自己撑不过那段最苦的日子。
1979年，艾青终于平反，回到北京。
此时的他已经69岁，满头白发，而高瑛也从青春少女走到了中年。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患难与共，当年那段背负着争议的感情，早已沉淀成了刻进骨血里的相守。晚年的艾青依旧笔耕不辍，高瑛始终陪在他身边，打理生活，整理文稿，寸步不离。
1996年5月5日，86岁的艾青在北京病逝。
临终前，他拉着高瑛的手，说自己这辈子亏欠她太多，下辈子要给她当牛做马来偿还。
而高瑛在艾青去世后，写下了《我和艾青》一书，平静地记录了两人相伴一生的点点滴滴，也留下了那句“我从不玩弄女性”的原始语境。
时至今日，再回头看艾青的三段婚姻，依旧会让人唏嘘不已。
他对张竹茹冷漠决绝，在她最需要的时候转身离开，酿成了一生的悲剧，他和韦嫈因爱结合，却没能熬过岁月的消磨，最终以难堪的方式收场，他和高瑛的开始背负着道德争议，却在苦难里守住了彼此，走到了白头。
他说自己从不玩弄女性，站在他的角度或许并非虚言，他每一次都爱得炽烈，每一段感情都认真投入，从未有过欺骗与玩弄。
可这份“认真”的背后，是发妻的眼泪，是前妻的青春，是两个家庭的破碎，是无数被忽略的伤害。
结语
对于艾青，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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