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祐二年的春末夏初，江南水乡遭遇饥荒，鱼米之乡杭州，顷刻之间成了哀鸿遍野的苦难之地。
灾民们身无分文、四处逃荒，就在这人人自危之际，杭州知州范仲淹却下令涨米价。
众人皆惊，百姓骂娘，商贩拍手称快，可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久，灾民却拍手称赞：不愧是好官。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米贵人苦
皇祐二年，连绵数月的旱灾，让杭州这座江南水乡变了模样。
农田龟裂，禾苗枯死，街头巷尾的米铺门口，排满了衣衫褴褛的灾民。
孩子们骨瘦如柴，母亲揣着几个铜板，踌躇不前，不知是该买米，还是留点钱给明日的药汤。
一斗米从往日的一百钱涨到了百二钱，仍是供不应求，米价高涨的消息传遍城中，哀鸿遍野。
这时，刚调任杭州知州的范仲淹却端坐府中，眉头微蹙，静静听着幕僚汇报粮价。
消息很快传开，范知州不但不压粮价，还要“添柴加火”，将米价定为一百八十钱一斗。
城中一片哗然，饥民们骂声四起，即便是官场同僚，也议论纷纷。
台谏官员当夜便上奏京师，痛斥范仲淹“逆天理而行政，冷民心以固权威”，声称此举等同逼民为贼，是不折不扣的昏官行径。
杭州府衙外更有百姓聚集，哭喊着要求开仓施粥，可衙门紧闭，范仲淹一反常态，连日不出。
他每日闭门于堂中，研究账册、推演米价变动之势，偶尔看向窗外人群喧哗，却只是轻轻摇头。
而就在这群情激愤、天下震动之时，府中传来命令：命令各地告示张贴，公布米价为一百八十钱，并告知四方商贩，杭州此地“价高如金，正需粮食入境，欢迎各路粮商来杭交易。”
数日后，果然有粮商赶来打探消息，听说有人以高价售米获利，立刻心动。
转眼之间，一船又一船粮食自苏州、扬州、湖州等地而来。
范仲淹知道，棋已动第一子，局势开始变化，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让百姓见到希望，让奸商尝到痛苦。
以工代赈
范仲淹宣布米价高涨后，虽然成功吸引了大量粮商南下，但也带来了新的难题：米虽可见，却买不起。
家中无银，手头无活，靠什么换米？灾民涌入城中，一时间街道成了流民的集市，墙角堆满卷缩的老弱妇孺，乞讨声此起彼伏。
范仲淹夜不能寐，他知道，仅靠调控市场并不能拯救这场浩劫，人无活干，便无望；人无望，便起乱。
他沉吟良久，忽而心头一动，翌日清晨，范仲淹便换下官袍，换上素衣，带着几名随从，悄然前往灵隐寺。
寺中住持早已听闻这位新知州的大名，忙亲自迎接，只见范仲淹步履稳健，神色平静。
住持请他入座，奉上清茶，寒暄几句之后，范仲淹便开门见山：“住持，听闻贵寺西侧的讲经殿年久失修，多有漏雨之患，正是大兴之机。”
住持微怔，旋即苦笑：“大人说笑了，如今民不聊生，百姓尚且吃不饱，何来心思修殿？况且工价虽低，却也无银招人。”
“正因如此，才是最佳时机。”范仲淹微笑，“灾民无事可做，一文钱也肯卖命，若今时不修，更待何时？寺院若有余银，趁此低价募工，不但可省大半工钱，更能积下功德。”
这话一出，住持沉默了，是啊，佛门虽以清贫自居，可灵隐寺香火鼎盛，历年香客不断，账上存银甚丰。
如今工价跌至谷底，若真能趁势大修，不失为福报之举。
范仲淹见他动容，又轻描淡写地补上一句：“我这边，也会号召府衙修缮粮仓、官舍，僧俗共济，也算为这座城，共担一份灾难。”
住持肃然起身，双手合十：“大人所言极是，贫僧这便召众僧开坛共议，择日即动工。”
短短半日，数百名灾民便被寺庙雇佣，锄头、锤子、木料堆满山门口，号子声此起彼伏。
而范仲淹并未止步于此，他回到府衙，立刻调拨资金，召集能工巧匠，重修府中旧仓，并命工部腾地新建两座大谷仓，理由是“以备他年饥荒”。
修仓之外，他又下令翻修府衙后院、整治河道、修缮道路，甚至连街头破损的牌坊也不放过。
百姓们开始觉出不同，起初，他们只是为了一碗饭、一口粥，咬牙出力。
可几日后，却发现这份苦力活竟真有报酬，一天五升米，还能顺带领个干粮饼回家分给孩子。
灾民们渐渐从浑噩中醒来，开始早起集合，主动请缨。
而此时的杭州，因一座座工地的兴起，重新焕发了生气，小贩们开始沿着工地摆摊，卖汤水、卖饼，香气四溢中，连城中的孩童也开始学着吆喝。
商贩见人气渐旺，也开始重新开门，城中的市井烟火，在饥荒年中竟未曾熄灭，反倒更加炽热。
饥年欢腾
六月初五，按理说本是端午佳节，该是家家门前挂艾草、包粽子、看龙舟、饮雄黄的热闹时候。
但这一年不同，天不降雨，田不结实，粮价飞涨，家家灶台冷清，粽叶都成了奢侈之物，街头百姓连一碗热粥都难讨，谁还有心思过节？
可就在这万事萧条的灾年里，杭州却突然热闹了起来。
那日清晨，西湖之畔锣鼓声骤起，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号子声，一艘艘龙舟穿梭湖面。
两岸百姓蜂拥而至，扶老携幼，站得水泄不通，孩子骑在父亲肩头欢呼，老人拄着拐杖也要凑前一观。
“这是大人让办的？”有士绅忍不住问随从。
“正是范大人亲令。”那随从低声答道，“他还亲自敲鼓呐喊，在湖心亭中站了一下午呢。”
众人哗然，龙舟比赛？在灾年？在饥荒？这是在作秀吗？还是疯了？
范仲淹却不这么看，灾情虽未解，但城中气氛若不解，人心便易崩，他要用最“荒唐”的办法，做最理智的救赈。
其实早在月前，他便命人修整西湖堤岸，清淤筑台，表面说是“防夏涝”，实则是为龙舟赛事做准备。
他知杭州百姓爱热闹，尤爱龙舟，如今虽苦，但若能稍得解闷之机，便是活下去的盼头。
赛前几日，他亲赴城中各大绅户、酒楼、行会，一一道来，请他们“共襄盛举”。
于是，比赛那日，不但有龙舟竞渡，还有民间歌舞、百戏杂耍。
南来北往的客商听闻此事，纷纷涌入杭州，看个热闹之余，顺带看看粮市行情。
临湖小贩最先嗅到机会，他们将家中存米做成粥摊，烤饼、炒菜、小吃纷纷出炉，虽味道不精，却胜在价廉，人潮涌动间，小贩们生意竟比往年更旺。
就连那些每日靠粥棚活命的灾民，也有了谋生的念头，开始为商户搬水、洗碗、吆喝招揽，不再只等饭施。
湖面上，龙舟你追我赶，船头站着赤膊壮汉，船尾擂鼓如雷，范仲淹站在观台上，满面笑容。
几日下来，龙舟赛事声名远播，连临近的苏杭盐商也闻风而动，纷纷带着粮食与货物涌入。
城中流通渐旺，布匹、杂货、药材也跟着入市，连带着税收也小有回升，整个杭州，仿佛靠着这场“划龙舟”，划出了生机。
那年端午过后，杭州不再死气沉沉，米虽仍贵，但买得起的人多了；事虽仍苦，但干得活的人多了，百姓逐渐自救，城池也慢慢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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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底，杭州码头人声鼎沸，岸边的吊脚楼前排起长龙，一艘艘粮船在西湖水系的分流口处缓缓停靠。
看在百姓眼里，这是天降甘霖；可在那些起初趁灾囤粮的杭州本地大粮商眼里，却是天塌地陷。
范仲淹命人连夜加印一纸新令：即刻起，开仓放粮，每日定量投放，按每斗一百钱销售，不得再高。
所有府仓米面，一律调拨下乡，优先赈济鳏寡孤独与流民。
这一纸文令，如同惊雷，刚刚高价购入大量粮食的外地商人们，一下子傻了眼。
他们本以为能趁饥荒发一笔横财，谁知还未开张，就撞上了“官仓洒粮”的断头铡。
更有甚者，还在路上，米未到人先乱，前方货还没卖，后方仓门已开，市价断崖式暴跌。
那些原本得意洋洋、谈笑风生的商贩，这一刻纷纷换了脸色，有人冲进府衙想讨个说法：“范大人！这是诱商设套啊！”
范仲淹坐在主位，脸上未有半点慌乱，只淡淡抬手：“设套？你们囤粮抬价之时，怎不见你们说自己坑人？如今不过是让你们自己跳进自己造的坑罢了。”
话音未落，大堂两侧已布告张贴：“杭州灾民赈粮，每人每日五升，以工代赈者优先，私人粮行不得哄抬，违者重罚。”
仓门大开，府粮如潮水般洒向城中与周边村落，抬价粮商卖不动，只得转而削价求售，甚至开始主动低价批发，以求回本止损。
米价仿佛潮水退去，从高峰的一百八十钱，日降至一百五十，一百三十，到最后，稳稳停在一百钱一斗，正好是灾前市价。
城中百姓奔走相告，米行门口再也不是低头乞讨的穷汉，而是手握工钱、挺胸买米的工人。
灾民们不禁对范仲淹口口称赞：“不愧是好官”
这一年，杭州的饥荒终被平息，没有爆仓，也没有兵乱，甚至未见大规模饥馁流民。
只因一位知州，用逆势而为的气魄，把一场大灾，演成了“政通人和”的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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