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9年秋，苏轼被押在前往汴京的路上。湖州任上才三个月，这位四十三岁的名士突然从地方长官变成了囚犯。押解他的官差来自御史台，罪名却不是贪赃枉法，而是写在诗文里的几句话。
事情的引线，是一篇例行公文。
宋代官员调任或到任后，通常要向皇帝写《谢上表》，表示承蒙任用、感念君恩。苏轼到湖州任知州后，也按惯例写了《湖州谢上表》。文章本是公事套文，其中“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句，却被御史台抓住，解释成他讥讽朝廷、轻慢新党。
有意思的是，若只看字面，这些话并不算激烈。苏轼说自己不懂时势，不能追随朝中新进人物；年纪渐长，也许只能安安分分治理百姓。可在王安石变法正处于强力推进的背景下，这种自嘲很容易被理解成对新法和新党的不满。
苏轼确实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部分措施。他担心青苗法、免役法等政策在执行时增加百姓负担，也曾多次上疏表达意见。政治分歧本身未必构成死罪，但当新旧两党彼此攻讦时，诗文便不再只是诗文，而可能被当成政治证据。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随即发难，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并从他的诗文、奏章以及与友人的往来中寻找所谓“讥刺朝政”的证据。宋神宗下令将苏轼押解进京，御史台派皇甫遵前往湖州执行拘捕。
地方百姓爱戴他，却挡不住朝廷命令。
据北宋笔记记载，押解途中，苏轼一度想到自己的诗文牵连甚广，担心朋友和弟弟苏辙受到牵累。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最可怕的不只是失去官职，而是文字被重新拆解，每一句都可能被赋予原本没有的含义。
扬州知州鲜于侁曾请求与苏轼相见，皇甫遵却担心两人书信往来成为案证，劝他赶紧烧掉旧信。鲜于侁没有退缩，只说：“欺君负友，吾不忍为。”这句话未必能改变案情，却说明当时仍有人愿意承担风险，为苏轼作证。
苏轼抵达汴京后，被关入御史台狱。御史台又称乌台，因官署内有乌鸦栖息，后世便把这场牵涉诗文的案件称为“乌台诗案”。
审讯的重点，并不是确认某一首诗是否真的伤害了百姓，而是逼苏轼承认：这些文字是在讽刺皇帝，攻击新法，甚至具有“诽谤”朝廷的意图。审讯官反复追问诗句写作时的背景，要求他解释人物、地点和语气。诗人原本可以自由使用的比兴、夸张和讽喻，在狱中都被当作口供材料。
苏轼后来承认部分诗句确有讥刺新法之意，但这种承认是在巨大压力下形成的。御史台并不满足于处理苏轼一人，还试图顺藤摸瓜，把与他唱和、通信的官员牵连进来。案卷越厚，牵涉者越多，政治打击的范围也就越大。
需要说明的是，宋太祖留下“不杀士大夫”的政治传统，宋代通常不对士大夫施用普通刑罚。苏轼没有遭受后世小说中那种血肉模糊的酷刑，但这并不代表狱中轻松。狭窄的牢房、持续的盘问、反复的威吓，以及对死亡和牵连的恐惧，同样足以摧毁人的意志。
苏轼曾以绝食表示抗拒。宋神宗得知后，派人到狱中询问。这个细节让苏轼意识到，皇帝仍在关注案情，事情或许没有发展到必死的程度。于是，他重新进食，继续应对审讯。
狱外的营救也在进行。退休在家的范镇上书求情，指出苏轼是难得的人才；苏辙则以兄弟之情和国法利害陈说，希望皇帝不要因一时震怒而杀害重臣。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虽然与苏轼政见相左，仍为他说情。王安石的态度很清楚：变法可以争论，不能借文字案件随意杀人。
宋神宗并非完全不知道苏轼的才华。他一度想重用苏轼，却始终无法接受这个臣子在新法问题上的强烈异议。乌台诗案既有御史台借题发挥的一面，也有皇帝借案件压制反对声音的政治背景。苏轼之所以成为目标，根本原因不只是几句诗，而是他处在新旧党争最敏感的位置。
案件持续数月，朝野议论不断。最终，苏轼免于死刑，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元丰三年，他抵达黄州，政治生涯由此转入低谷。
那一年，他失去了官场上的进身机会，却没有失去写作。只是此后的诗文，再也无法与乌台狱中那段逼仄、漫长而危险的经历分开。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