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七十岁时才加入共产党，不仅曾经是蒋介石的恩人，还培养了上海市委书记儿子和中将孙子！
1933年深冬，南京模范监狱探视日仅剩半小时。“道涵，书要读完，身子要熬住。”栅栏外的老人声音哑却稳。“爹，您放心，我没被吓住。”短短两句，回荡在潮湿的探监室，铁门合拢时的金属回响显得格外刺耳。
这位须发早白的父亲叫汪雨相，当时55岁。一纸保释状没能立刻生效，他却拎着厚厚的《资本论》草稿复印件守在狱门口，理由很简单：要让儿子在寒夜里也有书可读。狱卒看得愣神，小声嘀咕：“这老先生像是来送亲笔信，而不是送钱。”
如果把时钟拨回更早，东京神田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曾有这样一幕。汪雨相指着一位方脸青年，对陈其美半开玩笑地说：“这小兄弟脾气硬，刀法也硬，值得栽培。”青年起身，微鞠一躬：“在下蒋志清，请多指教。”那是留学生圈子里再普通不过的一场聚会，却改写了日后国民党核心权力的座标。
汪雨相赴日本是求学，他学的既是陆军测绘，也读《民报》，笔记里满是孙中山谈民族自决的英文缩写。孙中山需要一位能写、能译、能联络的助手，汪雨相正合适；于是同盟会早期文书的大印交到了他手上。有人称他“托书生之笔，拨天下之局”。
回国后，汉口枪声拉开辛亥新局。他在武昌接连张贴《临时政府布告》，转天又赶赴南京整饬巡警。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可政治妥协同样转瞬即至。汪雨相眼见旧官僚披上新装，他写下“问苍生求解放，非仅改朝换代”十二字，随后悄然辞去都督府顾问，南下办学。
在课堂上，他讲柏拉图，也讲太平天国；讲更多的是“为谁而学”。学生里既有汪道涵，也有后来奔赴前线的青年——其中几位在1930年代被列为“危险分子”。国民政府的搜捕让他警觉：革命尚未完成，国家却已陷入新的党派纷争。
汪道涵被捕后，他四处奔走，终以担保保释成功。狱中那本《资本论》扉页上，多了一行钢笔字：“社会之改造，要靠劳苦大众自己。”那一年，父子俩开始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夜灯下翻页声与远处探照灯的嗡鸣交织。
全面抗战爆发，他们干脆把学校搬到黄土高坡。延安窑洞里，汪雨相主持“平民速成班”，白天教算术，晚上带学生排活报剧。“先生，黑板是土坯，能写个半小时就掉渣。”“掉了也好，再写一遍，加深记忆。”这段玩笑式的对话，被学生写进日记。
他两次递交入党申请，因年事已高和工作需要暂未获批。再递时已是70岁，党组织答复只有一句话：“思想与行动一致，年龄不构成障碍。”1948年冬夜，雪落清凉山，他领到党证，摸了又摸，神情极平静。
次年国旗在天安门升起，汪道涵随上海接管组南下，几年后出任市委书记；小字辈中，汪致远穿上绿军装，从排长一路干到集团军副司令，中将星徽挂上肩膀时，他尚未满五十。有人打趣：“你们家三代，笔墨刀兵都试过。”汪雨相只笑：“不过是赶上了时代。”
1963年初夏，这位老同盟会员、老共产党员在上海病逝，享年85岁。遗物很简单：一方同盟会木章、一枚党证、数摞讲义。送行的人排成长队，最醒目的是几位白发学生举的横幅，上面写着他常挂在嘴边的八个字——“知所向，方能不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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