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24日，拥有美国、哥伦比亚、意大利三重国籍的哥伦比亚右翼总统候选人阿韦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在大选中以不到1%的优势险胜。6月29日，秘鲁右翼总统候选人藤森庆子在大选中以不到0.5%的极微弱优势胜选。至此，拉美33国政治“右转”国家已超过大半，南美大陆上比例更高。藤森此次胜选，将进一步巩固当前拉美政治格局的“右转”趋势，也势必对当地对外政策带来一系列转变。
6月21日，德拉埃斯普列亚在哥伦比亚巴兰基亚一处投票站与选民交流。图源：新华社
新一轮拉美“右转”，出现三种特色迥异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一种将寡头经济与强国家暴力相结合的社会建构模式。该模式的政策主张可以简要归纳为：对国家强制与暴力能力做加法、对寡头经济管制与社会福利做减法。其强调充分升级国家机器的军队与警察等暴力机关，同时对农业、能源、金属矿产等传统资源私营企业实施减税和去管制化，并大幅控制或缩减普遍型社会福利支出。这一模式在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该模式以哥伦比亚“老虎”德拉埃斯普列亚最有代表性，其竞选核心议程非常明确：一是全面增强国家暴力部门能力，强化军警力量并建造数十座“超级监狱”（Centro de Confinamiento del Terrorismo，直译为“反恐监禁中心”）；二是全面放松对农业、资源类私营经济管制，叫停前左翼政府的绿色转型计划，重启并扩大化石能源与金属开采，定向解除束缚传统资源寡头的环保政策枷锁；三是砍掉民众福利财政，转而用于防务安全，并为土地所有者、能源巨头和跨国资本提供长期的税收减免。
秘鲁藤森庆子也主张放松对寡头经济管制、增强国家暴力部门能力，同时提出“税收直发民众”（Canon Para el Pueblo）政策，拟将40%的采矿业税收绕过传统地方财政收支体系，直接分发给相关家庭，使底层民众有机会分享寡头企业的一些发展成果，不过这实际上也是对普遍型福利政策的削弱和转移。
6月7日，藤森庆子在秘鲁首都利马参加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图源：新华社
二人的方案看似有所差异，但依靠寡头经济、依托传统建制精英家族进行社会治理与统治的政策内核是一致的。这一主流模式在实际落地中正遭遇强烈的现实挑战。智利卡斯特政府因经济下滑和治安不力导致支持率闪崩；玻利维亚帕斯政府因试图削减燃油补贴引发全国暴动；厄瓜多尔诺沃亚政府则彻底陷入了与有组织犯罪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
第二种是激进的经济与社会保障去政府主义社会建构模式，代表人物是阿根廷总统米莱，主张在军警等纯粹暴力部门以外，推行较为极端的“去国家化”。在经济逻辑上，米莱试验在本质上与20世纪80—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基本看齐，米莱在过去三年大规模裁撤阿根廷国家部委、大举推行国企私有化，通过“大型投资激励计划”（RIGI）赋予大型私营企业极大税收优惠、极宽松汇率管制等制度特权，同时废除大规模劳工保障法案、减少民生补贴。不过，尽管2024至2025年阿根廷宏观数据有所改善，但大企业利益带来的“涓滴效应”并未惠及底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最新调查显示，阿根廷儿童和青少年的实际贫困率已然超过四成，普通家庭债务飙升。长期效果仍需谨慎观察。
第三种则是将新兴数智技术与强国家暴力相结合的新兴“数智右翼治理”模式，也被西方与当地媒体称作“赛博威权”（Autoritarismo Digital）模式，以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为典型代表。从形式上看，该模式既不服务于当地老牌门阀权贵或建制派家族政治精英，也不遵循西方的各式价值观政治、身份政治，而是采取一系列先进数智技术辅助总统及其亲信决策的国家治理方式。例如，在政治上，布克尔打破传统政治“上传下达”体系，极少召开内阁会议，高度依赖社交媒体直接发布行政命令。抛弃烦琐的西方司法程序与“政治正确”，利用大数据、监控网络直接锁定黑帮轨迹实施定点抓捕；在经济与金融上，布克尔政府让萨尔瓦多成为世界首个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的国家，大力发展旅游产业，2025年旅游人次历史性地突破400万大关。在一系列打破常规的操作下，萨尔瓦多犯罪率骤降80%以上，布克尔的民调支持率长期维持在90%以上，数据在拉美政坛表现堪称“异类”。
制度背后的三种人：建制权贵VS草根平民VS技术新贵
不同当选政策主张的背后，深刻反映了各流派候选人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背景与政治资源积累路径，也展现了德拉埃斯普列亚与藤森庆子、米莱、布克尔分别作为“制度贵族”“草根平民”与“技术新贵”代表人物的思维差异。
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与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代表的是典型的“建制权贵”。德拉埃斯普列亚1978年出生并成长于一个与法律、土地、商业深度绑定的顶级建制精英家庭，其父亲为科尔多瓦省行政法院大法官，其母亲家族在哥伦比亚北部加勒比沿海地区坐拥雄厚的农牧业土地与商业根基。他接受高端私立教育，凭借家族人脉建立顶级律所，通过为高净值人群打官司而声名大噪，随之构建了庞大的餐饮、高端服饰商业帝国，还于2023年正式入籍美国。
藤森庆子是秘鲁著名前总统阿尔贝托·藤森之女。出生于1975年，第四次冲击总统宝座的她亲手创立并执掌秘鲁“人民力量党”多年，深度介入了秘鲁的立法、司法与强力部门的制度运转，早已在秘鲁搭建了密集的商业、政治精英人脉资源网。两人堪称精英建制阶层与规则的顶级玩家。
事实上，传统建制精英家族正在重新执掌拉美权力最高峰。与德拉埃斯普列亚和藤森庆子类似，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出身于垄断该国经济命脉、掌控全球最大香蕉出口的诺沃亚公司，其父阿尔瓦罗·诺沃亚亦是该国首富；玻利维亚总统罗德里戈·帕斯则来自传统的政治世家，其父是前总统海梅·帕斯·萨莫拉；智利总统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出身当地根深蒂固的德裔商业与土地精英阶层——他们无一例外，全都是在当地社会土地、大宗商业或国家权力机构长年演化中形成的传统建制权贵。
相比之下，阿根廷总统米莱则完全是“平民草根”总统。他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普通的巴士司机家庭，原生家庭充满冷漠。18岁时亲历恶性通胀的痛苦促使他苦读经济学。由于缺乏家族人脉，他只能依靠电视节目和社交媒体，以“砸碎央行”“挥舞电锯”等极具煽动性的视觉符号，将高深的经济学主张转化为普通民众的愤怒宣泄，以此完成权力争夺。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则既非出身拉美传统建制精英家庭，亦非来自社会底层，而是在1981年生于一个富裕的巴勒斯坦裔工商业移民家庭。其父创办了萨尔瓦多最大的纺织企业和制药厂，布克尔本人长期操盘家族的广告公关公司（Obermet）。深厚的传媒与工商业背景，这让他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传统的拉美碎片式党争，而是通过熟练地运用数字化、扁平化的流量思维和先进数智工具重构国家的暴力、行政与经济效率。
拉美右翼三种模式下的对外政策走向
拉美右翼三种社会建构模式构想及其背后的阶层利益，直接决定了其未来对外战略选择与政策取向。此轮拉美右转中最普遍的“寡头经济与强国家暴力相结合”模式政府通常走较为平衡的对外政策路线，但也最容易表现出两种极端对外政策选择。
一方面，该模式可能表现出一种向美国安全与经济政策的彻底绑定。当总统及核心内阁成员与美国利益高度关联，甚至统治家族在美国拥有庞大的离岸资产时，就很容易导致该国对美国的绝对听从与依附。德拉埃斯普列亚胜选后第一时间表态加入美国的“美洲之盾”安全政策，并提出恢复油气开采、叫停绿色转型、吸纳美国资本进入等举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几乎完全对齐。由此推断，哥伦比亚成为美国在南美洲军事桥头堡、安全代理人的可能性已然较大。
另一方面，该模式可能表现为一种最强烈的右翼民族主义反美倾向。历史上，当拉美本土土地、商业、法律等权贵或军人集团的利益与美国跨国资本发生激烈的利益分配冲突时，这种情况往往出现。20世纪中叶阿根廷的庇隆政府、20世纪70年代盖泽尔军政府以及20世纪70年代巴拿马的诺列加政权，均曾全面抵制华盛顿的地缘掌控，选择强化国家对核心自然资源控制与工业能力建设。
经济与社会保障去政府主义的米莱模式往往会选择表面挺美、实质多元化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米莱本人虽然与美国政商集团并无深层经济利益关联，但在国内同样缺乏传统大地主、大商业资本等传统精英家族支持。为了获得外部支持，他迫切需要向特朗普高调献上意识形态投名状，也的确换来了美国保守派的一些实际资金与政治支持。不过，米莱也完全明白阿根廷经济模式与美国经济在农产品出口等方面的全球竞争关系，将与其他域外大国务实经贸合作同样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部分。
而布克尔的“数智右翼治理”模式则可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对外政策倾向。一方面，他积极引入域外大国援助的国家图书馆、现代化体育馆等基建来向国内选民展示多边外交红利；另一方面，他同样低调与美国科技右翼彼得·蒂尔、马克·安德森等人紧密联络，推动通过并签署萨尔瓦多《创新与技术制造激励法》，为在萨尔瓦多注册并投资人工智能、超级算力等科技巨头提供高达15年的税收减免。但是，这种表面上的长袖善舞，无法掩盖萨尔瓦多在安全与金融上全面受制于华盛顿的残酷现实，一旦涉及美元权力、网络安全、核心通道与港口等被视为所谓“危及美国西半球安全”的“红线”问题上，难免要配合并接受华盛顿的长臂管辖与战略诉求。这样的情形已经在2025—2026年在巴拿马预演。
作者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国别研究部副主任 徐天启
排版丨李烁
编辑丨侯军义
审校丨刘莹
监制丨杨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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