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哲赫忍耶教派的穆生华率领陇东回民起义军从秦安莲花城北上，联合固原、宁夏等地的起义力量，将平凉城作为重点攻取目标。彼时平凉城内东关一带居住着数千户回族百姓，建有两座清真寺，是本地回族传统的聚居区域。
平凉知府田寿增因担心城内回民与起义军里应外合，下令对城内回民采取极端管控措施，焚烧清真寺，这一举措彻底激化了矛盾，也让平凉城成为双方拉锯的战场。穆生华率部围攻平凉城长达半年，最终用地雷轰塌西南城墙攻入城中。
但仅数月之后，清军调集雷正绾、陶茂林等部反扑，同治三年六月重新夺回平凉城。战乱之中，回汉双方都有大量平民死于冲突，城乡村落多被焚毁，大片耕地抛荒，平凉传统的回族聚居格局已经支离破碎。
同治六年，左宗棠奉旨出任陕甘总督，率军西进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在逐步掌控战局的过程中，左宗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善后思路，核心便是“涣其群、孤其势”。他认为回族群众连片聚居容易形成集中力量，因此对于投降的回民，不能放回原居地，必须分散安插在荒绝无主、便于管控的区域，通过分割居住的方式消解群体凝聚力，同时利用这些劳动力开垦荒地，恢复地方生产。
平凉之所以成为重要的安置地，与其地理条件直接相关：境内泾河沿岸有大量河谷川地，北部黄土塬区土层深厚，南部山区有连片草场资源，战乱后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具备安置大量人口的农业基础；同时平凉地处陕甘交界，距离陕西原居地不算过远，却又有六盘山、泾河作为天然地理分隔，便于官府管控，完全符合“分而治之”的策略需求。
从同治八年开始，左宗棠陆续将多批投降的陕西回民安插到平凉府下辖各地，整个安置过程分批进行，每一支队伍都有指定的安插区域，彼此之间保持距离，避免连成一片。同治八年，左宗棠率军由陕入甘途中，在平凉大岔沟一带收抚了第一批陕西回民，以老弱妇女和务农丁壮为主，约数千人，就地划给荒地安置，这是首批大规模落籍平凉的陕西移民。
同治九年，金积堡战事结束后，更多投降的陕西回民被押解到平凉安置，其中规模最大的几支都有明确的安置落点：陈林所部的老弱妇女数千人，由刘锦棠点验后整体安插在平凉县境内；刘秉信部被安置在平凉曹家庄一带；张代雨所部近千人，安置在平凉王家下堡。
这些被安插的回民，绝大多数来自陕西渭河两岸的西安、凤翔、渭南等地，原本世代居住在关中平原，以农耕、经商为生。战乱中他们流离失所，辗转宁夏、陇东多地，最终在投降后被官府统一安排迁徙。整个迁徙路程由清军押送，沿途按人头发放口粮，抵达安置点后，官府按人口分配耕地、籽种和简易农具，允许他们自行修建房屋、开垦荒地，同时编入当地保甲体系，由地方官吏统一管辖。
在陕西回民大规模迁入之前，平凉本地已经有世代居住的回族群体，民间称为“老甘省”。他们大多是唐宋以来沿丝绸之路迁入的穆斯林后裔，历经元明两代发展，到清代已经形成了城关聚居、周边乡镇散居的格局。
同治战乱中，不少本地回民或死于战火，或逃亡外地，战后陆续返回故土的人数已经不多。新来的陕西移民与本地老户同属回族，信仰一致，习俗相近，很快便形成了融合的态势。本地老户熟悉平凉的水土环境和气候规律，陕西移民带来了关中地区精耕细作的农耕技术和走南闯北的经商传统，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了战后平凉回族社会的恢复与发展。
经过左宗棠的大规模安插，平凉的回族人口数量迅速恢复，聚居格局也彻底脱离了明代以来的传统框架。明代平凉的回族主要聚居在城内及近郊，清代前期逐步向周边扩散，但始终以城关为核心。安插政策推行之后，回族聚居区大幅向外扩展，北塬的西阳、上杨、白庙、寨河，南塬的峡门、大寨，西部的泾河沿岸，以及华亭的策底、神峪等地，都形成了连片的回族村落。
城区的回族聚居区也从东关逐步扩展到南台、兴合庄、红照壁沟一带，其中兴合庄、南台等地后来成为河南桑坡回民迁入的主要聚居区，而整个城区回族居住的基础框架，早已在同治年间的安插中奠定。
到清代末年，平凉“大分散、小集中”的回族居住特点已经完全形成，这一格局历经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动。民国年间虽有河南、宁夏等地的回民陆续迁入平凉，但大多是在既有聚居区内定居，并未改变整体的分布结构。
目前平凉全市共有11个回族乡，其中崆峒区的峡门回族乡、上杨回族乡、西阳回族乡、白庙回族乡、寨河回族乡、大寨回族乡，华亭市的神峪回族乡，几乎全部对应着当年陕西回民的安插区域。
这些乡镇的回族人口中，很多人的族谱都能追溯到陕西原籍，祖上正是同治年间迁徙而来的移民。全市超过九成的回族人口聚居在这些回族乡和城区的传统聚居区内，“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延续了一百四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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