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结局。
容世道主持的无线电行，同时是“华中018情报站”的报务室，为应付日伪方面不分昼夜的临时搜查，报务室内存放的无线电器材、元件，都严格遵守日伪政权相关部门制订的条条框框，没有任何违禁品。
联络电台则存放于隔壁的“冤家对头”福源客栈的夹墙密室里，需要使用收发报机跟重庆“军统”本部联系时，由客栈的特务伙计踩着梯子从墙头传递过来，用毕立刻从原路递送回客栈。尽管旅馆也被日伪列为“特别行业”，时不时遭到搜查，但这种搜查针对的是旅客中是否混有“反日分子”，故而“018情报站”得以在日伪的眼皮底下玩了一招灯下黑。
易克艰、容世道两人的精心设计，确实让情报站安全潜伏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华中018情报站”奉命继续隐蔽，之前精心设计的那套安全措施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武汉解放后，这套安全措施就更是不可或缺了。
1951年8月下旬，“华中018情报站”收到台北“保密局”总部实施“心战行动”的指令。这是武汉解放后该潜伏特务团伙收到的第一道行动命令。当天下半夜2时许，易克艰攀墙潜入无线电行，在后院“乐阁”内与容世道密议如何执行台北指令的一应事宜。
两人认为，鉴于武汉公安机关对各种破坏活动的防范能力和手段，如果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总部命令，即便有能力和运气做好准备工作并正式实施，恐怕也只能有开头没结尾了，同时“018情报站”也必然败露，易、容两人决定把台北的命令打个折扣，散布些谣言、贴几张标语交差就是。
当然，这两桩活儿都必须玩真的，不能走过场。“018情报站”的正副站长都是资深特工，自然知晓“保密局”在武汉的潜伏特务组织不止他们这一伙，肯定还有其他人，这些人中有一部分的任务就是收集社会舆情动态，而“018情报站”的“战果”必须通过这些“同志”发往台北的情报予以证实。
张贴标语之类的活儿，“018情报站”在抗战时期实施过多次，操作起来驾轻就熟。1951年10月1日国庆节，武汉三镇肯定会有多种庆祝举动，其中之一就是在热闹地段的马路上用毛竹和松柏枝扎起牌楼，在牌楼上面张灯结彩，插上国旗、彩旗，标语。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牌楼扎起后，一般要在10月中旬方才陆续拆除。
易克艰、容世道的主意就打在这个时间差上，“018情报站”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到10月9日深夜，指派数名特务携带一应物品前往事先选定的某个热闹地段的牌楼前，以大幅反动标语覆盖牌楼上方及左右两侧原先的标语、张挂蒋介石的画像，撤离前还要拍照留证，将胶卷通过秘密渠道寄送香港，以供台湾方面宣传之用。
至于散布谣言的活动，“018情报站”就不能自己出面了，只能通过“社会力量”去实施，他们就想到了旧时武汉的那班“鸹汉”。作为抗战时期就在武汉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018情报站”头目，容、易二人当然知晓美军特遣小组从海外长途奔袭武汉进行“特别锄奸”的行动，也清楚“鸹汉”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此番他们打算抄美军的作业，借用“鸹汉”给予助力。
不过，解放后“鸹汉”这个冷门职业已经让新政权变相取缔了，因此就想带了那位被美军嘉奖的“鸹汉”前辈邢应健邢老爷子。于是，易克艰、容世道分别在各自主持的店铺里召集披着伙计、店员伪装的下属特务开会，一个在福源客栈做茶房的特务高隆顺说他认识邢老爷子的弟子段大煌。
高隆顺跟段大煌的相识源于“华中018情报站”组建伊始。像段大煌这种入门级别的“鸹汉”，只能干些跑腿打杂的活儿，出于散布各类谣言的需要，他们在茶馆、澡堂、公园等公共场所都有相对固定的朋友圈。这些人多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涉及的职业五花八门，正因如此，才方便扩大谣言的传播面。高隆顺要收集情报，肯定要跟段大煌这样的角色交朋友，他和小段的关系一度相当热络，经常请小段下个馆子洗个澡什么的。
既然高隆顺跟小段有这层关系，那就好办了。段大煌很快就由高隆顺引见给容世道，为此，容世道送给段大煌两百万元钞票外加一台拼装收音机。谨慎起见，容世道没有向段大煌透露他打算请邢老爷子帮什么忙。段大煌凭空得到一台收音机外加二百万元的酬金，自是十分激动，容世道还趁机向段大煌打听一些邢应健的情况，以便回头跟老爷子见面时有话题可聊。
接下来易克艰、容世道是作了两手准备的，如果段大煌能够成功说服邢应健，当然是皆大欢喜，倘若失利，就必须对邢老爷子进行严密监视，一旦发现其有向公安检举的迹象，那就得切断段大煌这条线!
事实证明，这个预防措施并非多余。派出监视哨的第三天，果然发现有貌似公安便衣的两个男子拜访了邢应健。易克艰果断下令，派高隆顺将段大煌密裁。
高隆顺窃得收音机后，担心遭遇夜间巡逻人员，急于甩脱这个烫手山芋。他也顾不得容世道之前让他把收音机扔到附近河沟里的叮嘱了，干脆自作主张就地解决。段家经营地货行，后院有口水井，他就把收音机扔到了水井里。返回仇福无线电行后，高隆顺不敢如实汇报，只说已经顺利完成任务，把收音机投入段家附近的那口池塘了。
可当消息泄露之后，容世道当即与易克艰秘密会晤商量对策，后来决定来一手灯下黑，主动争取一个让公安局搜查仇福无线电行的机会，以证明无线电行并无短波收音机以及装配短波收音机的条件。为了把这出戏演得更逼真，容世道还出面向警方举报，有人要把一箱电子管及武器出售给他。如此，容世道“检举有功”，警方极有可能对其放松警惕，排除其涉案的可能。至于台北“保密局”总部下达的“心战行动”任务，那只有先往旁边放一放再说了，这当儿，保住“华中018情报站”才是最为要紧的。
商量定当，易克艰、容世道从福源客栈的特工器材库房里取出一箱电子管及手枪和子弹，交由早在抗战期间就与他们有旧货买卖关系的娄孝男，让他偷偷埋在武昌郊区野鸡墩的一个被盗挖过的坟墓里，再辗转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娄的好友、兼职“倒斗”姜三宝，相信姜三宝这种无利不起早的混混儿绝对不会放过发财的机会。当然，他并未告诉娄孝男此举的真实用意，只是佯称受朋友之托，解决一桩商业上的竞争。
娄孝男对这个说法并无怀疑，在他看来，商家互斗设局乃是生意场上的常态，解放后也不例外，只是做得谨慎些罢了。娄孝男并不情愿，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有把柄攥在容世道手里。娄孝男犯有一桩严重的历史罪行。
1944年的时候，他有个远亲叫史广斗，是新四军侦察员，娄孝男既赌又嫖，债台高筑，隔三岔五被债主逼得四处躲藏，他对日本人的赏格动了心，便悄然向特高课告密，导致史广斗被捕牺牲。那个密藏的皮包也让娄交了出去，日军特务据此进行调查，致使配合新四军获取情报的两名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后来死于狱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娄不予追究，也不找他，只是将材料转给了“军统”，最后落到了“华中018情报站”手里，成为了要挟娄孝男就范的手段。如此，娄孝男就只有死心塌地听从容世道的摆布了。
往下，“华中018情报站”的两个头目就开始行动，易克艰亲自出马前往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分局递送实名检举信，容世道则向武昌分局检举倒卖电子管和武器弹药的涉敌特案件。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害了卿卿性命”，这个旨在蒙蔽我公安政保侦查员的“双检举连环计”，反倒使专案组得以厘清迷雾，“保密局”策划的“COFO行动”连同执行该行动的潜伏特务团伙“华中018情报站”被彻底粉碎。
1952年4月29日，“华中018情报站”一干特务及娄孝男、姜三宝等十八名案犯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七至二十年有期徒刑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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