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系列第五展“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已经启幕。展览中，鱼和虎的形象频频出现。或单独成型，或附于器物之上。一柔，一刚，相映成趣。小小的鱼形饰件，承载着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的遵循与坚守；灵动的老虎形象，尽显秦文化兼容并包的雄浑气魄。
鱼饰：对中原礼制的坚守
秦人源自东方，西周早期西迁至陇原大地，自此开启艰苦奋进的历程。西周中期，秦人非子为周王室养马有功，受封为附庸，与周王室建立了紧密联结。到西周晚期，秦仲驻守西垂，抵御西戎侵扰，又被周宣王封为大夫。随着秦人与周王室的联系日益紧密，周文化中颇具代表的礼仪规范、等级制度和丧葬仪式等，也被秦人积极融入自身社会体系中。
礼县博物馆收藏有一组鱼形铜饰，尺寸大小相近，单件长约7.8厘米，整体呈扁平状，眼睛处特意预留穿孔，便于穿绳串联悬挂，鱼身装饰圆点状鱼鳞，微微凸起。这组铜鱼出土于礼县西山遗址2003号墓，这是一座西周晚期墓葬，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随葬铜礼器的秦贵族墓。该墓出土铜鼎三件，铜簋二件。鼎簋制度是两周时期礼制文化的典型代表。
除列鼎列簋，周礼的丧葬等级还集中反映在棺饰层面。据《礼记·丧大记》载，饰棺之物包括柳、荒、帷、振容、池、鱼、翣等，各有等差。汉郑玄注曰：“池，以竹为之，如小车笭，衣以青布。柳象宫室。悬池于荒之爪端，若承霤然。……君大夫以铜为鱼，悬于池下。”西山遗址出土的铜鱼形饰件，便是这套礼乐体系的典型物证。入葬时，成串铜鱼垂挂于棺罩两侧的“池”下，抬棺行进途中铜鱼摇晃，相互碰撞，仿若游鱼在池水中跳跃、穿行，即《礼记》所谓“鱼跃拂池”。又因鱼繁衍能力旺盛，串联的铜鱼也许还承载着古人期盼子孙绵延、部族生生不息的美好祈愿。这组鱼形铜饰是周代丧葬中重要的礼仪饰件，也是贵族身份等级的直观标识。西周晚期，生活在今天礼县境内的秦人贵族，已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地遵循周礼。
至春秋中晚期，秦国于雍城建都。在陕西凤翔春秋中晚期的秦公一号大墓中，出土了大量鱼形玉饰，延续了“悬鱼”的礼制传统。玉鱼造型简练，整体呈长条扁平样式，工匠采用阴线勾勒出鱼鳃、鱼鳍及鱼尾纹路，线条干脆有力。和礼县西山铜鱼一样，玉鱼的眼睛为穿孔，用于穿绳悬挂。玉鱼原先也应悬垂于棺椁之外，为饰棺的礼仪饰件，或是因墓主的身份为秦国国君，故而采用玉来制作。
从礼县的青铜鱼，到雍城的玉鱼，鱼形饰沿着渭水一路向东，恰好映照出秦人不断东进的发展轨迹。秦人立国之初，都城西犬丘就在今天的礼县一带；立国后不久，秦人就向东边发展，都城也一路东迁。这些小小的鱼形饰，承载着秦人对中原礼制的遵循与坚守，也见证着秦人矢志向东，融入中原文明圈的宏志。
虎饰：秦、戎文化交融
秦人既坚守着中原的礼乐正统，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周边戎狄部族频繁交融互动。北方草原灵动奔放的动物艺术，也由此融入秦人的器物装饰中。特别是虎的形象，一度成为秦、戎文化交融的鲜明标识。
秦国立国后，多次起兵伐戎，到秦文公十六年时，伐戎取得成功，收纳了大量西周灭亡后留居关中的周室后裔、贵族与百姓。甘肃宁县石家墓地便是以“周余民”为主体族群的墓葬遗址。在该墓地春秋早中期墓葬的出土器物中，可见大量带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虎形饰品。饰品多为虎的侧面形象，展览中展出有三件样式相近的虎形饰件，其中一件为虎形金饰，二件虎形铜饰。老虎作匍匐状，四肢蓄力，仿佛下一秒就要纵身跃起去捕捉小动物；老虎双耳直立，尾端上翘，动感十足。虎身则装饰有中原龙纹。另外还有一件虎形金饰，同样大耳竖立，尾端上翘，特别之处在于，工匠在虎首侧面刻画双眼，并用绿松石镶嵌填充眼部。在金属器上镶嵌绿松石，是北方草原文化盛行的特色工艺，石家墓地出土的一件铜饰件上，就镶嵌有十余颗绿松石。
战国时期，秦地戎人贵族的配饰，更直观体现了戎文化与秦文化的融合。在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戎人贵族墓中，出土了大量表现动物纹样的黄金配饰，其中一件长达20厘米的动物纹金带钩极具代表性：器身刻画两组虎噬羊搏斗场景，被猛虎扑倒的小羊后肢翻转扭曲，这种夸张而极具动感的动物搏斗场景，是北方草原艺术的经典题材；带钩钩首则表现为中原龙首造型，草原叙事题材融合中原瑞兽形象，多元文化在此完美糅合。
中原的礼乐文明，是秦人尊奉的精神内核。草原文化中动物艺术的奔放活力，也被秦人融入自身的礼乐器物、宫殿瓦当等装饰之中。回首虎，便是秦文化动物艺术中的经典形象。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是秦国早期国君陵园，该遗址乐器坑中出土了一组春秋早期的悬乐器，三件造型生动的铜虎，格外引人注目。三虎都呈回首张望姿态，双耳挺立、双目外凸，四足弯曲、尾巴上卷，似在向上攀爬，富有动感。三件铜虎纹饰略有区分，一件颈部饰垂鳞纹，另外两件饰波浪条纹。该乐器坑还出土了三件青铜镈，似可与三件铜虎搭配组合，则铜虎原应饰于悬挂镈的漆木支架上，属礼乐祭祀器物的组成部分。
礼县圆顶山出土的春秋中期青铜器上，同样能见到立体回首虎造型。一件蟠龙纹铜盉的器盖一侧，伫立着一只圆雕回首虎，灵动的造型，打破了礼器的厚重肃穆。圆顶山出土的铜盉、铜方壶、铜盨、铜车形器，器身基底纹饰依旧是中原传统蟠龙纹，器物四周却点缀各式立体小动物，鲜活灵动。特别是铜车形器，尺寸虽小，设计却异常精巧。整体造型很像一辆四轮车，长方形厢体下装四轮，以轮轴相连，四个轮子目前都依旧可以转动。厢体顶部有两扇对开的盖门，门上各有一钮，一钮为熊形，另一钮似为人形。顶部四角立着四只小鸟，亦可旋转。侧壁四角，各装饰一只向上攀爬的小老虎。
秦国都城东迁雍城之后，虎的形象还用于宫殿装饰。陕西凤翔雍城豆腐村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动物纹瓦当。瓦当上的回首虎，既有独立单只形象，也有虎雁组合形象。回首虎呈侧身行走状，嘴巴张开，利牙外露，威风凛凛。秦国在雍城定都近三百年，宫殿建筑群规模宏大。种类繁多的动物纹瓦当铺满殿宇檐角，凤鸟、蟾蜍、子母鹿、双獾、虎雁等纹样交错排布。站在这些瓦当面前，不难想象当年雍城宫殿连绵、气象雄浑的盛景。
从西垂的祭祀礼器，到雍城宫殿瓦当，再到军中虎符，老虎的形象贯穿着秦走向大一统的完整历程，是秦文化辨识度极高的艺术符号。它既承载着秦人吸纳周边族群文明的开放胸襟，也彰显着秦人坚韧务实、勇猛开拓的精神气质。
鱼形饰件作为周代礼乐文明的物质载体，承载着秦人对中原正统礼制的传承与坚守，这份根植于中原的文化底色，构筑起秦文化稳定厚重的精神主体。秦人吸纳以虎形象为代表的草原动物艺术，并将其融入自身的礼器、建筑装饰之中，为秦的文化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凭借那份强大而稳固的文化内核，秦人在吸收周边族群文化元素时，才始终不会迷失自身的文明根基。这种坚守礼制、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不仅成就了秦由边陲部族到一统华夏的伟业，更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核心动力。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
原标题：《赏秦文物中的鱼和虎，读懂秦人的“守礼”与“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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