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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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贵州桐梓建了夜郎古街,湖南新晃修了夜郎古国景区,川黔交界处也有好几个县城在考证。三省五地吵得不可开交,都说自己才是正宗的古夜郎。
可你知道吗?它们争的那个夜郎,压根不在任何一个现代县城里。
西汉那个拥兵十万的西南霸主,跟唐代让李白流放的那个荒凉州县,隔了好几百公里,中间差了一千多年,根本不是同一个地方。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被争了两千年的地名,到底经历了怎样一场时空大漂移~
三省五地的夜郎分身术
走在贵州桐梓,能看到古色古香的夜郎古街,甚至能尝到冠以夜郎之名的特色小吃。跨过省界到了湖南新晃,当地又修起了气势恢宏的夜郎古国景区,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古夜郎所在地。两边都拿出了地方志和文史资料当铁证,甚至连四川和贵州交界的一些县城也参与到了这场争夺战里。
各地争来争去,其实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很多人以为夜郎是一个像西安、南京或者成都那样,两千年来一直固定在某个位置、传承有序的城市。但历史的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
唐代的地方行政区划调整里,曾经上演过一场奇妙的地名接力。后世在看唐代地图时容易产生错觉,误以为同一个时期并存着好几个夜郎县。
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记录,唐代贞观十六年,朝廷为了抚慰西南深山里的部族,开辟山林设立了珍州。到了天宝元年,朝廷把珍州改名叫夜郎郡,下面还管辖着一个夜郎县。这个地方,就是今天贵州桐梓一带。
而在这之前,今天的湖南怀化新晃一带其实也曾短暂出现过一个夜郎县。根据史料记载,湘西的这个夜郎县在贞观八年就已经设立,最初属于巫州,后来划归舞州,也就是后来的业州。但这个夜郎县存续时间非常短,到了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就改名叫峨山县了。等到天宝元年,业州改名龙溪郡,境内早就没有了夜郎县的建制。
也就是说,湘西的夜郎县和黔北的夜郎县,在历史上并不是同时并存的。它们一前一后,完成了一次无缝的名称接力。后人之所以产生同时并存的错觉,是因为没分清这些政区在时间线上的先后错位。
《元和郡县图志》里也留下了珍州夜郎的记录,提到珍州夜郎县属于郭下,也就是州治所在地。这说明唐代的珍州夜郎,是当时朝廷经略黔北的重要据点。
说白了,朝廷不过是借用汉代的古名来给新设的边疆州县贴牌子,用来威慑边疆、抚慰部族。现代人拿着唐代的地图去套汉代的历史,争来争去,争的不过是唐朝政府随手贴上去的一张标签。要找到那个真正名震西南的古夜郎国,得把视线从唐代再往前推一千多年。
那只敢跟汉帝国叫板的深山巨兽
刚开始,夜郎并不是一个荒凉的流放地,而是一个盘踞在西南深山里的庞大方国。
西汉元鼎年间,大一统的汉帝国正忙着向四周扩张。当汉朝使者好不容易穿过崇山峻岭,站在西南的诸位君长面前时,根据《史记》的记载,其实最先开口的是滇王。他问汉朝使者:
汉孰与我大?
随后,夜郎侯也问了同样的话。
后世读书人把这句话当作愚昧无知的典型,并且单单把帽子扣在夜郎头上,留下了夜郎自大的成语。但你站在当时的西南地理环境来看,夜郎侯说这话底气十足。在那片信息闭塞、群山环抱的土地上,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区域霸主。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里写得很清楚: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当时的西南地区存在着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政权,而夜郎是体量最大的一个。它的核心区域在今天贵州关岭、贞丰以及可渡河流域一带,势力范围甚至波及云南、四川以及广西的交界地带。在汉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翻山越岭进来之前,夜郎确实有自大的资本。
更关键的是,夜郎不仅地盘大,手里还有真家伙。
《史记》里提到,汉朝大臣唐蒙曾向汉武帝汇报,夜郎能调动的精兵有十多万人,可以浮船牂牁江,顺着江水出其不意去袭击盘踞在岭南的南越国。
牂牁江就是今天的北盘江到红水河一带。当时的记录里,这条江宽一百多步,足够并排开行大型战船。
你想想那个画面:陡峭的峡谷深处,十万穿着兽皮、手持青铜兵器的夜郎士兵登上一艘艘战船。江水奔腾咆哮,战船顺流而下。这绝对不是什么山寨小部落,而是一个拥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割据政权。
这时的夜郎,就是牂牁江上逆流而上的巨型战舰,核心位置牢牢锚定在北盘江与可渡河流域的崇山峻岭之中。
当竹王被塞进秦砖汉瓦的网格
夜郎人有自己的一套精神世界。他们不信中原的天命,信的是自己的祖先竹王。
关于竹王的诞生,《后汉书》里记了一个很魔幻的故事。说有个女子在遯水边洗衣服,突然一根三节的大竹子顺着水流漂到她脚边。女子听到竹子里有啼哭声,剖开一看,里面居然是个男婴。这个男婴长大后文武双全,自立为夜郎侯,用竹作为姓氏。
这根从遯水(也就是今天北盘江或南盘江流域)漂来的竹子,就是夜郎国的文化源头。
然而大一统的汉帝国不信这套。汉武帝眼里没有竹神,只有土地、人口和税收。在帝国面前,一切神话都得让位于行政效率。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军队平定了西南夷。不过这时候的夜郎并没有被直接抹掉。汉朝在当地设立了牂牁郡,而夜郎侯选择主动入朝。汉武帝为了安抚边疆,顺势封他为夜郎王,赐了印绶,允许他继续保留对本部族的统治权和封邑。
这就是郡国并存。
汉朝一方面在当地设了夜郎县,管理迁入的编户齐民;另一方面,夜郎王依然统领着自己的部族。这种并行状态,让夜郎的香火又延续了数十年。
夜郎方国政权的彻底终结,要等到八十四年后的汉成帝河平年间。当时夜郎王兴与邻近的钩町王禹、漏卧侯俞因为领土和权力爆发了激烈冲突,甚至举兵相攻。朝廷多次调解,这几位西南君长根本不听。
朝廷忍无可忍,派出新任牂牁太守陈立。陈立来到且同亭,将夜郎王兴召至此处,当场斩杀。
王兴死后余波未平。他的岳父翁指、儿子邪务纠集、胁迫了二十二个邑的部众起兵反叛。陈立迅速将反叛彻底平定。
竹王政权在西汉末年走到了终点。没人知道真正的竹王城废墟在哪一片荒草里。但夜郎作为行政地名,并没有就此消亡。
很多人会把夜郎国和夜郎县搞混。国灭了,不等于县没了。汉朝建的牂牁郡夜郎县,在此后的东汉、蜀汉、西晋乃至南朝,一直作为帝国的行政建制延续着。哪怕三国时期蜀汉政权风雨飘摇,也完整保留了这个建制。到了西晋永嘉五年,朝廷甚至专门分出一个夜郎郡,直接以夜郎县作为郡治。这个地名直到南朝梁代大宝年间才废止,前后存续了六百多年。
只不过,那只象征着王权和神话的竹舟,在郡县制的网格里被彻底拆散了。这也给后世的地名大混乱,埋下了引线。
李白的夜郎西,只是一场美丽的政治误会
既然汉代的夜郎县在南朝梁代就已经废止,那为什么到了唐代,李白还会被流放到夜郎?
这得从唐朝的边疆命名术说起。
唐朝建立后,朝廷开始在西南进行更深度的开发。唐代在黔北新设的珍州,并不是那种由当地部族首领世袭、内部自治的羁縻州,而是实打实的正州,属于唐代正式的地方行政体系,由朝廷直接委派刺史治理。天宝年间,这里有正式的户籍统计,记录着珍州有户二百六十三、口一千零三十四,严格执行大唐统一的政令法令。
既然是朝廷直接管的正式州县,为什么还要起一个叫夜郎的名字?
为了显示大唐国威,震慑边疆各部族,朝廷非常喜欢从古书里翻出名头响亮的老地名,套在新建的边疆州县上。珍州夜郎县就是这么来的:朝廷直接派官治理这片黔北之地,却借用了汉代夜郎的古名给它撑门面。
这个唐代夜郎县(也就是今天的贵州桐梓),距离汉代那个真正拥有十万精兵的古夜郎国核心,往北偏了好几百公里。
唐朝官员们可能根本不在乎地理上对不对得上。他们需要一个响亮的名字来震慑远方边民,于是把夜郎这顶古老的大帽子,扣在了一个偏僻的黔北山沟里。
其实李白跟夜郎的缘分,远不止流放这一回。
早年他听闻好友王昌龄被贬龙标(今天的湖南黔阳),满怀深情写下了那句随风直到夜郎西。但那首诗里的夜郎,指的是当时湘西的那个夜郎县,也就是尚未改名峨山县的地方,李白用它来指代龙标更西边的极远极荒之地。
等到乾元二年,李白自己因为涉入永王李璘案被判流放,目的地却是黔北珍州的夜郎县。
你看这个巧合多绝:写诗送友时,他指望秋风把心意带到湘西的夜郎;等他自己沦为囚徒,脚下走向的却是数百公里外黔北的另一个夜郎。这两个地方,跟汉代那个拥有十万精兵、信奉竹神的古夜郎国核心,都差了十万八千里。
李白流放途中写下满怀悲愤的诗句,觉得前面是万劫不复的蛮荒之地。但他去的那个地方,跟竹王政权毫无关系。
他甚至可能连县城都没走到,就在中途遇到了大赦。
诗人的满腔悲愤,全都倾注在了两个被历史不断挪移、重组的地名符号里。
老达子说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说得明白:遵义府北边的夜郎废县,是唐代的;汉代的夜郎,在府西。清代学者郑珍、莫友芝在《遵义府志》里也感叹过,古代夜郎疆域广大,后来各朝代设置行政区划时交错重叠,才导致后世称呼各不相同。
所以夜郎到底在哪?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两千年前从牂牁江里漂出来的那根三节大竹,载着一个民族的诞生神话,也载着帝国的体制重塑,它没有在任何一个现代县城落地,而是永远漂失在了那条不再回头的江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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