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迅之
2025年盛夏，我站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州政府广场。阿穆尔河的风掠过对面的列宁雕像，掀开封存已久的记忆——《国家与革命》，我读过的第一本马列著作。
那年我十七岁，却已有三年军龄。父亲到北京开会，途经南京时把我叫到他老战友家住了一晚。临走前取出五本书，除了《国家与革命》，还有《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和《自然辩证法》。他要我认真研读，语气里带着期望，或许还藏着对我进步太慢的些许担忧。他全然忘了自己是抗战前的大学生，而我文革“停课闹革命”，小学毕业就穿上了军装。
父命难违。我只好放下已翻阅五遍的《烈火金钢》，沉入那片深不见底的理论海洋。书页间密密麻麻的铅字像陌生的星辰，而我试图在这片星图中寻找方向。
就是在《国家与革命》里，我遇见了巴枯宁。这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惊天一问”让我浑身冰凉：“如果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那他们要统治谁？”他预言：掌权的工人代表会很快脱离群众，蜕变成新的特权阶层，住豪宅领高薪，沉溺于官僚作风。时日既久，他们便会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将维护权力当作首要任务。革命的理想，变成了维护统治的借口。
二十年后，正是苏联解体的灰暗时刻，我站在大学讲台上侃侃而谈：“苏共有二十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有二百万党员时击败了法西斯；有两千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且几乎无人肯履行他在党旗下的誓言。”接着，我以“巴枯宁之问”画龙点睛：“根本的原因何在？就在苏共党员的高层主体已成了特权阶层，他们以国家名义占有和享受的一切，在亡国时能化为他们的私产和永久的利益，甚至获益更多，又何乐不为呢？！”
“诚如南斯拉夫开国元勋、铁托的助手米洛万·吉拉斯所说：当革命家坐进豪车，革命就结束了，我们消灭了旧的剥削者，却成了新的特权者，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到头来不过是一副新的枷锁”。
慷慨激昂之余，一阵更深沉的寒意和无力感却从心底泛起，仿佛退潮后裸露出的不是陆地，而是无边的泥淖。
后来的岁月里，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为成为一只“好猫”而彷徨、挣扎、努力，渐渐麻木。直到今天，面对这座依然矗立的列宁雕像，巴枯宁的那一问才再次划破时空而来，像一枚永不停摆的钟敲响，像是在等待答案。
雕像的目光依然深邃，似乎在自嘲雕塑的永恒和所承载的理想的失落。更仿佛在说：“我们这一代人还无法建成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但这不代表我们不应为之奋斗。”
是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作者近照
个人简历：当过兵，当过地质工人，当过大学讲师，曾任开发区党委宣传部长兼国有大型上市公司高管。退休十多年了，喜欢旅游，偶尔动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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