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与明清社会
的微观历史》
梳理地方社会文献脉络
解析明清基层微观历史
PART 01
内容简介
书依托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富藏的地方文献,聚焦徽州文书和石仓文书,在 15 至 19 世纪的长时段内,通过解析以族谱、案卷、置产簿、文集、碑刻、会簿和账本为中心的多个案例,重点研究宗族组织对基层社会的复杂影响和移民社会的本地化过程。本书注重勾勒与社会组织相关的微观世界,进而在历史情境中考察其功能、作用,及其演变轨迹,体现了微观史学的方法与特色。
本书属于《师说》系列。
PART 02
作者简介
章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古代史和明清社会史,代表著作有《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曾主持多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曾获香港中文大学青年学者论文奖(YSDA)以及上海图书奖。
PART 03
目录
序言 见微以知著 |1
第一章 族谱的早期源流——正德《重修汪氏家乘》|13
第二章 诉讼案卷与社会竞争——万历《吕氏负冤禀帖历朝实录》|40
第三章 田契与置产——乾隆《休宁黄氏置产簿》|96
第四章 商业村落中的乡儒心态——嘉庆《磻溪纪事》与《澹斋文集》|122
第五章 祠庙、碑刻与移民——乾嘉道时期的石仓碑刻 |177
第六章 祀神与借贷——道光《定光古佛寿诞会簿》|217
第七章 家计中的身份认同——光绪《回闽路程》|264
附录:史料选释 |294
参考文献 |331
PART 04
精彩书摘
族谱的早期源流
——正德《重修汪氏家乘》
(节选)
章毅
明代中后期伴随着理学的传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士绅阶层的扩大,地方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宗族化趋势,各类族谱文献也随之产生。近年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是目前收录古籍最全面的目录,根据我们的统计,它所收录的明代族谱总量约计640种,其中近360种来自南直隶的徽州府,占比超过一半。这不仅反映了明代徽州宗族的发达状况,而且使徽州成为明代族谱研究的代表性区域之一。
学术界对明代徽州族谱的关注由来已久,除了以族谱为媒介进行宗族组织的研究之外,针对族谱本身,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 或者注重从族谱中发掘珍稀史料,或者强调对族谱的编刻进行文献学研究,或者将族谱编纂本身看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注重讨论其社会功能。与官修的方志相比,族谱通常由私人主持编纂,因此具有更灵活的体例,但与文集等个性化作品相比,族谱需要反映以血缘或者“拟制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特定人群的历史,其创制空间又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族谱是编纂者与书写对象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深入的族谱研究需要在人物、社会与文本之间梳理繁杂线索、掌握动态平衡。
《中国古籍总目》所收录的约360种明代徽州族谱,大多数编纂于嘉靖时期之后,但也有少数编纂于16世纪初期乃至更早时期。它们继承了发端于元代后期的族谱编纂传统,也反映了从明初到明中叶徽州宗族发展的内在脉络,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正德刊本婺源《重修汪氏家乘》正是其中的关键样本之一。该谱由明代中期婺源显宦汪奎(1432—1511)编纂,开头有“序”“卷首”和“凡例”,正文包含世系图34卷,末尾有“卷末”,首尾完整,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该谱刊刻于正德三年(1508),不仅本身刊刻时间较早,而且是以洪武三年(1370)婺源名儒汪叡编纂的《汪氏家乘》为底本增订重编而成的,在明代徽州族谱中初创最早,具有重要价值。
正德《重修汪氏家乘》的编纂者汪奎在序言中记述:“《汪氏家乘》,洪武庚戌我高祖贞一先生修辑之。由亲及疏,统宗毕具,于今四世矣。”以下引用简称弘治《徽州府志》。可知“高祖贞一先生”即明初徽州名儒汪叡,出自婺源大畈的吾(浯)溪村。
汪叡(1323—1401)年少习儒,“耕稼为养,乘间读书”。元末动乱中,他曾与其弟汪同一起组织义兵,维护地方秩序;入明之后,大部分时间均乡居不仕,但在洪武十七年(1384)至十九年(1386)间,曾应征至京师入东宫“辅导”太子,获授左春坊左司直郎。在任职期间,汪叡“敦实简靖”,“始终被礼遇”,清代官修《明史》将其列为明初知名师儒。不过根据我们的研究,因为易代之际的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汪叡入明之后实则无意于仕进,转而长期退居婺源乡里,在地方事务如教育、宗族、赈济等方面投注了大量心力。以下引用简称弘治《新安文献志》《汪叡行状》。汪叡在洪武三年(1370)所写的《家乘序》中自称:“叡也才庸识浅,学问空疏,兼以病疾忧患,沉郁日久。同宗诸弟侄群请曰:‘兵燹之后,吾汪氏之谱谍罕在。其存而未泯者,尚编集之,以示来裔。’于是勉稽旧章,旁收远引。”编制谱牒正是其宗族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汪叡身后数代的历史颇为黯淡,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汪家曾因土地清丈、缴纳田粮的“图册”之事而被“罚役”。除了远戍岭海的长子,其余三子均因此壮年而殁。这个衰落期可能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汪叡曾孙汪宗煴(1407—1478)时,家庭情况才有所好转。据弘治时期的《汪宗煴墓表》记载:(宗煴)祖渊、父栌,皆隐居不仕……公(按: 指宗煴)生有至性,六岁丧母,九岁丧父,即哀慕如成人……然幼孱弱,群从父兄数侵之,公曲志奉承,不与之角,恒自道其茕茕孑立之苦,言与涕下,闻者感动,群从父兄卒善视之。贞一先生于六经诸史皆有著述,公朝夕讽诵,务究其旨义,将以嗣其宦业,而独任家政不能出也。公祖、父两世居鸿村。鸿村者,先垄在焉。公以其地非便,乃节缩浮费,返于浯村旧址,辟基考室,视昔有加。以下引用简称《汪宗煴墓表》。由《墓表》可知,汪宗煴的父亲是汪栌,祖父是汪叡次子汪渊(1347—1390)。汪渊“年四十四以进呈田亩图册,所司责缓,罚造京官第宅,殁于江宁”,卒时不过44岁,又据《墓表》所载,宗煴“九岁丧父”,即谓父亲汪栌卒于永乐十三年(1415)。根据相关信息推算,汪栌(1376?—1415)年寿亦不过40岁,两代人的衰微由此可见。甚至当时的汪家早已搬离了汪叡长期居住的“浯村”(亦称“浯溪”),而迁移到了“先垄”所在的“鸿村”。从《墓表》所记不难看出,“鸿村”的地理条件远不及浯村(“其地非便”),所以汪宗煴才致力于“返于旧址”,并通过“节缩浮费”,最终完成了回迁。
汪宗煴长子汪奎(1432—1511)是实现家庭命运转折的关键人物。汪奎幼年即“负才器”,“方六岁”,父亲汪宗煴“即遣入县庠”,精心加以培养。汪奎也终于不负所望,于成化元年(1465)考中乙酉科应天府乡试,成为当年徽州府中试的13名举人之一,也是婺源县唯一的举人。成化二年(1466),汪奎又成功考取丙戌科进士,从此走上仕途。汪奎致仕前终官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贵州巡抚,无疑属于高级文官,因此《明武宗实录》在其卒时[“正德六年(1511)二月壬辰”]列有小传: 奎字文燦,徽州婺源县人,成化丙戌进士。授秀水县知县,升监察御史。丙午,以灾异上疏,言及宫闱,忤旨被挞,谪夔州府通判。弘治初,升叙州府同知、成都府知府,历陕西右参政、广东按察使、广西左布政使。辛酉,升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有平苗功。未一年,言官劾奎老疾,遂致仕。至是卒……奎性简静,尚气节,不妄取与,居官以笃实从事,耻务奔兢,虽无时誉,其自守有足称者。清代官修《明史》也有汪奎的专传,所记除详细列举“灾异上疏”的内容外,其余信息均在《明实录》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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