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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严重践踏人权、侵蚀司法公信，向来为现代法治所不容。《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明令将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行为入罪，并设致人伤残、死亡转化从重处罚的严厉条款。实践中，如何准确厘定该罪构成要件及证据运用，仍存诸多争议。对此，北京市中恒信律师事务所渠迪哲律师依据法律规范与裁判要旨，梳理了“刑讯逼供罪构成与证据认定要点”，供各界参考。

主体身份与行为界定

刑讯逼供罪的犯罪主体依法限为“司法工作人员”。《刑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人员。非此主体如行政执法人员等使用暴力逼取口供，不成本罪，应视情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罪论处。行为上须为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实施肉刑或变相肉刑。肉刑指直接身体暴力，变相肉刑则涵盖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精神肉体折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将殴打、违法使用械具、较长时间冻饿等列为应予立案的恶劣手段，造成轻伤、自杀等后果的更应追诉。本罪属行为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依法不定罪。须注意，《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同时设立暴力取证罪，对象为证人，二者核心区别在于行为对象与犯罪动机，不可混用。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伤残”通说指重伤或严重残疾，一般轻伤仍留本罪评价，转化条款折射出对生命健康权的绝对保护。另外，《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此类犯罪的侦查权，形成外部监督制约。

证据排除与证明路径

刑讯逼供罪的认定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深度嵌套。《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应当排除。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或变相肉刑，使犯罪嫌疑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强制性排除。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重要屏障，《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讯问时应录音或录像，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等重大案件应当全程录音录像；录音录像缺失或不完整将动摇讯问合法性证明。依前述排非规定第五条，受刑讯逼供影响而作出的重复性供述原则上应当一并排除，除非更换讯问主体并告知权利后仍自愿供述，此规则切断了刑讯的持续污染效应。证明责任上，辩方提出刑讯线索后，检察机关须对取证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应达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认定刑讯逼供罪还需综合伤痕鉴定、体检记录、监管场所监控等客观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需要强调，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与刑讯逼供罪追诉相互独立，即使非法供述被排除，只要刑讯行为达到立案标准，行为人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二者并行不悖，共同织密人权保障法网。

渠迪哲律师指出，刑讯逼供罪的司法适用须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得精密平衡。应精准把握《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范要义，严格区分一般违规讯问与刑讯逼供，坚守刑法谦抑性；同时刚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查证属实的刑讯行为依法追诉，绝不纵容。更要强化讯问程序监督，通过同步录音录像与检察监督等机制从源头阻断违法。排除非法供述只是手段，追诉刑讯者方为根本震慑。唯有让程序正义成为司法共识，使每起案件经得起法律与历史的检验，才能筑起防范刑讯逼供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