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重修温江县志》抄本初探
唐建军 刘振宇
作为“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的地方志，系统记载了区域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风俗与人文脉络，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历经战乱浩劫，文献典籍多毁于兵燹，明代县志存世者寥寥。据《四川历代旧志提要》载，四川现存明代县志仅三部，分别为明嘉靖《洪雅县志》《青神县志》与明万历《重修营山县志》。
2026年初，明万历戊午年（1618）《重修温江县志》道光抄本的发现，填补了成都地区明代县志的文献空白，亦为补正清代温江县志记载疏漏、还原明代温江社会风貌提供了关键依据，更为明代四川方志编纂史与川西区域文化研究增添了珍贵资料。本文拟从抄本保存现状、递藏源流、编纂体例与内容特征、文献价值四个维度展开探讨。
一、道光抄本保存现状
今日所见明万历戊午《重修温江县志》抄本共两册，根据卷内题识与抄叙考证，均为清代道光年间抄录。其中《词翰》专册，抄录于道光壬辰年（1832），以下简称“卷八”，其中收录唐、宋、明三代诗人所作诗文共计124首：唐代收杜甫、姚合诗作4首；宋代收陆游、范成大、王灼、尹瞻等人诗作26首；明代收杨慎、赵贞吉、任汉、梁祖龄、梁万钟、何汉宗、赵可教等人诗作94首。诸篇多为诗人在温江或宦游期间创作。该册纵23.5厘米，横19.5厘米，共计79页，页面完整无脱页、缺页现象，卷尾附路源、张鸿渐题识。
另“起首”册，抄录于道光甲辰年（1844），纵30厘米，横16.5厘米，共29页，无缺佚。首页有邱桂荣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所题《重修温江县志残抄》，卷尾收录路源、邱泰、邱桂荣、刘能四人题识。其中收录有明正德《温江志》序、明隆庆《增修温江县志》序、明万历《重修温江县志》序，以及修志人姓氏、目录、县纪等。
2026年2月，四川省文物鉴定、古籍版本、地方志研究等方面的专家数人对图书本体进行了鉴定评估，一致认为抄写内容与明代历史文献记载吻合，无明显讹误、涂改痕迹，图书装帧、版式、字体、纸张、印鉴等符合清代中期抄本风貌，虽然仅存二册，仍属于珍稀地方文献，具有比较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二、抄本递藏源流
通过对“起首”“卷八”两册抄本中的题识、收藏印章及相关文献进行交叉互证，可清晰梳理出该抄本从明代原刻本至清代抄本的完整流传脉络，其传承过程具有连续性，为文本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佐证。
（一）底本的传承谱系
该抄本的底本源头可追溯至明代万历戊午年（1618）刻本《重修温江县志》，其流传历程历经三百余年沧桑，传承谱系清晰可考。
明崇祯十年（1637），陕西渭南人张洪具（字备我）出任温江知县，次年因丁父忧离任。归乡时，张洪具携走一部完整的《重修温江县志》万历戊午刻本。该刻本中留存有明代崇祯年间温江知县俞向葵、张洪具等人的增补内容，诸贤的墨批或补正史实讹误，或考证人物生平，为原刻本增添了更为丰富的文献信息，而相关内容亦被转抄入道光抄本之中，使其史料价值愈发厚重。
入清之后，这部明代原刻本流入陕西渭南籍士人权步武手中。权步武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科进士，对古籍文献极为珍视，将该刻本妥善保存，使原刻本避过清代初期的文献散佚之劫。
乾隆十四年（1749），温江籍乾隆四年（1739）进士路县圃（1708—1753，字应田，又字芝田，号万春）赴直隶宣化府西宁县任职，途径陕西渭南时客居权步武家中，得见此部明刻本，叹为稀世之珍，遂向权步武借来完整抄录，形成“乾隆抄本”。此后，路县圃携该抄本赴任西宁，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任所，该抄本随其灵柩辗转运回温江，由路氏家族世代珍藏，成为连接明代原刻本与道光抄本的关键纽带。
道光十一年（1832），举人路源（字德养，路家后人）从家族藏书中借得“乾隆抄本”，格外推崇卷八《词翰》篇收录诰敕、御祭文、诗作的文学成就和文献价值，遂单独抄录诰敕、诗作部分，即本次现世的抄本“卷八”。道光甲辰年（1844），路源再次抄录“乾隆抄本”的卷首与卷一的部分内容，形成本次现世的“起首”册。至此，明代原刻本的部分内容通过“乾隆抄本”得以在道光抄本中留存。
该套图书具有“原刻本—乾隆抄本—道光抄本”的清晰传承谱系，在内容上保留了诰敕文书、诗作等稀缺史料，其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成都地区明代县志的空白，更在于为校正清代方志谬误、还原宋明温江社会文化图景，提供了关键史料支撑。
（二）抄本的递藏历程
两册抄本均钤有多枚收藏印与地方乡贤题识，构成了清晰完整的递藏链条，记录了抄本在清代中后期的流传轨迹，加之所有收藏者均为温江举人、进士等士人阶层，确保了抄本的妥善保存与文献完整性。
“卷八”首页右侧自下而上依次钤有四枚收藏印章：第一枚为朱文方印“湔水路源”，是抄录者路源的藏书印，证实其为该册抄本的首位收藏者；第二枚为白文方印“天峻藏书”，为咸丰元年（1851）辛亥科温江举人张鸿渐（天峻）的收藏印章，张鸿渐在路源题识后补题“同治丁卯年（1867）”识语，明确记载了其收藏时间；第三枚为朱文方印“问之藏书”，为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温江进士刘能（字学初，号问之）的收藏印；第四枚为白文方印“省人”，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温江举人李天桢（1873—1955，字士周，号省人）的字号印。由此可知“卷八”的递藏顺序为：路源→张鸿渐→刘能→李天桢。
“起首”册首页钤朱文方印“邱桂荣印”，第二页钤白文方印“越溪”，第三页右侧自下而上依次钤朱文方印“湔水路源”、白文方印“邱南园印”、朱文方印“问之藏书”、白文方印“省人”。结合题识考证，“邱南园”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举人邱泰，“越溪”为邱泰之子邱桂荣的号，故“起首”册的递藏顺序为：路源→邱泰→邱桂荣→刘能→李天桢。
综合两册抄本的递藏信息可知，二者最初均为路源所藏，后“卷八”流转至张鸿渐手中，“起首”册则为邱泰收藏；至光绪年间，两册抄本在刘能手中合璧，刘能在题识中亦明确记载：“光绪丁亥，越溪邱先生以一卷赠予。不数年，于肆上得张天峻旧藏路抄《词翰》，重合双璧。”最终，两册抄本均由李天桢珍藏。其流传过程清晰、连续，且始终在温江本地士人阶层中递藏，未出现长期散佚或异地流转的情况，为文本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明万历戊午《重修温江县志》原刻本与乾隆完整抄本今已不存，而道光年间抄录的《词翰》册与“起首”册，经路源、张鸿渐、邱泰、邱桂荣、刘能、李天桢等几代藏家的精心庋藏，得以穿越三百年沧桑传世，成为研究唐、宋、明温江地方历史、文化的孤本文献。
三、编纂体例、思想及抄本的内容特征
通过对“起首”册中卷首序文与目录的梳理分析，比对存世其他明代四川县志，可以确定万历《重修温江县志》是明代四川方志编纂的典型代表，具有体例科学规范、资料翔实准确、地域特色鲜明、语言简洁规范的时代特征，对于研究明代四川方志的编纂体例与修纂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一）编纂体例与修纂思想
据“起首”册目录（图一）记载，万历戊午《重修温江县志》为明代温江编纂的最完备一部地方志，其编纂体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实用价值：以图文开篇，全书分为九卷，层级清晰、逻辑连贯；以典章制度为纲，类目涵盖舆地、县纪、官守、食货、水利、学校、人物、词翰、纪遗等，全面覆盖地、政、经、文、人、记等核心领域，体系完备；类目设置兼具政务实用属性与史料留存价值，既便于地方官员查阅政务信息，又能系统留存地域历史文化资料。
图一 万历戊午志目录
其修纂思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重地理建置，立足地方治理需求，突出志书的经世致用功能，详细记载疆域、沿革、山川、水利等与地方治理密切相关的内容；
二是崇礼制教化，尊儒重教，以礼治邑，通过记载学官、科举、人物、词翰等内容，宣扬儒家伦理道德与教化理念；
三是贵民生经济，详记食货、水利、田赋等内容，体现“民为邦本”的治理思想，关注民生福祉与地方经济发展；
四是扬人伦存史，彰善扬德，同时补录诰敕、诗文、金石、杂著，兼具教化功能与文献价值；
五是求全域系统，力求完整反映温江的地域风貌与社会全貌，打造“一方之全史”的文献格局。
（二）抄本的内容特征
抄本的“起首”和“卷八”从编纂信息、地理历史、文献艺文三个维度，保留了万历《重修温江县志》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史料价值。
“起首”册卷首收录明代三次修纂温江县志的序文、纂修姓氏、目录以及本志的志例说明，同时载有邑境、邑城、水利、文庙、公署五类图志，直观呈现了明代温江的地理格局与庙学、公署设施分布；卷一包含县纪的核心内容，其按时间顺序梳理温江自汉代至明代的历史脉络，二者结合构成志书开篇的核心内容，兼具编纂信息、地理图文与地方历史溯源的基础价值，为研究明代温江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提供了珍贵史料。
图二 封赠梁万钟父母诰
“卷八”《词翰》篇是残抄本中史料价值最集中的部分，内容分为诰敕文书、御祭文与诗作三类。其一为诰敕文书60道，包括诰命33道、敕命21道、敕谕6道（图二）。这批文书均为明代温江显宦家族传世的官方档案，其中进士8名，有南京大理寺卿任汉、两浙都转盐运使梁万钟、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提督军务梁祖龄、贵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赵可教等家族诰敕。同时还涉及何氏、祝氏等当地望族，详细记载了官员的任职履历、功绩表彰、封赠等级等信息，是研究明代官制、科举制度与地方望族发展史的珍贵史料；其二为御祭任汉文1篇，是朝廷为温江籍官员任汉所颁御祭文，记载了任汉的生平功绩与朝廷的褒奖态度，具有重要的人物研究价值；其三为诗作124首（图三），其中唐代4首、宋代26首、明代94首。唐宋诗文多为名人游历至温江时的题咏之作，有杜甫、陆游、范成大、王灼、杨慎、赵贞吉等人名作20首，涉及山川、名胜、古迹等。明代诗文则以温江籍士人创作为主，内容涵盖山川形胜、地方风俗、官绅交游、社会生活等，从文学视角记录展现了明代温江的社会文化面貌，部分诗作还涉及赋役、吏治、民生等内容，具有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价值。
图三 诗作中的温江八景
四、抄本的文献价值与学术意义
作为成都地区仅存的明代县志，该抄本的史料价值集中体现在弥补文献空缺、校正后世谬误、传承地域文化脉络三个维度，对温江地方史乃至川西区域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
（一）填补清代温江县志的记载空白
明末清初的战乱给四川带来了“人口锐减、文献焚毁”的浩劫，乾隆年间编纂《温江县志》时已面临“文献灰劫无余”的困境。现存清代乾隆、嘉庆、民国三部《温江县志》，对明代及以前历史的记载多有疏漏与简略。以乾隆《温江县志》为例，该书由冯中存修、王道成纂，虽为清代温江方志的代表之作，但艺文门收录宋人诗作仅9首，其中4首存在作者或篇目讹误；收录明人诗作仅1首，难以反映宋明时期温江的文学成就与社会风貌。而万历《重修温江县志》道光抄本收录宋代诗词26首、明人诗作94首，多为清代方志未载的孤篇，突破了清代文献的记载局限，为重构宋明温江历史、补充地方文献遗存提供了关键材料。
此外，抄本中的诰敕文书、御祭文等内容，更是清代县志完全未涉及的领域，填补了明代温江官制、望族史、政务运作等方面的记载空白。
（二）校正地方史研究的认知偏差
长期以来，由于明代方志遗存匮乏，学界对明代温江的疆域范围、赋役制度、水利设施、文教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多依赖清代方志的回溯性记载，由于清代编撰者未见明代志书，存在“以清证明”的认知偏差，部分研究结论因缺乏直接史料支撑而不够准确。万历《重修温江县志》道光抄本的现世，为校正这些偏差提供了直接的明代原始史料。在社会文化方面，抄本收录的94首明代诗作，集中体现了“务农业儒”的社会风气，印证了明代温江“进士辈出”的文化盛况，弥补了清代方志对明代文教发展记载简略的不足；在地理研究方面，抄本中关于鱼凫城、温江八景等地理景观的记载，校正了清代方志中关于部分历史遗迹方位的讹误。
（三）传承地域文化的历史脉络
地方志不仅是史料汇编，更是地域文化精神的载体。万历《重修温江县志》道光抄本《词翰》篇以诰敕文书的官方叙事与诗作的民间表达，共同构建出明代温江的文化图景，其中鱼凫古城的历史记忆、梁氏家族的仕宦传统、“务农业儒”的民风特质、文人雅士的交游风尚等意象，构成了温江地域文化的核心基因。由于诸多内容为清代县志所遗漏，抄本的现世让珍贵文化记忆得以重获传承。尤为重要的是，抄本所记宋明文人与地域景观的互动关系，为当代挖掘鱼凫文化、农耕文化、花木文化等历史遗产提供了原始素材，成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文献源头，对增强地方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抄本收录的124首诗作，形成连贯的唐、宋、明温江文学传承脉络，其价值不止于文学层面，更为“诗史互证”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佐证：以宋代吕陶《和赏申氏园海棠》为代表，诗人从形、香、神、韵全方位描摹海棠艳丽脱俗之美，成为温江花卉种植的重要文献例证；明代则集中体现“务农业儒”的社会风气，既有梁祖龄、任汉等显宦的咏史怀古之作，也有其他文人的山水田园、边塞、咏物、送别等诗作，内容涉及温江八景、友人赠别、农事活动等，生动再现明代温江的繁荣景象与文人风貌。这些诗作多为清代方志未载的孤篇，既丰富了明代温江文学文献遗存，又以文学叙事保留大量历史细节，为还原明代温江社会生活场景提供了鲜活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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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志温江 (原载:《成都文物》2026年第2期)
作者：唐建军 刘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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