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台下沉睡五具遗体，借房夫妇同住六年浑然不知|水泥|第一巨额抢劫案|藏尸|铁锤|陈君|马飞

【前置警示】本文所述案件发生于1996—2018年，相关凶手已被依法严惩。文中内容仅作法治案例回顾与普法警示，严禁模仿任何暴力行为。请尊重逝者，理性阅读。

1997年春，济南一对新婚夫妇搬进了小学同学借给他们的新房。

房子刚装修过，墙面雪白，瓷砖锃亮。房东说，西屋锁着，别进。

他们听话地住了下来。一住六年。

他们不知道，西屋那座贴着红绒布的台子下面，封着五具尸体。那是他们房东——何东升——在两天内锤杀的五个熟人。

一、99.7万，和那把铁锤的起点

何东升，1967年生，济南某单位会计。

90年代中期，单位有一笔闲置资金，他被允许短期理财。但他没守住底线——挪用400万公款炒股，亏损严重。为了填补窟窿，他联合高中同学王某某、连襟于某，说服银行副科长张某某（初中同学）动用100万公款申购新股。

中签后退余款99.7万至活期，再通过银行职员李某（王某某同学）提前支取。

1996年12月18日，这笔钱由王某某的朋友桑某分两次取现：14.7万 + 85万，装进布袋，送往何东升租住的天桥区某小区603室。

那天济南干冷，零星雪沫飘着。

桑某脱鞋进屋对账，何东升递烟沏茶，气氛看似平常。随后，何东升趁其不备，用铁锤重击桑某后脑部——桑某当场倒地，司法鉴定为严重闭合性颅脑损伤致死。

这99.7万，成了何东升掩盖亏空、独吞资金的起点。

二、48小时，五条人命

从18日下午到19日下午，前后不过24小时。

何东升为什么要杀光所有人？表面看是为独吞巨款，但更深层的逻辑是：这五个人都知道这笔钱的来路。只要任何一个人活着，他挪用400万公款的事就可能暴露。王某某和于某是他的同谋，知道的内情最多；张某某和李某是银行内部的操作者，握有转账凭证；桑某是取现的经手人。五个人，五张嘴，任何一张嘴张开，他都得坐牢。

只有死人不会开口。

12月18日下午：何东升以“结算分成”为由，将银行职员李某骗至603室。李某是王某某的高中同学，正是他利用职务之便使99.7万元提前到账。他走进603室的那一刻，大概以为自己即将分得一杯羹。迎接他的，是同样的铁锤。

12月19日上午：银行副科长张某某应约前来“谈公款去向”。他是王某某的初中同学，被诱骗动用100万公款申购新股。他走进603室时，或许还在盘算如何解释那笔钱的去向。他没等到开口的机会。

12月19日下午：王某某与连襟于某一同登门。他们是整个骗局的策划者和参与者，本以为能分得巨额利润，却在何东升的家中先后被控制击倒，双双遇难。

五名死者：桑某26岁、李某28岁、张某某28岁、王某某28岁、于某29岁。

均为年轻男性，多是同学、亲友、同事关系。他们彼此相识，共同策划了一场骗局，最后在同一间屋子里，死于同一个人的同一把铁锤。

何东升后来庭审辩称“未直接动手杀人，仅参与藏尸”，法院综合证据认定其故意杀人罪成立。

三、西屋那座贴红绒布的水泥台

1996年12月下旬，济南隆冬严寒。

何东升购来砖块、水泥、沙子，在603室西屋砌起一座长方形池子。据后来现场勘查记录，地面铺了塑料布，遗体用床单、塑料布分层包裹，放入池内；浇筑水泥沙浆，震实抹平，表面贴红绒布，做成约长2米、宽1米余的水泥台。

全屋重新刷墙、油漆门窗、铺新瓷砖，浓烈油漆味掩盖密闭异味。西屋常年上锁，钥匙仅何东升持有。

寒冬低温加上水泥密封，延缓了遗体腐败节奏。这间西屋，从此成了禁区。

据崔某后来作证：“房子是新装修的，新刷了墙、油漆了门、窗框，地面是新铺的瓷砖，闻不到油漆味，感觉房子装修后放置了一段时间了。”

他不知道，那“新装修”的背后，是一场屠杀的收尾。

四、东屋烟火，西屋禁区

1997年春，何东升的小学同学崔某新婚无房。

何东升主动提出：“我有套新房空着，东屋你住，西屋锁死别进，算借你安家。”

崔某夫妇欣然入住。东屋起居，西屋始终明锁禁入。何东升告诉他们，西屋存放的是“贵重文件或文物”，千万不能碰。

这对年轻夫妇就这样住了下来。

他们在东屋做饭、吃饭、睡觉、招待朋友。梅雨季墙上渗出潮斑，偶尔有股闷味，他们归因于老房返潮。六年，春夏秋冬，烟火日常，全都在那间屋子里流淌。

而隔壁西屋的红绒布下，五具遗体正在水泥中缓慢腐朽。

据崔妻亲戚事后证言：“台子靠着窗户边的墙，比窗台稍矮，通体用红色的绒布贴着，我有时躺在上面看书，感觉台面挺硬，像是木头的。”

她躺的，正是封存五具尸体的水泥台。

五、2002年8月，西窗大敞

转机出现在2002年8月。

崔某夫妻闹离婚，崔妻仍暂住603室。她的侄子来做客，对常年锁死的西屋充满好奇，找锁匠强行撬开了门。

门开的瞬间，红绒布积灰，水泥台泛碱，一股闷腥散进楼道。

与此同时，何东升驱车经过高架路，瞥见西窗大敞，心头一紧。他急电崔某勒令：“立马搬走，西屋不准进！”

当晚，何东升找了几个人，说是“搬运文物”，将七八个散发异味的大包袱从西屋转移，埋入市中区一小房地下。这些帮忙搬运的人是谁？公开资料中没有记载。他们是否知道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也无从考证。何东升事后是否对他们进行过威胁？同样没有答案。这批人的身份，成为本案一个未被揭开的缺口。

但气味已经藏不住了。据邻居回忆，那段时间“只要踏入房间，便能感受到一股沉闷的腐臭盘踞屋内”，那股味道“阴寒、腥闷、黏在鼻腔里，久久散不去”。

房东闻到刺鼻尸臭后报警。警方挖开包袱，发现了未完全白骨化的五具遗体——冬季封存延缓了腐坏。身份证残片、90年代的球鞋、皮带扣，一一佐证了他们的身份。

案发已近六年。

何东升仓皇潜逃。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

【普法贴士】 A级通缉令是公安部最高级别的通缉令，适用于在全国范围内追捕重大在逃犯罪嫌疑人。一旦发布，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均可实施抓捕，无需另行审批。

六、昆明落网：DNA如何锁定何东升

潜逃期间，何东升化名“陈君”“马飞”，流窜四川、云南。他在昆明伪装成商人，置产、重婚，甚至与一名云南籍女子育有一女，企图以“成功老板”的身份掩盖过往。

他用两个假身份，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阿兰，2003年在四川巴中登记结婚，何东升华名“陈君”，他在昆明、巴中花了90万元买了三套房产，还陆续给了阿兰许多生活费；晓梅，2004年在昆明经婚介所结识，何东升华名“马飞”，与其“结婚”并生育一女。

2008年6月，阿兰联系不上“陈君”，辗转找到济南，见到了真正的陈君，才知道自己嫁的人身份全是伪造。

而真正让何东升落网的，是DNA技术。

2009年2月，何东升等6人在昆明以介绍工程为由，将男子唐某骗至一家具城内，强行索要5万元。唐某被放走后报警。

其间，唐某车内副驾驶手套上留有一处血迹，警方提取后录入DNA数据库。

3月7日，济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专家毕建红从网上发现DNA数据库报警：该血迹DNA与公安部A级督捕逃犯何东升父母的DNA，在13个基因座符合双亲遗传关系。

【普法贴士】 DNA亲缘比对是通过分析常染色体STR（短串联重复序列）的基因座匹配程度来判断亲子关系。13个基因座符合双亲遗传关系，意味着该嫌疑人是何东升父母的生物学子女的概率极高（可达99.99%以上）。但仅凭此还不能排除“是何东升兄弟”的可能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做Y染色体检验。

毕建红随即联系昆明市局DNA实验室，采集何东升父母新的血样进行检验，并请求进行Y染色体检验——Y染色体是父系遗传标记，父→子→孙几乎不变，可以用来排除“是何东升兄弟”的可能性。经过3天的努力，最终认定：这名嫌疑人，就是身份漂白的何东升本人。

何东升当场被抓获，押解回济南。

七、八次庭审，死刑核准

何东升归案后，经历了近9年的侦查、起诉、审判过程，共计8次庭审。

他始终否认杀人，只承认藏尸。他编造了一套说辞：

“王某某带着几十万元现金找到我，说想暂存到我的单位里。我返回家中，发现王某某、于某在我家，张某某等三人则倒地身亡。王某某称，贪污公款后，张某某等三人抽成太狠，遂将这3人杀了。第二天，我发现王某某、于某二人也已身亡，家里一下子有了5具尸体。”

这套说辞漏洞百出——五具尸体的头部均有铁锤击打痕迹，死亡时间集中在24小时内，且何东升手上沾有血迹，现场没有第二人作案的任何证据。法院综合证据认定其故意杀人罪成立。

2016年，济南中院一审认定：故意杀人罪（5人）+ 贪污罪（400万）+ 挪用公款罪（13万），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普法贴士】数罪并罚是指对一人所犯多个罪名分别定罪量刑后，依法合并决定执行的刑罚。我国刑法规定，死刑和无期徒刑采取吸收原则（即执行最重的刑罚）；有期徒刑则采取限制加重原则，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

山东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1月1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普法贴士】死刑复核是我国特有的一项司法程序。所有死刑判决都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由最高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命令后，方可执行。这是防止错杀的最后一道防线。

八、2018.1.19

2018年1月19日，何东升双臂反绑、脚戴脚镣，被两名戴着头盔、墨镜的警察押进济南中院法庭。

他身着黑色外套，头戴藏青色线帽，面色平静。胸口挂着一个白色纸牌子，上面黑色字体打印着三个字：何东升。在他周围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名持枪警察。

这是济南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画面。

从1996年案发到2018年伏法，这起案件跨越了22年。

据押解何东升回济南的刑警张健后来向《齐鲁周刊》回忆，何东升这样一个“情商、智商、心理素质极其超群的人”，在途中表达了做个号长的“奢望”，并自称：若没有当年的贪念，早就位显禄高。

一个夺走五条人命的人，在押解路上想的，是自己本该有的前程。

九、1996—2018，时间的缝隙

1996年12月，何东升用铁锤锤杀桑某的时候，ATM机在中国城市里还是稀罕物，绝大多数人取钱只能去柜台。大额取现没有全国统一的预约红线，也没有强制性的身份穿透和用途核查——一笔85万的现金，靠着银行职员李某那张熟人脸，分两次就从柜台拎走了。

那时候没有联网的户籍管理系统，没有覆盖全国的DNA数据库，没有遍布街角的监控探头。603室的西屋锁了六年，没有任何居委会干部、片区民警上门问过一句：“那间屋子怎么老锁着？”

五个人消失了。桑某的妻子、李某的父母、张某某的单位领导、王某某和于某的家人——他们都报过案。桑某的家人到派出所报案，民警做了笔录，发了协查通报，但通报只能靠传真机和邮寄送达周边县市；李某的单位发现他没来上班，打电话到家里无人接听，也报了案，但两个派出所之间的信息只能靠人工电话沟通，没有系统会自动比对“失踪人员名单”是否有重叠。五份报案记录，散落在不同辖区的纸质档案夹里，没有任何技术手段能把它们串起来。不是警察不尽力，是那个年代的技术条件，根本做不到。

2002年8月，西屋的门被撬开。此时DNA技术已经在刑侦领域应用了十几年，但全国性的DNA数据库才刚刚开始建设。何东升的父母血样被采集了，却没有及时入库比对——因为当时还没有一套制度强制要求“逃犯亲属DNA必须入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