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巴黎,你若是在黄昏时分去香榭丽舍大街上散步,迎面走来十个人,你可能得定睛瞧上好一会儿,才能在这十个面孔里,寻出一个地道的、祖上三代都生在塞纳河畔的法兰西白人。

这就是法国正在发生的现实。

许多年前,法国人觉得这是一笔极其划算的买卖:既补充了廉价的劳动力,又在国际上挣足了“自由、平等、博爱”的面子。天底下的便宜,似乎都让法国人占尽了。

但是,凡是占尽便宜的事,背后都标着看不见的价码。

如今在法国,黑人常住人口总量已经逼近八百万,占了总人口的一成有余。如果这还算温水煮青蛙,那么另一组来自巴黎城区的调研数据,就等于把开水直接泼在了脸上:近年在巴黎的新生儿当中,黑人新生命占比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七成。而本土白人的新生儿比例,则在一年一年地往下滑,拉都拉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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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单单是肤色的变化。肤色只是表象,表象底下,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色、社会结构乃至文明走向,正在被一种无声的力量重新清洗。

这桩买卖,最初是从殖民时代埋下种子的。战后的法国,百废待兴,处处缺人手。法国的决策者一琢磨,家门口不就有现成的劳动力吗?西非大片的原殖民地,那里的人听得懂法语,又听话,还便宜。于是,一纸宽松的移民法案,像一张巨大的网,撒向了地中海的对岸。

起初,法国人心里算的是一笔短期的小账:人来了,干最脏最累的活,拿最微薄的薪水,等干不动了,他们总归是要回去的。但法国人忘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人不是机器。机器用完电可以关闸,放在仓库里落灰;而人是有脚的,有脑子的,更是有家眷的。人来了,不仅要干活,还要吃饭,要娶妻,要生子,还要把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接来。

法国那套温情脉脉的福利制度,就在这个时候,成了一条最粗的绳子,把这些外来者牢牢地拴在了法兰西的土地上。法国的福利好啊,育儿有补贴,住房有补助,失业了还有救济金。这套制度本意是为了彰显人道主义的崇高,可一旦碰上了生殖本能和生存逻辑,事情就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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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本土的法国年轻人来说,生活是精细的,也是沉重的。他们要考虑体面的工作,要盘算高额的税收,生一个孩子,生活质量就要降一级,因此他们选择少生,甚至不生。但对于那些从贫困、战乱中走出来的移民家庭来说,生孩子却成了一门稳赚不赔的买卖。多生一个孩子,政府就多发一份补贴。生得越多,拿得越多,甚至可以靠着补贴,过上比在老家好上千百倍的生活。

这就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因果:努力工作、按时纳税的本土人,在生活的重压下主动选择了克制;而依赖福利、不怎么纳税的外来群体,则在福利的滋养下繁衍不息。法国政府用本土纳税人的钱,养活了外来者的后代,进而逐步取代了本土纳税人自己。

房子既然已经换了主人,规矩自然也就得跟着变。这些年,法国街头的骚乱已经不再是新闻,而成了像感冒一样的季节性流行病。年轻人聚集在街头,打砸店铺、焚烧车辆、封堵道路,甚至和警察迎面肉搏。这些暴乱的参与者,大多是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

这就带出了另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结:为什么福利给了,身份给了,他们却依然不认同这个国家?

其实,这世上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还是落在一个“心”字上。融入一个文明,远比发几张福利支票要复杂得多。在许多移民聚居的街区,早已经形成了“国中之国”。那里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有他们自己的法则,有他们自己的语境。警察进不去,法律管不着,只有政府的福利支票能畅通无阻地送进去。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年轻人,对法兰西的“自由、平等、博爱”毫无感觉,他们只觉得,自己如今的贫困是因为社会的不公,而自己祖辈受到的殖民掠夺,理应由今天的法国政府加倍偿还。你以为你用宽容和福利买来的是顺从和融合,其实你买来的是长期的怨恨和无穷一时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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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历届政府,难道看不出这个窟窿吗?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但他们不敢动,也动不了。

在“多元包容”的政治正确大旗下,任何人只要试图收紧移民政策、削减福利,就会被贴上“冷酷”、“不宽容”的标签。政客们为了手里的选票,不仅不敢堵这个窟窿,反而得变着法子往里面填更多的土。

事情走到这一步,其实怨不得移民族群。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哪里有更好的生活,人就会往哪里走,这无可厚非。真正该反思的,是那些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只图眼前利益而缺乏长远眼光的决策者。

他们用几十年的短视,透支了一个国家几百年的积淀。

历史最无情的地方在于,它从不听任何温情脉脉的辩解。当一个文明失去了自我保护的本能,当一个社会把软弱当成宽容,把短视当成远见,那么,人口结构的彻底清洗与社会秩序的彻底反噬,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日落时分,塞纳河水依旧静静地流淌,埃菲尔铁塔的灯光照常亮起,金碧辉煌。可当夜幕完全降临,塔底下的阴影里,传来的早已不是塞纳河古老的法兰西歌谣,而是另一种节奏急促、语调生疏的鼓点。

这鼓点不属于巴黎的过去,却真真切切地,成了巴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