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网综合报道：7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全球领导力学院共同主办。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围绕“美国建国250周年及其全球领导力思考”作专题分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网、、香港 大公报、台湾联合报、今日俄罗斯、日本读卖新闻等 多家媒体参与活动报道。
吴心伯以一句风趣的“打油诗”破题：“美国‘250’，遇上特朗普，全球领导力，只能干着急。”他指出，美国虽有250年建国史，但真正以全球性大国身份参与并塑造国际秩序，始于20世纪。美国全球领导力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基础奠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型于冷战时期，膨胀于后冷战时代，自21世纪初以来进入转型期。
他表示，美国早期能够走向世界舞台，不仅因为实力，也在于其一度提出了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国际政治理念。一战期间，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和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标志着美国开始告别孤立主义。二战期间，《大西洋宪章》提出不追求领土扩张、尊重各国人民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非殖民化、平等贸易和经济合作等原则，进一步奠定了美国影响20世纪国际政治规范的基础。
在回顾美国全球领导力演变时，吴心伯认为，冷战使美国领导力发生异化，领导力与霸权行为逐渐结合。随着美苏争霸加剧，美国外交政策出现军事化倾向，军事同盟、海外基地、海外驻军和军备竞赛成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冷战期间，美国还频繁进行对外干预，在一些地区问题上偏离其自身宣称的民主、自决和人权原则，使其全球领导力中的公共性成分受到侵蚀。
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力与霸权的膨胀达到历史高点。吴心伯指出，苏联解体使美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战略空间。美国大力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强化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不扩散机制等国际机制，同时维持并扩大同盟体系，推动北约东扩，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美国有能力并且应当主导单极世界，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全球领导力也因此达到顶峰。
谈到近年来美国全球领导力式微的表现，吴心伯表示，美国越来越难提出具有广泛号召力和时代意义的国际倡议。无论是“印太战略”、美日印澳四方合作、AUKUS、美日韩三边合作、芯片四方联盟等合作机制，还是“民主峰会”等多边论坛，都难以像战后国际制度建设那样产生广泛影响。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能力也在下降，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加沙冲突等议题上，联合国投票结果显示，越来越多国家不再愿意完全跟随美国立场。
他还指出，美国对盟友的掌控力和自身公信力也在下降。巴以冲突、美以伊冲突、美国对华政策等都体现出，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利益和判断并不总是一致。与此同时，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削减对外援助、频繁使用制裁工具，也削弱了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形象。吴心伯认为，外交能力本质上依靠交往、对话和说服，而过去十年美国对外政策越来越依赖制裁，说明其外交效能正在下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政策反复，也进一步降低了其国际承诺的可信度。
谈及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吴心伯表示，美国全球领导力调整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近年来，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理念框架已较为完整。接下来，关键是提高行动力，把倡议转化为具体成果；同时提升资源投入，培养更多熟悉国际事务、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规则的专业人才。
吴心伯还以联合国财政困境为例，说明全球领导力背后的资源投入问题。他指出，全球治理不能只靠理念倡议，国际组织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资金、场地、制度和人才支撑，“真金白银，不花钱是不行的”。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就需要具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承接国际制度运行的能力。他用“联合国总部如果有一天从哈德逊河畔来到黄浦江畔”的打趣式假设，进一步强调中国需要提前准备相应的资源、空间和专业人才。
在互动环节，现场听众围绕人民币结算、美国国会、美国科技领导力、同盟体系变化以及特朗普时期美国战略收缩等问题提问，气氛热烈。本场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金臻主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蔡彤娟致辞。
“区域国别学与全球领导力”系列主题讲座旨在汇聚国内外学术力量，搭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区域国别学与全球领导力研究的理论创新和人才培养，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系列讲座第十场、第十一场将分别于7月6日、7月8日举行，敬请关注。
以下为“区域国别学与全球领导力”系列讲座安排，详细内容敬请关注后续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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