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人的心目中，五代十国，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缺乏英雄和传奇的乱世，和之前的盛唐气象，与后面的大宋繁华不可同日而语，简直是一段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垃圾时间”。确实，在这72年的岁月里，有后晋石敬瑭对契丹俯首称臣，割让燕云十六州的耻辱；有跋扈军阀自立为王，公开宣称：“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当然，最惨痛的还有战乱中，黎民百姓的死亡与流离失所；根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初年的人口，比起唐代中晚期，可能减少了大约1500万。
在简单粗暴的标签，“垃圾时间”后面，五代十国这个特殊的时间段，以及，那些曾经短暂存在过的割据政权，对于中国历史的演进发展，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对于这一点，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倒是有一个独具慧眼的观察，那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大一统王朝的消失，以及经济重心和人口的南移，这些割据政权反而能呈现出一种小而美，且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最终形成了一种百家争鸣，互通有无的经济与商业模式。比如南唐善于修水利，把国土上丰富的水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让自己变成了天下第一的粮仓；南越国专注发展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海外贸易，获利丰厚；而后蜀，则因为努力发展粮食种植，制盐，种茶，纺织等农副业，富甲一方，地方特产如蜀锦，行销天下。后来北宋军队入川后，光是从后蜀政权库房中获取的绫罗织锦，就达五十万匹。这种多样化与繁荣，和乱世中的战乱纷争，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回首这段历史，如果没有五代王朝和南方各国在乱世中的创造与积累，也就没有被后世称颂的北宋盛世。

更重要的是，五代十国，不仅为北宋贡献了发达的经济，繁盛的人口与富饶的土地，还为两宋繁盛的文化注入了宝贵的新血。例如，知名后蜀宫廷画家黄筌和黄居父子，就被宋太宗招入北宋宫廷中的翰林图画院，黄氏父子所开创的那种精细华丽的花鸟工笔画，就成为了北宋中期之前，宫廷绘画的主流风格。同样，与唐诗一起相提并论，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高峰的宋词，那种清丽婉约，慵懒中带着惆怅的风格，也离不开一位知名南唐文学家，冯延巳；他以一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晏殊，欧阳修与苏轼，为日后的士大夫文人构建了一个私密的文学与情感世界。
通过如此这般的一番复盘，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作为乱世的五代十国，是一种历史范畴上的“破坏性创新”。那些在大唐帝国的废墟上生长起来的地方性国家和政权，一边在进行着大胆的改革与试验，一边在争霸中努力维护自己的生态位，而让破碎的华夏再度统一繁荣的力量，就在这种看似混乱无序的竞争中，悄然诞生；接踵而来的两宋时代之所以攀上了繁荣的新高峰，就来自于继承了这份乱世带来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