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的影响下，美国正越来越远离这个由其主导创建、原本用来在本地区施加影响的国际组织。如今，这个美洲地区最高级别的政治组织，正试图在多边主义和民主都陷入危机的时代中求生。
“美洲国家组织更多是在分裂美洲国家，而不是团结它们。”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当下的评论，但其实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20世纪70年代初，加拿大时任外交部长米切尔·夏普曾这样说。当时，加拿大一直不愿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直到1990年才正式加入。
1948年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这个美洲地区最主要的多边机构曾一度风光。但在过去几十年中，它始终伴随着质疑声，尤其是在国家间冲突面前表现消极无为。更重要的是，外界也批评它面对美国这个地区头号强国的单边决定时缺乏作为。美国不仅是东道国，美洲国家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也是该组织最主要的财政支柱。
美国近日正值独立250周年纪念，而此时恰逢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任期。特朗普一向贬低包括美洲国家组织在内的多边机构。据媒体报道，他还在不断削弱现任负责人、苏里南人阿尔伯特·拉姆丁的施政空间。这一点在6月最后一周于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华盛顿试图改变会议议程，但最终通过的大会宣言却大量强调对多边主义的捍卫。
副秘书长劳拉·希尔在闭幕致辞中对此说得很清楚。她带着一定的自我反思意味表示，面对持续不断落在该组织身上的批评，“我们不仅要宣示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还必须证明它。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意味着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而是要直面批评，看看我们过去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并以建设性的精神加以纠正”。
“美洲国家组织已经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机构。”华盛顿美洲民主研究所所长卡洛斯·桑切斯·贝尔赛因对拉美新闻平台“连接点”这样表示。这位玻利维亚学者和政治人物曾两度在本国担任部长。他表示，该组织“已经完全失去了主导重大议题的能力，尤其是在民主问题上”。
桑切斯·贝尔赛因批评拉姆丁，称其拒绝将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的政治体制定性为不符合民主原则，这违背了《美洲民主宪章》的原则，而他的前任、乌拉圭人路易斯·阿尔马格罗在这一点上立场不同。
他说：“美洲国家组织应当恢复其促进和捍卫民主的角色。只要这一点还不明确，我们看到的就会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美洲国家组织，而美国则会组建其他类型的集团，比如‘美洲之盾’。美洲国家组织将只是一个用来出席活动的平台，因为华盛顿的政策显然主要是双边的，但它会产生多边影响。新集团的形成就说明了这一点。”
巴西利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朱利亚诺·科尔蒂尼亚斯也持类似看法。在他看来，美洲国家组织在冷战时期更为重要，因为它当时承担着把苏联挡在美洲势力范围之外的功能。但如今，它“在本地区已经失去重要性”，尤其是在南美层面。
事实上，自成立以来，批评者就一直指出美洲国家组织带有某种“原罪”。正如科尔蒂尼亚斯所说：“美洲国家组织始终是美国维持其在拉丁美洲存在的工具，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多边机构。在这种背景下，它要想有未来，就必须改变自身结构和官僚体系。但如果真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就必须改变其看待这一地区的方式，也必须改变其看待美洲国家组织本身的方式。”
最近的总统选举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策略。在秘鲁和哥伦比亚，立场与特朗普主张相近的候选人赢得选举；萨尔瓦多、阿根廷、智利和厄瓜多尔等国也早已有类似取向的政府执政。
没有人能否认，美洲国家组织正处于危机之中。联合国在全球层面也面临类似局面。这两个诞生于20世纪中叶、建立在战后共识之上的组织，如今都在面对超出其创设初衷的挑战。
对美洲国家组织而言，它长期以来因美国的强大影响而始终强调“西方价值”。但今天，它面对的是一个被打乱的地缘政治局面，问题不只是特朗普个人。一个全球性强国的崛起，以及美洲地区自身的民主危机，也都在推动这一重构。
墨西哥学者、外交政策顾问瓜达卢佩·冈萨雷斯·查韦斯表示，人们需要思考，在21世纪第二个25年里，究竟希望看到一个怎样的美洲国家组织，“因为有时候我们说话的方式，好像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不过，她也承认，在其他一些方面共识较少，尤其是前任秘书长阿尔马格罗曾优先推动的那些议题。“其中之一是权利议题。现在有一些提案的方向，是要削弱此前已经取得的一些权利。还有一些尝试，是希望把议程集中到对本地区确实重要、但并非只有本地区才承受其影响的问题上，比如有组织犯罪及其相关暴力。”
冈萨雷斯·查韦斯还淡化了左翼与右翼政府之间的不和。按理说，这些分歧会削弱地区政策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但她认为，“如果看过去一年，达成的共识其实比此前一些时期更多”。她还说：“另一方面，我并不觉得有哪个国家在盘算‘我要退出’。相反，所有国家都希望推动自己的议程。”
在应对华盛顿压力的同时，拉姆丁似乎也因最近在巴拿马举行的大会而地位有所巩固。他在大会闭幕时表示：“多边主义的力量，始终取决于领导人捍卫和强化它的政治意愿。改革是必要的，但不是为了拆解这个体系，而是为了让它适应现实。”
不过，他并未具体说明，这些让组织适应新时代的调整究竟应当如何展开。这个诞生于80年前、带有鲜明20世纪印记的组织，至今仍在摸索，如何在一个对多边机构并不友好的21世纪中继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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