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RSPAS，ANU）、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等。作者授权发布。
当今我们每天耳闻目见的重大新闻，多数是关于新科技牵动的国际竞争、加剧冲突乃至引发战争的风险。就如6月12日《经济学人》周刊的重头文章所提问的，中国内地的科技部分支撑的新经济体量究竟有多大？为了参加在这个领域的内地工商界研讨会，我找到第一次冷战期间有关新技术国际竞争的中国官方资料，细细阅读下来感受颇深。本篇评论里我把上一场冷战期间科技竞争对红色中国的影响介绍一下，试图从中获得某些对透视当今新冷战的教训，这类教训愈来愈牵涉到目前和未来的香港。我阅读旧冷战中两大阵营之间科技竞争的资料，深感它们并没有失去启发价值。
1955年3月14日，毛泽东主持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并做修改。然而我们看不到那个年头北京的最高决策层对新兴科技有明显的关注，他们讨论的主要是农业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时代的内地所有人关心的是民以食为天。三年以后的195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筹备八届二中会议的《报告草稿》，鲜明地提出一个双重目标：“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85至686页）。毛亲自肯定了这对双重奋斗目标。假如没有马上发起大跃进运动，也许中国内地在1968年左右，就能够达到那个时期亚洲中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如果我们查看195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发展的统计资料，内地最糟糕的指标是在那以后的大跃进期间。那时期整个东亚经济圈的迅速腾飞，把中国内地抛到后面且愈来愈远。根本原因是在1958年至1963年期间，内地既没有贯彻技术革命的措施，也没有贯彻文化革命即推进民众公共教育的措施，没有花费足够的资源作普遍扫盲。技术革命和普及公民教育是1950年代以后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发动机。
一直到了 1963年春季，在苏联进行“去斯大林主义运动”的高潮中，比较客观地介绍来自西方的科技和经济发达信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冲击，中共高层里面的理性主义观点才有机会公开发声，但不久以后这类声音又被指摘为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而受到批判。这年的4月，陈伯达带领一个小组来到天津，为中共中央起草有关工业发展的决定作调研。此时的陈身兼数职，皆是关键的岗位。他是毛泽东的首席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在天津最强调的是发展电子工业，依据为他专门收集的英国工业革命的史料，陈宣称电子技术不亚于是工业革命的新一波。
陈特别希望看看刚进口的样品日本制半导体收音机，以获取关于最新电子技术的感性知识（陪同陈考察的天津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李中恒回忆录《八十述往》里记载了细节）。1964年8月2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的报告，陈报告建议，中国工业的技术革新除了应当实现机械化以外（这是当时的主导观念），还应当实现自动控制的电子化，在电子工业方面中国必须急起直追（《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二版，第8卷第381页）。
然而很快，这个话题就从最高层的关注视野里消退了。1964年12月2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发出严重警告：“北京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杨尚昆日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上册第476页）。作为毛的首席政治理论助手，陈伯达马上必须研究的头等问题是党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间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包括芯片在内的高科技制造设备和智慧财产权，是一个核心部分。我在内地参加了十几次小型讨论会，受到启发的一系列信息里面，有几条始终牢记着，因为它们把两场冷战中的科技竞争道理有机地串联起来。6月下旬特朗普当局又强化了对中国的技术限制。
第一条教训，几个东亚社会在高度关注电子技术包括半导体产业领域，起步的时间相差不大，基本上是从 1950年代尾开始的。我还没有找到系统的技术资料，说明为什么东亚社会在这个重大的新技术革命问题上，意识那么早？我推测是东亚社会送到西方留学的人数众多，英才云集。他们中间只要有一小部分获取最先进的知识，传回本土后就能够刺激一些人作技术尝试，进而在教育系统里作相应的课程安排。早年从英国回到本地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锟、香港科技大学第二任校长朱经武，都是这个大领域里的顶尖人才。这说明，东亚社会绝不可以缩减与西方高等教育和研究团体的往来管道，不能够头脑发热，自以为本土的大学已经是世界一流了。1950年代以后，其他的东亚经济体如日本、南韩、台湾，都继续保持着与西方高教和研究机构的频繁交流，所以不会脱离进步的势头。而中国内地却脱离了，从此步步落后。
第二条教训，中国内地对电子技术包括半导体产业的关注，是断断续续的。其起步的年代与日本差不多，都是在 1950年代中后期。然而内地1958至1963年的大跃进运动，1966至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加起来一共是16年。在这漫长的年代，内地科技人员很难全心全力作研究，更无法专心专注地教育下一代。我们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工农兵学员”，在文革的最后三年里（1973至1976年），也曾提出想学习新兴科技革命的课程，却被告知，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来讲课。老师们在乡下“五七干校”里每日割草养猪养鸡种田。
几年下来，退化到大学刚毕业的水平。我们就读的那所工业大学，是1978年之前由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主办的重点高校，电子技术是其首要目标之一。它本来的使命，就是进行高科技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内地搞两大运动的那16年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高教和科研机构，水平节节上升。所以，和平年代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行业最大的负面冲击，是席卷全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狂潮。它把专业机构和人员通通打趴在地，在很长时间里都恢复不过来。科技是科技，政治是政治，两边的分界线愈清楚愈利国利民，千万不要搅合在一起。
第三条教训，在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里，如果有若干新兴科技产业受到重视，根本原因是它们能够服务于富国强兵的目标，与民生的关系较少。这种决策看起来很聪明，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然而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视野看，却是目光又短浅又狭窄。任何一项新科技的出台、进步、意外的拓展，都有赖于它能够吸引多少消费/使用者和新投资？愈多，它们愈有未来发展的空间。以计算机为例，1960年代初苏联克格勃科技间谍，已经向苏共中央汇报信息，西方最发达的经济体，很快开始要在全社会层面推广计算机，原因是这样才能够提升工作效率，方便市场运营。可是苏共中央却拒绝在苏联也这么做，理由是电脑在民间的普及，将损害政府对信息的控制。我1980年代末在苏联阵营做调研，目击到计算机房是专人管控，即便是本单位成员使用，都要有领导的书面批准。我想使用被拒，因为是从外国来做调研的。
第四条教训，任何经济体的新兴科技产业，如果是关起门来自己做，也许能够做大，但很难做好。1978年中国新任领导人华国锋主持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电子技术包括半导体是其中一个重点。而当年在研究机构的年轻人却纳闷，咱们从何着手呢？很快是邓小平和负责科技政策的副总理方毅通过考察，找到一条捷径：与日本合作。于是我们最早买到的手提音响机是日中合资生产的品牌，我们观看“姿三四郎”连续剧的大荧幕电视机也是日中合资产品。目前台湾半导体产业领先全球，核心条件是它始终与全球最先进的研究网络、供应链和生产链绑定一体。
以上的历史教训并未过时。如果某个经济体不介入最先进的国际研究网络、供应链和生产链，它早先的优势将步步消退，最终沦落到只能以廉价制造和销售作为拿手好戏。这两年来，我观察美中、日中、欧中之间的技术竞争报道，最希望看到的是，明后天的香港，能够在连接内地与全球最先进的研究网络、供应链和生产链上，做到多少多久？香港目前关于发展规划的讨论，理应聚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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