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77级大学生是历史上很独特的一届，这些学生与文革前的学生不一样，也与文革以后的学生迥然不同。这两届学生在同一年入校，一年有两届学生入校是大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两届学生是在大学10年停止招生后，重新恢复高考，其应考人数之多，录取率之低，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一个班级里的同学年龄相差竟达到15岁之多，似乎是不同的两代人在一个教室上学。
77级是在准备条件很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决定废除推荐制恢复考试招生时，已经是在1977年的下半年，考试差不多就到了年底。这样77级学生入校就在1978年之初，78年中期还有一级学生入校，这样1978年有两级学生入校，1982年就有两届学生毕业了。
77年时，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8年，已经26岁了。我一直想有个到学校学习的机会，但一直没有等到。那时都是推荐上大学，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个去了大学，心里就不是个滋味。有的有家庭背景、干部子弟，有的善于经营、人事关系，找到了入学后门。而我这两者都没有。
77年下半年一声霹雳：国家改革高考制度，从77级起恢复招生考试。我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立即投入到考试准备中去了。我初中只读了两年半，高中没有读过，考大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不过那时我已经在兵团当了5、6年的团宣传干事，学习机会很多，几次参加省市的学习班，工作又是写新闻稿，我的文史、地理知识、写作能力都没有问题；但我是67届初中生，只读了两年不到，文革就停课闹革命，考数学是我的软肋，3个月的备考主要都是补数学。
我有一套出版社为知青编写的自学丛书，我重点补数学课。在3个月里，我几何、代数从初二补到高三，做了很多数学题，紧张的学习使我用脑过度，感觉心腾腾跳得很不正常，我还是坚持了下去。
几个月后，在团（场）部，我参加了一次模拟考试，模拟考试要淘汰一批低分考生。我由于没有经验模拟考试失手了，考的成绩很不理想，但还是进了分数线。不久后就到了正式考试，我沉着冷静经过了政治、史地、语文、数学四门课的考试，考后我觉得自己考得比上一次模拟考好多了，肯定可以进大学了，就是不知道自己能够进什么大学。后来我知道4门课考了332分，每门课在80分以上。
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地理系，开始没有复旦新闻系的报考名额，后来才来了复旦的这个名额，在黑龙江只招一人，要求是上海知青。我毫不犹豫第一志愿改报了复旦。
1978年的春节，我回上海探亲，在上海收到团部转寄来复旦的录取通知书，我欣喜若狂，人生几大喜事都让我碰上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写到人生有三大喜事：“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我没有三大喜事都赶上，赶上了“金榜题名时、他乡返故乡”两大喜事。我考上大学有了学习机会，考上的是复旦这样的名校，还从农村返城了……那时知青的说法是“幸福的雨点落到了我的身上”。
“春风得意马蹄疾”。我很快回兵团办了户口、粮油手续、入学等手续，前来复旦入学。1978年春节过后，77级学生就陆续入校了。我班同学有50多人，来自全国各省市，上海与上海之外的学生大约各有20多人。我们度过了文革艰难时世，仿佛从冻化的江河湖海中苏醒过来，沉寂多年的大学校园终于有了勃勃生机，使人感到国家有了新的活力，人生有了新的前途。
77级大学生有的几天前还在工厂当工人，放下手头的工具，洗净了手上的油腻，就进了学校课堂；有的昨天还在农田耕耘、种庄稼，多年当农民他们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洗去脚上的淤泥，就奔学校来了；有的是在部队当兵，录取通知书还是在老山、则阴山前线坑道里收到的……我们是历史上年龄最大、社会经历最丰富的一届学生。
那时，大学师资缺乏，不少教师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基层，学校还要把这些教师调回来，要做很多人事协调工作，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专业课都立即恢复起来。由于77级改革高考匆忙上马，全国各大学准备工作都不足，普遍师资不足，来不及编写教材，学校课程设置遇到很大困难。
不少课的教材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如今拨乱反正新的理论、教材怎么编写，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说起来可怜，我们77级学生4年里没有发给过一本正式出版的教材书，80年代了用的教材还都是用黄黄的毛边纸油印的，这就是文革对文化的摧残。
尤其新闻专业长期有“新闻无学”的说法，新闻受政治的影响太大，新闻与政治利益攸关，新闻被权力紧紧控制，就没有新闻的独立地位，不能把新闻当作有独立特征、规律的专业对象来理论研究、实践分析，仅仅把它作为政治工具，要求新闻服务于政治，听命于政治要求。这样新闻就没有自己可以独立研究的范畴，成为政治的附庸。
我们复旦新闻系有一个王中教授，他的新闻理论对新闻界影响很大，被称为“新闻界的硬骨头”。他认为新闻是政治舆论宣传工具，同时新闻业的报纸、刊物、广播等，也是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商品。读者出钱买报纸、刊物等是为了了解时事，增加知识。他觉得西方新闻界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说法，虽然是一种形象的夸张比喻，但反映了新闻要新、有闻的价值。当时主流观点认为新闻是阶级斗争、党派斗争的工具，不承认新闻有商品的功能，要为读者服务，发表他们喜闻乐见的新闻。王教授的观点不被认可，在教育、新闻界很吃不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中，王教授的“人咬狗”观点受到批判。
一次在北京召开的教育、新闻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上海某大学有一个教授宣称新闻是商品，鼓吹“人咬狗才是新闻”，怎么反右还没有反倒他？于是复旦大学马上撤了王教授的主任职务，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还被剥夺了讲课的资格，在新闻系当了20多年默默无闻的图书管理员。
复旦作为全国的名校，有很多优秀教师，他们的讲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王中、李龙牧教授的新闻理论课，张四维教授的古汉语课，林帆、林之果老师的语法、修辞、逻辑课，杨烈教授的外国文学史课，陈韵昭老师的传播学课，张思禄老师的写作课等，都使我们提高了对新闻、传播、写作、采访等专业的认识。
历史给了我们良机，正逢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讨论实践与真理，校园里耸动着新思想的活力，荡涤着几十年的旧思想的污泥浊水，新思想、新事物层出不穷。77届大学生有多年社会实践，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可以说他们在大学不仅仅是读书，还一入学就开始边读书、边实践、边出成果。
思想解放带来了新事物。校园里出现了在校领导支持下，办起了大学生刊物，发表的学生理论文章有论点、有实践，对改革开放理论根据作了深刻的探索。后来大学生刊物被上面批评，只出了两期就不得不停刊了；新闻系的学生参与了办学校校报、学校广播站的新闻采访；文艺创作作品写成大字报，贴到了校园的墙上，天天都有新作问世，引来无数学生驻足观看，人头攒动；校外工人业余作者曹冠龙把几篇短篇小说连续在学校墙报上发表。
77级学生大多经过了多次历史运动，他们有很强的思想路线、政治观念、改革意识，对清除文革流毒以及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很重视，不仅密切关注着批判极左思想、肃清“四人帮”流毒，还积极投入社会改革活动中去。
那时针对文革的反民主，强调要发展各项工作中民主建设，选举人民代表要有演说、投票、差额。复旦学生也参与了地方竞选人民代表，学生自愿报名，候选人在校内发表演说，用舆论拉票，一时校内政治气氛鼎沸，到处可以听到候选师生的演说声音，拉票活动。竞选结果，我班一位同学竞选上了上海宝山区人大代表。
我们77级学生一面读书、一面出成果。文艺创作最轰动一时的是中文系卢新华同学写出了短篇小说《伤痕》，记叙了文革中一位女青年被左倾思想困扰，同家庭脱离关系，直到文革结束她才与父母才融化了冷漠的关系，但长期的隔阂使他们情感损失惨重，无法挽回、修复，留下永恒的伤痕。作品在文汇报发表后，在全国文坛轰动一时，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时出现的文革反思作品都被称为“伤痕文学”。中文系颜海平创作的剧本《秦王李世民》在舞台演出成功。
我们新闻系学生文史知识不强于中文、历史系同学，但政治嗅觉敏锐，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观念和批判极左思想上提出了不少新观念。班里的一位同学打破陈腐思想观念，在党和人民的关系上提出与长期极左思想迥然不同的新观念，引起了人民日报一位总编辑的重视。我用自己在兵团的实践事例，参与人民日报关于改革干部制度的讨论，写出的“必须重视干部制度改革”的讨论稿，被人民日报刊登出来。
我在文学创作上小试牛刀，写作了短篇小说“台鸽”处女作，被“上海文学”采用，以后我又写了一批短篇小说和散文，在“北疆文学”、“少年文艺”、“报告文学”、“北大荒人”等刊物上发表，都是以下乡知青为题材的。
有一年暑假，“上海文学”编辑部邀请我参加了一期半个月的创作学习班，地点是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会上茹志鹃、赵自、王寿华、彭新琪等老作家给我们讲课，传授创作经验，会上要求每人带几篇作品大家讨论，老作家亲自阅读我们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
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有程乃姗、陈村 、曹冠龙、倪惠玲、薛海翔等人。程乃姗是上海惠民中学英语教师，家庭生活条件优渥，住洋房、学钢琴，社会交际很广，她家常常开party，邀请上海名流跳舞。她的作品文字简洁流畅，感情纷纭浩瀚，后来写出了《蓝屋》中篇小说，发表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产生了较大影响。程乃姗在香港出生，后来移民香港，去了以后不习惯香港生活，没多久就又回了上海。后来她在上海患癌症去世，年仅50多岁。陈村后来文学创作成就不少，在上海也是有名的青年作家。我自己由于工作原因把主要精力放在新闻上，以后很少写作文学作品。
新闻系同学与其他系不同，实践的机会比较多。我们4年中有两次到新闻单位报社、电台实习，每次大约3个月。我第一次去的是《南昌晚报》，一起实习的有6人：詹国枢、许明、倪桦、汪洪洋、时云福和我。那是一个冬天，江西南昌似乎比上海还冷，我们住在报社印刷厂大楼上面，除了每人一张床、被褥外就没有其它生活用具了。江西机关、居民家里冬天都是烧炭或煤取暖的，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半夜常常把我们冻醒。
《南昌晚报》是全国第一家恢复晚报的，文革时全国的晚报都关门停刊了，说晚报没有政治内容，宣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其实读者喜欢看晚报胜过日报。报社让我们到街头去卖首期新晚报，我们大学生第一次当了“卖报的小行家”。市民看到我们胸前戴着校徽，都说大学生来南昌卖报了，很快手上的报纸就所剩无几了。我们看到市民很喜爱看晚报，不由感到记者还是当得有份量。
报社给我们每人分了一个行业，由老记者带我们采访，指导我们写稿。我在经济组采访，带我的老记者汪木星，40多岁，胖胖的，对我们评价很高。他说：“你们是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了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大有前途呕！”汪老师在南昌当了很多年记者，方方面面的关系很熟，我跟他不管到工厂还是机关都有他熟悉的人，这样采访就容易进行了。
汪老师对我说：记者要同基层人交朋友，这样才能摸到新闻线索，否则就是耳不聪、目不明，得不到新闻来源。记者朋友多了，人家才会跟你说真话。在他的指点下，我写的经济消息在晚报刊登出来，实习开始有了成果，就没有压力报道越写越顺。
我第二次实习是在《文汇报》，分到了政文部。带我的老师是女记者王宝娣，她年纪不大，但已经当了20多年记者。我常常跟她外出乘公交车采访。她说上海的小偷很多，在公交车上不要把包夹在身上，把包提在手上垂到靠脚部位，小偷没法蹲下来偷。王老师以采访的细小实际经验，使我在上海跑了三个月的采访，没有一次被小偷偷了东西。
王老师说，你们这届学生年纪大，社会经验多，要敢于采访，勇于写大题材新闻。一次“七•一”，徐汇区评选出了四中的优秀教师，是一位四中的校长。王老师对我很放手，要我单枪匹马采访、写作这个稿子。徐汇区四中在郊区闵行，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天，一大早我就要去挤公交车。我记得那个优秀教师、四中的校长名叫马奇豹，我在学校开了一个座谈会，请老师、学生谈马校长的事迹，随后我又采访了马校长本人。
开始我写了一篇报道马校长的新闻，王老师看后觉得人物事迹还不够，她要我再次去闵行四中挖更多的素材，我明白这是老师对我的严格要求。我没有任何意见，就又一次去了闵行四中采访。这样我挖到了马校长更多的事迹，重新写了一稿。王老师看后觉得比第一稿好多了，就签发了稿子。那年“七 •一”，我写的优秀教师、共产党员马奇豹的报道在《文汇报》头版头条发表。
不曾想过了很多年，我已经在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当记者，一天，机关党支部书记来找我，说是《文汇报》发来外调信，要求我向他们提供当年采访马奇豹的情况：是谁让我采访他的，又是谁叫我发表文章的。笑话！马奇豹是徐汇区评选的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发表他的新闻理所当然，如果有问题也应该去徐汇区组织、教育部门，由这两个部门解决，找记者是找错了门。
起初我拒绝写外调信，支部书记说《文汇报》来信有党组织的介绍信来，代表组织，还是要给他们写一份情况说明。我这才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此事的前因后果。此事摆明了报社内部的人事关系，牵一身而动全局，报纸发表一个人的事迹，引起单位人事关系的变换。
过了十多年后，我在珠海记者站当站长，一次遇到教育部组织的教师参观团，我认出了其间有王宝娣老师。我前去与她相认，说我曾经在文汇报实习，她是带我采访的老师。谁知她诧异地摇摇头，说不认识我。我很是尴尬，感叹“岁月是把杀猪刀 ”，使我的相貌大变样。
从在校的第三学期开始，我们准备写毕业论文。我选择的主题是研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新闻实践，我收集了很多关于斯诺生平材料，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研究他的作品与实践对世界、中国革命、新闻界产生的影响。我以“从斯诺的新闻实践看记者的特质、品格、素养”为论文主题。毕业论文只要求5000字，结果我超过10000多字。
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是周胜林，他看了我的论文后对我说：“你的论文没有什么好改的，就这样可以了。”我的新闻论文一字没改通过了。10多年后，我的这篇论文参加新华社新闻论文征集活动，结果也一字没改在社内新闻理论刊物发表，还被评为二等奖。
我对斯诺这个国际名记者始终很有研究兴趣。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文化熏陶的记者，他显然不赞成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实践，却冒着生命危险在世界上第一个去延安，采访了解毛与他的追随者的革命经历。为什么他会对中国红色革命如此感兴趣，以至于他回美国后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不得不移居瑞士。
斯诺写出了《西行漫记》（中国出版书名《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在世界上第一个介绍中国红军与毛泽东以及他的战友的红色革命。斯诺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采访延安的。斯诺自己说：起初他在美国听说了西方有人到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远东发了大财，如美国人瘸子沙逊在上海发了大财，建起了沙逊大厦，是上海著名的地标。他也想到中国来寻找发大财的机会。斯诺没有发大财，却干了一件影响世界的大事。那时校内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没有弄清他的思想为什么转变，以及什么时候转变的。
毕业离开学校过了很多年后，我看到一部描写国内大革命时代的电视剧，其中描写：共产国际想联络社会名流采访毛泽东和延安，使世人知道中国的红色革命，扩大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影响。第三国际与宋庆龄联系后，要她在中国找一个合适的人去延安采访，同时给了她一笔采访费用和稿费。宋庆龄就找了斯诺，斯诺答应了就这样去了延安。
斯诺的书以及他写的一系列新闻报道、文章，使世人知道中国有一个延安、有一个毛泽东的红色革命，对提高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斯诺与毛泽东成了几十年的朋友。后来斯诺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移居去了瑞士，在他生病时毛泽东派出医疗队到瑞士为他诊治疾病，在他去世后又为他办理丧事。斯诺为中国革命贡献了力量，中国也对斯诺作出了回报。
四年大学时光荏苒，很快就到了毕业分配阶段。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这关系到自己的命运、前途。新闻系77级20多个上海同学，“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人都有一个名额留在上海，有报社、广播电台、宣传部、社科院等，不用学校老师动员上海学生去外地，分配工作很好做。
此时阴差阳错，我却向老师提出了要求回黑龙江。这使大家很诧异，我自己也是无可奈何作出的决定。在下乡8年里，我年年都盼着有机会回上海。现在我有了机会却放弃了，就因为我在到复旦上学前，在兵团处了一个朋友。我与她实际在一起见面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她下乡来我团，后来因故调到另一个团，与我团有几百里路，见一次面很不容易。
高考的消息来了，我全力以赴投入到复习备考。女朋友小王估计她考不上，就没有报名。由于我考试很顺利，估计自己八九不离十考上了。果然我考上了复旦，这样我就有如何处理女朋友关系的问题。按理我与她只相处了几个月，感情不会很深，就是分别前山誓海盟，天长日久也会感情淡薄。
在小王问我以后怎么办时，我心中无数地回答“还是处下去吧”。
我回上海后，妈妈几次说：“好不容易回上海了，就不要出去了。”刚开始我还没有想好此事，很执拗地嫌妈妈啰嗦了，没有回答她。四年里，我们俩人鱼书来往，差不多几天就来回一次信；四年里也只见了一次面，我在一个暑假里去了一次哈尔滨。我在哈尔滨待了一个月，回上海时我坐的火车，当火车开动起来的时候，我们俩人哭得很伤心，眼泪在脸上哗哗流淌，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邻座一位阿姨问我们为什么如此伤心，我才把原由告诉了她。
我们77级学生年龄大，不少人结婚生子了，学生中出现“换妻风”。有学生把原来农村、下乡时的“小芳”离婚了，另找了结婚对象。这也很难怪，环境变了，人的欲望、需求都会变。在农村、下乡时找的老婆门不当、户不对了，文化知识跟不上了，人的容貌、爱好、性格、生活习惯都差得太多了，不由得会使人移情别恋，这也情有可原，无可指摘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小王却心里老是放不下她，情绪常常陷于苦恼之中，一想到分手就会涌上不可名状的感觉，心里虚空虚空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四年里小王常常陷于苦恼之中，她觉得我对她三心二意，我如果留上海就不会要她了，如果我分配到外地才可能要她。我也无法说服她，让她相信我。
我对自己的人生际遇无法解释时，常常往宗教的缘份、前生、来世上靠，思忖可能我前世欠了她，这一世注定要回报她。人与人之间溟溟中有定数，受不可见的神力制约。现在有科学家用量子纠缠，来解释这样的现象。
那时，77级大学生在校园、社会上属于天之骄子，引人瞩目。我自己就遇到俩次有复旦师生主动向我表白心迹，要同我交朋友。我如实告诉她们：我在黑龙江有朋友了，毕业会回黑龙江。她们说太可惜了，没有想到你还要回黑龙江。
我们在复旦的后几年，王中教授恢复了新闻系主任的职务，给我们讲新闻理论课。在我们毕业前夕，王中教授来给我们讲“最后一课”。法国作家都德有“最后一课”的短篇小说，叙写法国一位教师在二战法国被德军占领前夕，给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课，告诫学生亡国不忘爱国，末了在黑板上写下“法国万岁”。
王中教授在最后一课中，感慨万分、语重心长地我们说：“我希望你们中出一个布鲁诺，不要出100个姚文元。”王中教授浓缩了几十年的新闻生涯，对我们说出这样的肺腑之言，告诫我们要做敢于坚持真理的布鲁诺，不要做姚文元这样的政治流氓、文痞、风派。这是王中教授对我们77级的殷切希望。
82年春节，我们在上海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在家里摆了几桌酒席，就去了哈尔滨。我们在上海乘船到大连，在大连再乘火车到哈尔滨。四年大学生活结束了，新的记者职业生涯在召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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