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丑的那个

1989年夏天，纺织厂的车间像个巨大的蒸笼，棉絮在闷热的空气里飘浮，粘在人的皮肤上痒痒的。我背着工具包穿过织布机轰隆隆的阵列，汗珠顺着安全帽带子往下淌。彩霞隔着一排机器冲我喊：“小李，下午看电影去不去？”她的声音尖细，盖过了机器的轰鸣，旁边几个女工跟着起哄，笑声像碎玻璃一样洒在噪音里。

彩霞是我们厂公认的厂花，一双杏眼会说话，辫子又黑又长。她追我追得明目张胆，隔三差五往我电工房里送冰棍，有时是绿豆的，有时是赤豆的，包装纸都湿透了，贴着凉丝丝的水珠。“拿着吧，”她眼睛弯弯的，“看你热得跟狗似的。”车间里的单身汉们嫉妒得眼睛发红，说我一个临时工电工，修个机器还要戴眼镜的书呆子，凭什么。

还有张玉兰，食堂的打饭阿姨，比我大三岁。她从不说话，只是在我饭盒里多打一勺红烧肉，或者把最大的狮子头悄悄扣在我碗底。有回我加班修断路器修到半夜，饿得前胸贴后背，走出车间看见她蹲在门口，怀里抱着个搪瓷缸。“萝卜炖排骨，”她站起来，膝盖咔哒响了一声，“还热的。”月光照着她圆润的脸，额头上有细细的汗，像刚出笼的馒头冒着热气。我接过缸子时碰到她的手，粗糙得剌人——常年洗菜淘米的手。

可最后我选了周素梅。厂里人都觉得我脑子有病，因为素梅是三个里头最不起眼的一个。她个子矮，皮肤黑，脸上还有几颗雀斑，成天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在车间里统计产量，低头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像只灰扑扑的麻雀。

其实素梅第一次引起我注意，是在更衣室里。那天我修线路修到他们女工更衣室，推门进去正撞上她在换衣服。我“啊”一声转身，脸红到脖子根。背后悉悉索索一阵，然后听见她平静的声音：“转过来吧，好了。”我转过头，她穿着工装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个铁皮盒子。“你胃不好，老吃冰棍不行，”她把盒子递过来，“自己腌的姜，早上含一片。”盒子温热的，贴着她身体的温度。我打开一条缝，酸甜的姜味冲出来，呛得我鼻子发酸。

后来我留心观察她。每天中午她都在角落里吃自己带的饭，菜很简单，但摆得整整齐齐，筷子搁在饭盒上，像尺子量过。有回我故意坐过去，她抬头看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把自己的菜往我这边推了推——一筷子雪里蕻炒肉丝。我夹了一口，咸淡正好，肉丝切得细细的，像她的心思。

真正让我做决定的，是七月里那场大雨。那天我爬到厂房屋顶修避雷针，突然乌云压顶，豆大的雨点砸下来。屋顶又滑又陡，我脚下一滑，整个人顺着瓦片往下溜。千钧一发时，一只手死死拽住了我的裤腰带——是素梅。她不知什么时候跟了上来，趴在屋顶上，指甲抠进瓦缝里，指节都白了。“别动，”她咬着牙，雨水顺着她刘海往下淌，“我抓着你呢。”后来工友们把我们拉下去，她右手食指的指甲整个翻了起来，血混着雨水滴在水泥地上，她愣是一声没吭。

那天晚上我去医务室看她，她正坐在床边，左手笨拙地削苹果。见我进来，她把苹果递过来，笑了笑：“你不该选我。”窗外雨还下着，屋里只有一盏白炽灯，光从她侧面打过来，我看见她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像被生活折过的纸。“我长得不好看，”她说，“也没什么本事。”我接过苹果，咬了一口，很甜。“可你指甲翻了都不喊疼，”我说，“屋顶上你比我稳。”

后来我跟素梅结了婚。彩霞调到了市里的百货大楼，张玉兰也嫁了个厨子。只有素梅还留在厂里，每天统计产量，下班给我做饭。她的手粗糙了，脸上的雀斑淡了些，眼角皱纹多了。九二年厂子倒闭，我失业那阵子整天喝酒，她一句话不说，每天早起去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子，回来仔细洗干净，变着花样做给我吃。最困难的时候她怀了孕，挺着大肚子去给人缝补衣服，一枚针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像她这个人，不声不响，却把所有的线都缝得牢牢的。

现在我们都老了。去年搬新家，我收拾旧物，翻出那个铁皮盒子，里面还残留着一点姜的香气。素梅在厨房里喊我吃饭，声音还是那么平淡。我走过去，看见她正往桌上摆碗筷——两双，筷子头冲着一个方向，像三十年前一样整齐。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我忽然觉得，她一直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

有些选择，不是用眼睛做的。